北**京**皇**城。
依然寒冷。
1862年3月（同治元年二月），经过两年的筹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挂牌成立，简称“总**理**衙门”，进行全职能的操作。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地位高于刑部、礼部、吏部、兵部、户部、工部等六部，专门办理同外国交涉的机构，最初管外交、通商、海关、海防、订购军火，主办同文馆和派遣留学生等项事务，并官辖三口通商大臣，管理天津、牛庄、登州等口岸的通商、交涉事务。
总**理**衙门由王公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并仿军机处体例，设大臣、章京两级职官。由亲王一人总领，其余称大臣、大臣上行走、大臣学习上行走等；另设总办章京、帮办章京、章京若干人。大臣有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行走、总**理**大臣上学习行走、办事大臣。初设时，奕、桂良、文祥3人为大臣，此后人数略有增加，从7～8人至10多人不等，其中奕因是亲王，又是与慈禧太后关系密切，任职时间长达28年之久。大臣下设总办章京（满汉各两人）、帮办章京（满汉各一人）、章京（满汉各10人）、额外章京（满汉各8人）。
官员分总**理**、章京两级：
总**理**大臣由一位亲王总领，即为首席大臣，首席大臣只两任，分别是恭亲王爱新觉罗·奕（任职28年）和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任职12年），其他大臣则由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中指派委任，统称“总署大臣”。建立初咸丰帝派恭亲王爱新觉罗·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充任总理大臣，以后大臣人数略有增加，经常为7～8人，多时10多人；
章京分为4级，从内阁、部院、军机处的司员中挑选，最初满汉各8人，以后人数逐渐增加。
总**理**衙门首任事务大臣均为清朝贵族，坐第一把交椅的是恭亲王奕，且与外国侵**略**者关系密切。最初1860年1月20日一定下成立总**理**衙门，慈禧太后正式委任英国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1863年李泰国离任回国，由英国人赫德继任达48年。这些都使总**理**衙门实际成为外国侵**略**者控制清政府的总枢纽，其设立是清政府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标志。
其旧址位于北京市东堂子胡同49号，原为清大学士赛尚阿的宅邸，于设立的同年改建。总**理**衙门的东半部为中国最早的外语教学机构京师同文馆（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前身），西半部为各部院大臣与各国使节进行外交活动的场所。1901年清政府实施宪政改革，改总**理**衙门为外交部。
总**理**衙门最初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扩大管理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权力越来越大，举凡外交及与外国有关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无不归该衙门管辖，成为清政府的重要决**策**机**构。
总**理**衙门直属机构有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海防五股，另有司务厅、清档房、电报处等机构，下属机构有同文馆、海关总税务司署，还管辖南、北洋通商大臣，选派出国公使等，也有自己的银库。
英国股主办与英国、奥地利两国交涉事务，兼办各口通商及各关税事务等事；
法国股主办与法国、荷兰、西班牙、巴西四国交涉事务，兼办管理保护教民及招用华工等事；
俄国股主办与俄国、日本两国交涉事务，兼办陆路通商、边防疆界、外交礼仪、本衙门官员的考试任免、经费开支等事；
美国股主办与美国、德国、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交涉事务，兼管海防设埔，保护华工等事；
海防股主办南北洋海防，包括长江水师、北洋海军、沿海炮台、船厂以及购置轮船、枪械、制造机器和置办电线、铁路、矿务等事。中日甲午战争后改名日本股。
主要下属机构：总**理**衙门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最初南北洋大臣为专职，由买办化的官僚薛焕、崇厚任职，后分别由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但是，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与总**理**衙门在业务上的关系是平行的，只是在遇到疑难问题时，可与总**理**衙门咨商，由总**理**衙门备顾问和代奏朝廷。
最初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时，又在其下设：
北洋通商大臣，来源于三口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管理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三口与外通商事务，由满洲镶黄旗人完颜氏崇厚担任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管理北方直隶（约今河北）、山东、奉天三省对外通商、交涉事务，兼办海防和其他洋务，仍驻天津。
南洋通商大臣，来源于五口通商大臣，（道光二十四年，即1844年设立，曾驻广州、上海，管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对外通商、交涉事务），1861年也列于总**理**衙门之下，并逐渐扩大职权，增管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各口岸，兼办海防和其他洋务，实际成为南洋通商大臣，驻上海，后移南京。1866年，改五口通商大臣为南洋通商大臣，简称南洋大臣，管理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通商，交涉事务，因外交、海防、关税及管办军事工业等项事务。
北京皇城大殿，群臣济济，鲜亮统一的官服，虽然帽子上有分别，官服上的刺绣图案有分别，乍一看，差不多，相当整齐。
