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集会，不平凡。
1867年，在云南，杜文秀大理国，杜文秀率20万起义军，举行声势浩大地围攻昆明城的军事行动。
1867年，在中国南方的越南的南部，被法国全部吞并霸占，越南是中国的属国，法国从中国南疆的陆路逼近。
1867年，在中国西北，太平军的捻军梁王张宗禹、小沃王张禹爵、淮王邱远才回援东返，路遇左宗棠与新式精锐之师——“常捷军”，连连大战，左宗棠率湘军及“常捷军”洋枪洋炮多，兵力雄厚，人数是西捻军的几倍，左宗棠乃是一代豪杰，西捻军虽英勇奋战，骑兵快捷，许多优秀将士，为回师东援，自1867年年底到1868年7月，苦战7～8个月之久，队伍不断地减员，7月，左宗棠湘军与“常捷军”，李鸿章率淮军与“常胜军”四面围来，张宗禹部西捻军被清军重兵围困在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在济阳玉林镇大战一场，小沃王张禹爵、淮王邱远均战死，东捻军伤亡殆尽，浑身挂彩的梁王张宗禹，见无力回天，单骑从平南镇渡过徒骇河后不知所踪。
轰轰隆隆地太平天国运动，动摇了清廷统治基础，“实行耕者有田，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政策与思想，影响着后代人，因太平军将士鲜血染红了曾国藩、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刘长佑、刘坤一、丁汝昌等顶戴，使满蒙八旗兵权尽失，尽落入汉人之手，左右着清廷的统治，湘军发展到20多万人，淮军也发展到6万多人，楚军也有数万人，大部分将领在各地任军政要职。
此时，清廷内外交困：
一方面大把大把的银子、珍宝，被英、法、美、俄等列强掠夺用轮船运走；
一方面战争大量消耗物资；
一方面奢侈的宫廷生活入不敷出。
一方面部分大臣呈献强军富国之策，呼吁要练新式海军、陆军。
清廷大臣也出现了两种势力派别，一是