今天是就是否学洋人技术，进行改革，所谓的洋务活动，展开辩论：
“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大学士（正一品）倭仁振振有词地说。
“洋人不远万里，扛枪拖炮，漂洋过海，把我们的土地占了，白银都抢走了，把我们的同胞都杀了，姐妹奸淫了，你还在这跟他讲尚礼义，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之乎也者，尽是扯淡的话。”恭亲王奕怒斥大学士倭仁说。
慈禧太后说：“这还用争论吗？挨打了这么多年，还不明白？不学学洋人的先进的东西，那能成吗。”
恭亲王奕总揽了内政、外交等事务大权，面对如何解决内忧外患的问题，清政府也形成了了洋务派和顽固派，进行了明争暗斗：
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为伐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总督）、李鸿章（总督、军机大臣）、左宗棠（总督）、张之洞（总督）、崇厚（贵族，完颜氏，内务府镶黄旗人，河督麟庆子，直隶总督、奉天将军）、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江西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丁宝桢（四川总督）、陈宝箴（湖南巡抚）等，他们在跟外国侵略者和镇**压**起**义军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列强船坚炮利，技术精良，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维护清朝统治；
顽固派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他们因循守旧，盲目排外，主张原封不动地维清朝统治。
洋务派、顽固派，互相攻击，在朝堂上、朝堂下，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以夷变夏”，要毁弃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伦理道德。洋务派说倭仁“陈义甚高，持论甚正”。
慈禧太后认为，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护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的洋务派，他们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和支持了，暂时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曾国藩上奏章说：“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互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深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捻（发，不修发辫的太平军；捻，捻军），可以勤远略（解决来自远方外国人的侵略）”。
“洋务这个东西，还是要搞的，可以先试试，逐步推广。”慈禧太后发话道。
各条官道上，马蹄声急，中国谈论洋务的书信，全国满天飞，各位大臣，或多或少的，几乎都参加了这一舆论、实行运动。
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的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是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方面。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根据在此之前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姚莹、徐继畲的思想理论、技术理论，掀起了一场名为“师夷长技以自强”洋务运动。
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介绍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国家情况的书籍，大量的翻印，外国技术书也大量翻译出来。《康輶纪行》是姚莹两次由蜀入藏及从不同地区进入西藏的道里行程；记述了沿途蕃民的衣食住行及丧葬、节日习俗等风土人情；并对僧侣服饰、哈达之制、蕃人礼佛与诵经方式等予以了生动详细的叙述；记载了清朝对藏区实施的民族政策及管辖措施，有关藏医药、罂粟花的种植、贩烟通道、茶制作与包装、青稞酒的酿造等资料尤为珍贵。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打着“自强”为旗号，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比较有名的是曾国藩创办在安庆城内的军械所，李鸿章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开办的福州船政局，满洲贵族崇厚（满洲镶黄旗人，完颜氏， 1849年中举人，1861年初，也就是农历1860年底，任三口通商大臣，署直隶总督）经营天津机器制造局。
李鸿章主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成立于1865年，起初厂址在上海虹口，后来迁到上海市南高昌庙。江南制造总局有2千多工人，设备齐全，分工细致。总局下设有机器、木工、铸造、熟铁、枪炮、火药、子弹、炮弹、水雷、炼钢等分局，并设有翻译馆、机械学堂、操炮学堂等新式军事技术学校。1892年，江南制造总局用自炼钢材仿制的毛瑟枪，赶上了德国新毛瑟枪的水平，是相当不错的，还成功仿制欧洲新式火炮。 1895年，制造的无烟火药达到世界水平。但是，江南制造总局是官办的，经费由清政府调拨，产品由清政府分配给军队使用。因此它的生产不计算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缺乏发展的动力。江南制造总局的管理机构是封建衙门式的，大权操纵在封**建**官**僚手里。他们用管理军队的办法约束工人，压迫工人，挫伤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又不重视工艺技术的改进，也影响了产品质量。如生产的炮弹铜箍不合格，战时需用锉刀加工后才能填装，大大的减慢了发射速度，使北洋海军在战斗中深受其害。
1881年，中国科技人员研制硝化棉无烟火药已取得了一定成效，而当时西欧各国还处于研制阶段。1894年，江南制造总局建成无烟火药厂，次年投产，年产6万多磅无烟火药，那时，就无烟火药而言，无论是英国、美国、法国，都没有能力大量生产，使中国火药生产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
左宗棠开办的福州船政局起初聘请洋匠，但洋匠受雇期间，挟枝居奇，唯利是图。恭亲王奕批评洋匠唯利是图说：
“洋匠与中国订立合同，订明若干年造船若干号，因恐成船太速，不能久留以食薪饷，往往派华匠造一器，有先期而成者必以为不中程式弃之，华匠相率缓延遂成锢习”。
1874年，福州船政局辞退全部洋匠。后来，遇到新工艺时，也只是暂时雇用少数洋匠。1888年由中国工匠独立制成的铁甲舰“平远”号，“平远”号双机铁甲舰，2400马力、排水量2100吨、航速14海里、配炮12门，鱼雷发射管4枚；初名“龙威”号，编人北洋舰队后改称“平远”，性能不亚于北洋舰队从外国购买的“远”字号战舰。甲午海战中，“平远”号一炮击中日军旗舰“松岛”号水雷室，震惊敌舰。
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见近代军事工业都掌握在汉族官僚手中，害怕造成“外重内轻”的局面， 1867年决定由直隶总督、满族官僚崇厚，筹办天津机器制造局，崇厚不懂洋务，委托英国人密妥士（英国驻天津领事）总管，筹备了三四年，耗资不少，但进展不大。后来，李鸿章接管天津机器制造局，派沈保靖为总办。密妥士气焰十分嚣张，对沈保靖百般习难，处处加以掣肘，使得他难以开展工作。李鸿章在致曾国藩的信中说：
“沈品莲（沈保靖）接办天津机器局后，始为密酋（指密妥士）牵掣，继遭洪水横流，工程制造，心力交瘁。”
沈保靖也不含糊，同密妥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871年秋，李鸿章借口密妥士对于机器也不精通，而且“患病”为理由，辞退密妥士，进行整顿。到80年代初，天津机器制造局成为北方的“洋务”中心。
当时中国制造业，大多是聘请洋匠主持工作，这些洋匠基本都是和密妥士一副德性，全是欺负中国人不懂技术，虽然他们也不是十分精通。
金陵机器局请的洋匠是马格里，英国人，后加入中国籍，字清臣，以示对清廷之忠贞。马格里生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咸丰八年（1858年）随英国侵略军来华，任第99联队军医。在英军服役期间，他与当时的英国军官戈登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友谊。马格里初为常胜军头领白齐文的秘书，仅两月。同治二年（1863年）加入淮军，任张遇春统领的春字营炮队教习，并率队随李鸿章在上海、昆山、苏州等地同太平军作战，深得李鸿章信任。
十月，苏州发生杀降事件，即李鸿章诱杀了太平军8个王、将军，其中有纳王鹄永宽（亦名云官），随淮军围攻苏州的常胜军头领戈登，以为李鸿章诱杀降将为不仁之举，且杀戮过重，为此与李鸿章一度势成水火。时马格里已娶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苏州献城主谋）侄女为妻，戈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为马格里打抱不平。后李鸿章请潘曾玮找马格里出面调解，劝说戈登，杀降事件才得以了结。
李鸿章亲眼目睹了西式战法和洋枪炮的威力，便酝酿了创办自己的兵工厂，生产新式武器，再加上聘请外国教官，使淮军战斗力大大提高。精明的马格里看透了时局，一心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想方设法加入淮军，当上了外籍“教习”（教官），得以接近李鸿章。马格里的笔记中写道：
“我在被批准脱离英军后，便投效了李鸿章。第一件事就是向他指出，当时他购买外国军火所付的价格过高，买一颗从英国炮船上偷来的普通的12磅炮弹要费30两银子，买一粒最坏的铜帽也要16两银子，即6英镑。我告诉他，欧洲国都开办大工厂制造军火。中国若要为本身利益着想，也应该建立这样的制造厂。”
这番话打动了李鸿章，于是马格里毛遂自荐，带领工匠以手工方式进行试制。他以土法上马，用粘土制造一个熔化炉，使用简陋的工具和设备，东拼西凑，造出了一些炮弹、药引、炮门纸管自来火。恰逢一位英国军官士迪佛立前来拜访李鸿章。李鸿章于是请他过目鉴定这些样品，在得到士迪佛立的好评之后，又经过试用，证明质量尚可。1862年，李鸿章授权马格里雇用50名工人，在淞江县的一个庙宇里筹建上海洋炮局，于1863年4月建成。
马格里在加入淮军后，马格里初为淮军枪炮教练，后改为督造炮弹、主持新式的近代兵工厂的生产，跟随李鸿章十余年，深为李鸿章倚重。
草创的上海洋炮的设备十分简陋，除到上海向外商购买一些，还募外国工匠“由香港购办造炮器具”。
1863年底，李鸿章移淮军攻克苏州，上海洋炮局也迁至苏州原太平天国纳王府，改称苏州洋炮局。此事发生的“阿思本舰队事件”为洋炮局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该舰队舰只系清政府委托总税务司李泰国（英国人）向英国人购买本想以此为基础创立中国海军。但李泰国与舰队司令阿思本签订了由英方独揽舰队全权的协定。清政府无法接受这一完全受制于人的条件，只好忍痛将已来华的舰队遣回英国，并革退李泰国总税务司之职。清政府为此白白花费106、7万两银而一无所获。当时该舰队有一套制造、维修军火的机器设备，包括蒸汽锅炉、化铁炉、铁水包和各种机床等，号称“水上兵工厂”马格里于1864年1月怂恿李鸿章买下这套设备，以扩充洋炮局的家当。
马格里在工厂里安装投产这套设备后，该厂成为江苏省、也是中国第一个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并具有机械化生产能力的企业，每周能生产2000发左右的枪炮弹及其它一些军火，产品的成本也大为降低，大小不等的炮弹约需1至3银元，比起购买外国投机商的每发12镑炮弹须费30两银子，简直是天壤之别。为此，李鸿章两次奏请清廷旨准，先后援予马格里三品顶戴、加“道员”虚衔。
李鸿章十分器重马格里，经常垂询，除了商谈军务，还与他谈及西方科技发明、中外关系等，有时还请他出面协调李与其他外国人之间的矛盾。李鸿章的知遇和清廷的厚赏，使马格里中国得到发展。马格里娶了太平军叛将、原太平天国“纳王”郜云官的女儿为妻，生有三子一女。他的子女后回到英国成家立业，马格里的长子还起了一个寓意子承父业的名字“马继业”，后任英国驻中国新疆喀什的领事。
马格里的成果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早在1859年，英法联军侵略天津大沽口时，清军初战告捷，军随部门即下令由火器营依样仿造缴获的洋枪洋炮，无奈“无师自学”仅能仿其皮毛，“而不克究其精微”。清政府只得从火器营中曾研究洋枪洋炮的兵弁中挑选48名学员，派往学员后来成为清政府军工企业的骨干。
1865年夏，李鸿章晋升为代理两江总督，驻节被清军攻克的江宁，并将苏州洋炮局马格里分厂的人员、设备一同迁走。
这样，金陵机器局就诞生了，李鸿章将苏州西洋炮局迁至南京，在南京聚宝门（今中**华**门）外扫帚巷东首西天寺的废墟上兴建厂房，开办机器制造。
李鸿章从创办伊始确立了由洋人、国人分别管理厂的两种模式。为此，李鸿章“令参将韩殿甲督率中国工匠尽心学习”洋工的技艺，还特意地把“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的丁日昌从广东调来，并将炮局分为三个分厂，由马格里和中国官吏刘佐禹共同领导1个分厂，另2个分厂由韩殿甲、丁日昌分别领导。当时人称“上海三洋炮局”（韩、丁领导的2个分厂于1965年并入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局”）。作为“总办”（厂长）之一的马格里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第一位外籍厂长。
经过一年多的扩建，一个规模更大的兵工厂——金陵机器制造局矗立在南京瓷塔山。该厂的机械化程度及生产力水平在当时的中国堪称一流。朝廷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曾国藩参观后在日记中写道：
“其中如造洋火铜帽，锯大木如切豆腐，二者尤为神奇。”
该局初有工人400余人，后来增加到1200人。
金陵制造局一直控制在李鸿章手中，视其为淮系军阀集团的命根子。1866年10月李鸿章奉调北上围剿捻军，他直言不讳地在奏折中表示，他创办金陵制造局是淮军的“命脉所系，诚不敢轻以付托”，他以该局的经费由淮军军需款项下筹拔等理由，继续控制该局人事和经营。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后，金陵制造局产品的很大部分仍供应淮军，以及用来建设天津大沽口等直隶沿海国防设施。
李鸿章对马格里非常宠信，援予他总揽全局“督办”大权，地位在中国“总办”刘佐禹之上；给予他丰厚的薪水，另拔款2000两银为之建豪华私人别墅，特许他拥有一支公费开支、10多人组成的私人卫队。马格里知恩图报，为了扩大产品品种，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他亲手组织试制火箭等新式武器并获得成功。1870年，金陵制造局增设火箭分局，将霍尔火箭正式投产。1872年10月，李鸿章召马格里到天津，支持金陵制造局的发展规划。马格里提出到欧洲考察及采办设备、原材料的要求，也得到李的批准。
1874年3月，马格里回到中国。他用购回的外国设备扩建了金陵制造局，并辖有火药局、火箭分局、水雷局等等，规模仅次于上海江南制造局，以生产的枪炮、弹药的种类多、品种全而闻名。
随着金陵制造局逐步发展，马格里变得专横跋扈，私欲也不断膨胀。“1874年，他从欧洲回到中国以后，专横更甚往日”。在企业的**决**策上，一般说洋务企业的“总办”、“督办”不能擅自作主，必须听从上一级的指挥。马格里利用李鸿章对他的言听计从，实际上大权**独**揽，超越本应只负责导、督查责权的“督办”身份，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经致和“总办”刘佐禹关系十分紧张。对待下属，马格里更是不可一世，有异者动辄撤换，还命令卫队鞭打不听话的工人。刘佐禹向李鸿章状告厂里外国人对中国人封锁技术，马格里则反驳说，他无权掌握指导训练所必须的劳动力。他指责中国监督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作出了人事调动；更有甚者，调人往往基于裙带关系或任人唯亲，其后果是职工中充斥阿谀奉承的人和亲信心腹，他们不是没有学习兴趣，便是学得很慢。马格里的反驳的确道出了中国封建官僚的腐败。李鸿章篇袒马格里，将刘佐禹调离，任命段寿和为“总办”。
马格里本来是一名助理军医，对制造机器纯属外行，他任职期间，作威作福，曾组织一支拥有30名士兵的私人武装卫队，到处招摇，前护后拥，在工厂耀武扬威。
段寿和颇有心计，处事圆滑、精明，不与马格里正面冲突，暗地则将马格里如何专横跋扈，欺辱中国人及垄断技术，乱开支、出国考察时大肆挥霍公款等不轨之举向李鸿章一一密报，从而动摇了李鸿章对马格里的信任。1874年，李鸿章为制约马格里，任命郭道直为“总办”，使中国“总办”增为2名；同时“将马格里的地位降为外国指导”，并下令解散马格里的私人卫队，他竟断然拒绝。
面对自己特权的丧失，马格里以辞职抗争，想以“撂挑子”来要挟李鸿章退步。
“他真把自己当成爷了，什么玩意，没有他太阳照样出来！叫他当个工头去！”李鸿章气吼吼地对助手说。
李鸿章将他降为工头，他拒不接受，并以辞职相要挟。“妈的，还让他赖上他了，妈的个鬼！”李鸿章无可奈何地说。
1875年1月5日，金陵制造局为天津大沽炮台马格里制造的大炮在试射时，两门68磅子大炮发生炸膛，炸死士兵5人，重伤13人，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李鸿章召来现场查明事故原因。马格里拖了2个月才迟迟到来。结果在马格里亲自主持下，大炮于再次试射时依然爆炸。幸亏事先有备，未伤及在场人员。经检查，鉴定，炸炮原因是造炮的原材料质量低劣，这批材料本是作为平衡船体的压舱铁从外国随船运抵中国的。为了赶生产进度，经马格里批准，将这批劣材料用来造炮，以待合格原材料到货后再更换，不料酿成大祸。李鸿章生怕清政府追究如此重大的事故责任，便责令马格里承认错误，自请严处，但马格里拒不承担。祸不单行，5月19日，金陵制造局又发生一起恶**性**事**故，《申报》如此报道：
“是日午，该局工匠正在作工之际，忽因石磨偶与铁器家伙相碰，钻出一星之火，落在火箭之上，顿时箭发，直射火药桶内，但闻霹雳一声，势如山崩地裂，连人带屋冲上云霄，顿时烧毁房屋数间，工匠3人亦炸为飞灰。”
这对马里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什么玩意，没有他，太阳照样出来！撤了他！”李鸿章气吼吼地对身边的人说。
7月7日，李鸿章撤去马格里在金陵制造局的职务，但念他在麾下效劳洋务多年，不无功绩，于是推荐给中国派驻英公使郭嵩焘顾问（一说是当秘书，马格里于1876年随郭到伦敦任职，于1878年在英国逝世）。
此后，金陵机器局一直由中国人主持，不再任用洋人。
左宗棠在筹办福州船政局时，先任命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两人为正、副监督，并与他们订立《保约》、《条议》、《合同规约》等件，对他们的职责范围、工作期限及应办各事作了详尽规定。到1874年春天，合同期满，总办沈葆桢除因事暂留日意格等三名洋员外，将所有洋匠40多人全部遣散回国。日意格等人并不是精通造船技术、有真才实学的人员，他们是为牟利而来，终于从船政局获得丰厚的薪金、赏银乃至佣金等，满载而去。后来清政府官员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连奕也承认：“当初日意格本非精于造船之人，所募洋匠帮办艺亦平平，所造之船多系旧式。”法国领事巴士栋也使坏，极力挑动船厂法籍总监工达世博“遇事刁难”，“居奇挟制”。1869年9月，当新竣工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试演时，达世博竟拒不登舟，并且“笼络各洋匠为其党援，冀相掣肘”。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沈葆桢，态度强硬，在沈葆桢坚持下，日意格不得不将达世博予以辞退。
洋务运动后期，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洋务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以辅助军事工业。规模较大的有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天津设立的开平煤矿；张之洞在湖北设立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
轮船招商局成立时，只有3艘轮船，到1877年收买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以后，拥有轮船30多艘，形成一支实力较强的商船队。轮船招商局，长期使用大量低息、缓息，甚至免息的官款，使自身发展起来，从1873年1893年，它获利白银达600多万两，大都归入李鸿章等人的腰包，李鸿章死后留下4000多万两白银的遗产，致使民间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说法。
唐廷枢（任李鸿章主持的轮船招商局总办），奉李鸿章之命筹办的开平煤矿，开平煤矿产的煤，除供应国内各局以外，还投放市场。煤的质量优良，价格使宜，很快打开销路，并逐渐取代了洋煤在天津市场的地位，1900年，英国霸占了开平煤矿。
张之洞（两湖总督）在湖北筹办的汉阳铁厂，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钢铁工业，汉阳铁厂包括大小10个分厂，有2座炼铁高炉，2座炼钢转炉，1座平炉及轧制铁轨的设备等，雇用工人3000多名，平汉铁路的铁轨就是这个铁厂生产的。
在1864年7月（农历六月初六日）攻破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后，八月，随幼天王的军队，在石城全军覆没，幼天王被杀，其余的太平军30多万人，聚集在大别山中，时间长了，粮秣净尽，因为天王已死，粮弹已绝，多无战心，相继叛降，九月底，太平军将领马融和、倪隆怀、吴清泰、范立川、黄中庸等人，率20多万太平军将士，次第降于僧格林沁、安徽臬司英翰及道员蒋凝学等，廿七日，祜王蓝成春的部将甘怀德设宴，将祜王蓝成春灌醉，甘怀德将祜王蓝成春捆绑起来，押送到僧格林沁翼长成保大营，僧格林沁见祜王蓝成春身材短小，不足一米五，叽笑说：
“你一个矮鬼，还没有一胯高，也想造反，也敢封王，发贼真是没有人才，矮子里面挑将军，可笑，哈哈。”
“别看我矮，我也是凭战功封王，并非浪得虚名，别看你长得高，真在战场，你也不一定是我的对手，你也别笑得太早，今天我死，你迟早也不得好死的。”祜王蓝成春横眉冷对反击地说。
没过几天，僧格林沁就杀了祜王蓝成春。
破了太平天国重镇安庆、都城——天京，杀了英王陈玉成，俘获了忠王李秀成，太平军兵败如山倒，又追杀了幼天王，前后有几十万太平军将士投降，清庭恭亲王奕、重臣李鸿章、左宗堂、崇厚等洋务派开始筹划海防，提出10年内建成几支海军的倡议，重要舰船向英德两国购买，部分船只由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建造。到80年代中期，洋务派初步建成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也成立了海军衙门。
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中，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 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组成，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多人，由原李鸿章部将——淮军将领丁汝昌，升任海军提督。同时，在旅顺口和威海卫两个海军基地竣工，整个北洋海防体系的建设宣告完成。李鸿章得意地说:
“声势已壮......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
为了适应洋务运动需要，洋务派先后创办了30多所新式学校，培养翻译、军事、科技人才；又选送了几批留学生、进修生，出国深造。
这时，出现了一个名叫容闳的人，1828年11月17日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南屏村，少年容闳进入澳门马礼逊学堂学习。1847年赴美国留学，后考入耶鲁大学，成为第一个中国留美学生。他带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强国之梦回国，投入洋务运动，并于1872年率幼童120人赴美留学，史称“中国幼童留美运动”。
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每年派3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中国驻美国副大使容闳在1872年，亲率第一批学生30人赴美留学，容闳任学生监督，长期驻美。这些留美学生回来，绝大多数人热心报国，成为栋梁之才。如詹天佑成为著名铁路工程师，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邝荣光成为著名采矿工程师，发现了湘潭煤矿；唐国安成为著名教育家，曾任清华学堂校长。
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容闳教育强国之梦破灭（后来甲午战争时，容闳介绍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筹款购舰长期对日作战。甲午战**争**失败使容闳认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他积极支持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遭清政府通缉，辗转流亡美国，后渐趋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活动，1912年他带对故土的依恋病逝于美国）。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不希望中国富强，不让中国掌握真正的先进技术；聘请的洋匠利用中国官员不懂技术，敲诈勤索，谋取私利，使中国企业难以发展；清政府内部不能统**一**思**想，内部的顽固派，仇视一切洋务，百般阻挠和破坏，洋务运动步履维艰；在中央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仅凭地方上几个热心洋务的总督、巡抚去搞，力量既分散，又有限，难成大业；厂矿的管理上，以封建统治管理，不能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不能进行技术革新；洋务派靠单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不彻底变革封**建**主**义，导致洋务**运**动失败。
中国的洋务运动惨败在甲午中日之战，甲午战争中惨败，宣告了标榜“自强”、“求富”洋务运动的破产。
那时候，外商企业陆续在通商口岸出现。受外商企业的刺激，中国一些官僚、地主、商人，开始引进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机器，投资近代企业。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在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地区兴起了。上海发昌机器厂、上海洪盛机器碾米厂、广东南海县继昌隆缫丝厂、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都是中国近代早期著名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从6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中国才陆续出现一批近代工矿企业. 1866年，方举赞、孙英德在上海虹口创办了发昌机器厂。这个厂起初只有一座打铁炉，工人四五个，专为美商经营的船坞加工、打制船舶零件，三年以后，开始使用车床，由一个手工作坊转化为近代企业。到70年代中期，这个厂已经能够制造小火轮船，很快又兼造车床、汽锤。
1889年，华侨实业家张弼士在烟台独资创办张裕葡萄酒公司，孙**中**山为这家民**族**企业题词“品重礼泉”。
中国资**本**主**义工业，是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压*迫和束缚。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由于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又有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相妥协的一面。
华商在上海创办了6家丝厂，资本总额120万元，而同一时期，法国商人在上海开办的宝昌丝厂一家就有资本110万元，接近上海6家华商丝厂资本的总和。
发昌机器厂制造小火轮船时，虽然全部用的是中国人，但是自身的技术力量还很薄弱，发动机是英国制造。到80年代，受外商企业的排挤，发昌机器厂日趋衰落。后来，它被英商在上海开办的耶松船厂吞并。
90年代初，天津武举人李福明在北京开办一家机器面粉厂，使用外国进口蒸汽机磨，每天能磨细面粉200石。京城官府见机器面粉厂生意兴隆，就存心勒索。今天饬令它降低价格，明天饬令它捐献。李福明不甘心忍受压迫，到官府去讲理，结果，官府给他扣上“私设磨坊”、“哄闹官署”等罪名，去他的武举功名，交刑部照例治罪，李福明的机器面粉厂被迫关闭。
云南与贵州交界的要通要道上的重镇——昭通，这里天高云淡，人口稀少，并不是很大镇里现在是人头攒动，到处是扎着红头巾的太平军将士，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大帅府，就设在原来清庭云南昭通知府署内，太平军来了，清知府跑了。这里山多人稀，雨水少，农业收层很少，考虑不是久留之地，又时时挂念天京，天王洪秀全毕竟是结拜兄弟一场，想学诸葛亮入川，取得四川米府之国，休整军队，再图中原，以策应天京，共斩清妖，据探报，原守长沙清廷名将骆秉章现为四川总督，此人武功了得，颇熟兵法，为人奸诈，此人是洪秀全的同乡同学，当年也是太平军没有打下长沙城原因之一，石达开兵分三路，派前军宰辅（官名）赖裕新率3万将士绕入宁远府，吸引清廷名将骆秉章，令大将李复猷率3 万将士由贵州入川，这两路先行，三天后，石达开亲率7万大军出昭通，越金沙江直入四川，定于5月20日前会师CD城外，合攻CD，并令常保持联系。石达开若入川成功，则清军必重兵入川，减收天京的压力，太平天国的形势将大为改观。
对石达开入川，清廷名将骆秉章早有准备，集中清军、团练数万人，在几条必经之路的要隘口，依据有利的地形，布下天罗地网，张开口袋。
云贵边陲的春天，山林茂密，遍地山花盛开。
然而，赖裕新3万将士，在中途入洲坝时，即遇清廷名将骆秉章的袭击，赖裕新受重伤而死，全军覆没，竟无一人向石达开报告军情，李复猷率3 万将士不断与清廷名将骆秉章大战，连连失败，前进无望，云贵川三省山高路远，有时只隔一山，也如隔天隔地，难以翻越，与石达开联系不上，退回云南。
赖裕新、李复猷两路，是吸引骆秉章的主力的，石达开想，即或赖裕新、李复猷两路失败，骆秉章也会受重创，没有能力与自己对决，哪知骆秉章抢先占了有利地形，赖裕新、李复猷是人生地不熟，大败，骆秉章的清军、民团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山地作战和平原作战大不一样，占地利者，损失很小。
赖裕新、李复猷这两路失败，石达开竟一无所知。
清廷名将骆秉章挫败石达开两个部将赖裕新、李复猷，集中兵力对付石达开。
石达开率中军，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均随中军，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行军速度缓慢，成了疲惫之师，骆秉章却先机一步，抢先占了地利，以逸待劳。
1863年的春天，石达开也遭到清军重兵围剿，损失惨重，石达开率残部4万人从云南渡过金沙江北上，到达川西南西昌附近。石达开的计划是:渡过大渡河，然后夺取四川平原。
石达开离开西昌北上的路线，经冕宁到达大渡河边，渡河后至雅安地区。在这条崎岖的小路上，石达开在大渡河南岸整整徘徊了一个多月。
大渡河一带，山高水急。
儿谣曰：石头遇河沉底，达士见山掉头，开山劈路没命。
这是一个藏头谣，意思是石达开在这掉头没命。
石达开部多次企图渡河，都因水流湍急和清军的阻击而失败。其间有一次强渡，大军已经渡过了一万人马，但是天黑了，石达开认为渡过河的前锋将背水作战，没渡过河的部队将与前锋，容易被敌人被截为两段，正是半渡而击之，犯了兵家大忌，于是，一向用兵谨慎的他，下令已经渡过河的那一万人撤回来：
“我生平行军谨慎，今师渡还没一有渡半，如果清妖突然而至，就非常危险也，不如等到明日一起渡完。”
第二天一大早，石达开在江边组织准备渡河，突然有人边跑边大叫：
“报——！报——！生了！生了！王妃生了一个公子！”
原来是亲兵来报喜，石达开又生了个儿子。
石达开大喜说：“好！好！大喜！不渡河了，庆贺三天！”
被围困的大军，竟然立刻停止了渡河，这三天竟然没有在渡河山架铁索、缆绳之类的助渡器材。
第三天夜里，大渡河轰轰隆隆声响传来，石达开大吃一惊，原来是上游区域山洪暴发，江水陡涨数丈，汹涌澎湃。石达开四万人的大军，被困岸边，石达开心急如焚，他知道，此时已经陷进了绝境。
石达开肠子都悔青了，失去了要命的三天时间，犯了兵家大忌。
这三天，清庭名将骆秉章大军云集，占据各个要隘。
石达开这个翼王，已经是插翅难飞了。
骆秉璋率领清军、民团，趁机连日发动猛攻，起义军苦战之后粮弹断绝，只有拼命强渡，象无数的鸭子，扑扑通通的下水抢渡，然而为时已晚，淹死无数人，大渡河上漂满了起义农民的尸体，漂漂荡荡，顺流而下，数以万计，军心也涣散起来。
最后时刻，石达开决定率领起义军决死一战，他对将士们大声地说：
“我起兵以来14年了，越险岭，涉江湖，如履平地，虽多遭难，然而能常嚏而复奋，转退为攻，好象老天在保佑。今天不幸陷人绝境，拖累各位兄弟了！这些年，每每血战出险，没有让敌人束手受缚，没有被为天下笑，是各位兄弟对我的厚赐啊!今天，我们全军将士上下一心，仍能击溃清妖，还我们太平世界！”
“誓死斩除清妖！”疲惫的将士们，仍发出豪迈的誓言。
但是，清军已经逼近了起义军的大本营。
骆秉章提前在猛虎岗设下埋伏，石达开中计，粮食辎重损失过半，石达开率军从包围圈薄弱处突围，冲出了包围圈，清军紧紧追赶，石达开买通了彝族土司，于5月14日到达安顺场。安顺场渡口三面临山，一面临河，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被收买的土司突然改变立场，配合清军将四万农民起义军紧紧包围。前面是水流湍急的大渡河，后面是高山峻岭，各山口要隘有敌军把守，欲进，过不了河，欲退，被敌截断退路，真是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太平军将士疲惫已极，战马也吃完了，少数民族土司也不断袭击，只剩下6千多人，天又降大雨，骆秉章也损失惨重，也没有能力全力一拼了，连日来，不断派人去诱降石达开。
石达开与骆秉章，现在是两虎俱伤，骆秉章占地利优势，后勤有保障。
石达开看着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心如刀绞，同意骆秉章以自己换取部属6千太平军将士生路的要求。
6月13日，为了避免受辱，石达开命令士兵把他的五个妻妾全部扔进大渡河，石达开带着6岁的儿子，同部将黄再忠、曾仕和、韦善成前往骆秉章大营，均没携带任何兵器，骆秉章预先在大营设下伏兵，石达开以为骆秉章是洪秀全的同乡同学，能给太平军一条生路，骆秉章见石达开来投降仍惧三分，石达开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许多清廷官兵闻之丧胆，骆秉章万分小心，心使毒计，当石达开将金印交给骆秉章时说：
“我石达开到来，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只求大人看在天王的份上网开一面，确保我6千兄弟生命安全，来日你见天王也好说话”。
50多岁的骆秉章笑面相迎，爽朗说到：“那当然，那当然，请进大营说话”。
当石达开进入大营，骆秉章大营内外伏兵蜂拥而出，将石达开、黄再忠、曾仕和、韦善成、石达开6岁的儿子，5人五花大绑起来，骆秉章哈哈大笑，手舞足蹈说：
“我终于大功告成了。”
此时，石达开后悔不已，恨骆秉章恨得牙根直痒，恨不得咬死他：
“你真是一个小人，我高看你了，你竟然如此歹毒，搞阴的！”
“这就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骆秉章狠狠地说。
1863年6月14日，石达开等5人被押往CD，同时骆秉章派5万清军精兵开赴安顺场，以接管为名，骗取6千余名太平军将士放下武器，然后，将他们全部屠杀，不留一个活口，6千人10万斤鲜血，血流成河，哗哗流向金沙江，尸枕狼藉。
杀战俘的人，都是凶残之人，骆秉璋是也。
1963年6月25日，石达开等5人，其中包括他6岁的儿子，一起被斩首，行刑时，石达开神色怡然，不卑不亢，石达开的死，清廷上下欢腾，骆秉章擢升为太子太保，由正二品连升两级（从一品、正二品），为正一品。
石达开部将李复猷及部众闻讯石达开被诱杀，痛哭不已，洪仁轩闻讯泪流满面，洪秀全闻讯后，也半天说不出话来。石达开的死，致使太平军和其他起义军，失去半边屏障，遭受无法估量的损失。清军得以集中兵力，扑向其他的起义军。
“拿命来！拿命来！”数千个鬼魂，张牙舞爪，密密麻麻的逼来。
“你这个出尔反尔的小人，你这天杀的！”数千个鬼魂，张牙舞爪。
“你这阳奉阴违的家伙，你这个屠夫！你这刽子手，拿命来！”众鬼们，密密麻麻的逼来。
“天呀，快跑！”骆秉章拔腿就跑，可是腿却不听使唤，动也动不了，咋的了？咋的了？骆秉章急得大叫，一下惊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
睡梦中的骆秉章，梦见6千太平军将士，痛斥他说话不算数，阳奉阴违，为人极不地道，找他索命，阎王也说他阴险，骆秉章惶恐而醒，惊出一身冷汗，从此落下病根，又4年，56岁的骆秉章病死在四川。
1863年5月，在西太平洋的英国轮船的船头上，傲立着一个高大的英国人，这个人就是傲慢的李泰国。
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认为太平军必胜，清庭必败，为了避免与太平军为敌，借故请假休息一年，休假到期，然而太平军并没有统一中国，李泰国只得从英国返回上海，李泰国回来了，赫德就结束了代理总税务司职务。然而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等，有意抬举赫德，经慈禧太后同意由恭亲王专门设立一个比一般口岸税务司更大权力的职务，任命赫德为江海关税务司外，还负责长江各口关务。削弱总税务司李泰国作用，推出赫德充任总税务司的权宜之计。不久，恭亲王就上奏：李泰国“办事刁诈，以致虚靡巨款，实难姑容。现由臣等将其革退，还准经理税务。该夷狡狯异常，中外皆知，屡欲去之而不能，今因办船贻误，正可借此驱逐”，“其总税务司一缺，即由赫德办理。” 1863年11月16日，慈禧太后批准把李泰国革职，派赫德继任总税务司。这时，年仅28岁的赫德，就成为清朝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而且连续任职48年。
赫德，1835年2月20日，出生于英国北爱尔兰亚尔马郡之波塔当，1853年毕业于贝尔法斯特之王后学院。1854年5月（19岁）来华，先在香港接受见习翻译的培训，随即被派往英国驻宁波领事馆担任翻译。1858年被调到英法联军占领下的广州。 1859年辞去领事馆的职务，参加中国海关工作，任广州粤海关副税务司。赫德说得一口流利的华语，中文书写也流利，而且熟悉清政府官场的游戏。1861年起代理李泰国（N. Lay）在上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职务。赫德建议总理衙门购买阿思本舰队。1863年11月30日正式接替担任海关总税务司。1864年赫德加按察使衔，成为清朝的正三品大员。1865年，总税务署从上海迁到北京，（1929年迁回上海）。从此，赫德居住在北京40多年。1865年-1868年，他和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清廷提出许多改制强国的建议，不过这些建议要到30年以后才引起中国改良派的共鸣。他写道：
如果政**策**改变了，中国可以成为各国的领***袖；如果政策不改变，它将变成各国的奴仆。
1866年，赫德回国完婚时，劝说清政府第一次派员出国考察。1869年晋升布政使，官阶从二品。1876年订立中英《烟台条约》时，赫德是李鸿章的助理，赫德与英国大使威妥玛私交甚好，多次与英国大使威妥玛串通一气，强迫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特纳签订《中法新约》，1879年，赫德协助清帝国购买8艘军舰，这成为中国北洋海军的起源。1887年，为解决走私问题，劝说中葡两国签订《里斯本会议草约》，由葡萄牙“永据”澳门，换取澳葡当局协助海关征收鸦片税。1889年，升为正一品。赫德还曾参与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他还利用关税的抵押担保，直接参与中国举借外债的活动。赫德作为一个中国雇员，与多国人勾结，超出他的权限，在某些方面，大大的出卖了中国的利益，也参与了中国内战，参加了对太平军的镇**压活动。
赫德作为一个英国人服务于中国海关，任总税务司长达48年之久，他在海关税务总司内，或说对内的工作，是恪尽职守的，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新建了沿海港口的灯塔、气象站，为北京政府开辟了一个稳定的、有保障的、并逐渐增长的新的税收来源，清除了旧式衙门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赫德主持的海关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赫德清楚的认识到自己中国雇员的身份，是中国人民的“同胞”，是中国**政**府用来对付外国商人的外籍雇员。因此当1885年6月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公使时，他辞谢不就。但是，外国人把持中国海关，无疑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特别是中国港口的引水权，特别是赫德多次越权与外国人交道。慈禧太后来也成了卖国贼。
赫德是个有才干的人，但他在慈禧太后、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的纵容下，侵夺中国港口的引水权，扩大海关税务司对海关案件的审判权，把中国的邮政权控制在海关税务司手中，直接参与中国举借外债的活动，曾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顾问的身份参与清政府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各种交涉，甚至被清政府派驻伦敦直接代表中国政府同外国商议条约草案，1868年赫德推荐美国人蒲安臣任中国使臣，代表中国清政府出使欧美各国，。他还插手中国的文教事业。他深受清政府信任，以至封疆大吏如总督的任命，有时也要咨询和采纳他的意见，赫德曾向清廷推荐云贵总督、四川总督人选，。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海关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成为清帝国最重要的经济机构和财政来源之一，就在赫德上任的时候，总税务司、署、所，辖新关已达14处，几乎遍及所有的口岸通商城市，雇佣洋员400人，华员约千人，是一个很庞大的行政部门。海关税收在1861年达到496万两，1871年为1121万两，到1902年已达到3000万两，是清朝中央政府最稳定、可靠的财源。在建关的前5年，海关就为清政府偿还了《北京条约》规定的1600万两的英法赔款。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期，海关为朝廷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支持，赫德甚至亲自参与了清军对太平军驻守的常州战役，他跟李鸿章并肩骑马站在高坡上，目睹戈登的“常胜军”攻进城门。
海关，在名义上归属总理衙门管辖，实际上，从人事到运作管理，全部操于洋人之手。海关主权的旁落，是清政府最突出的无能证明，也是一个主权国家被殖民的耻辱记录。然而，在委靡腐败的晚清行政体系中，赫德管理的海关却也是最有秩序和效率的一个机构。他用整套的英国行政管理经验模式，无论行政组织、人事管理，还是征税章程都置于一个严格、统一的体系之内，海关的财务制度是由英国财政部官员制定的，数十年里很少发生舞弊行为。各部门的主管人员，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有的还是博士、硕士。清朝官员的俸禄很低，主要收入都是依靠职权滥取于民，因而形成无数的官场陋习，海关实行西方的公务员薪金制度，待遇很高，但不能额外支取费用。
后于1911年9月20日，赫德病死在英国白金汉郡的马洛，清朝政府追封他为太子太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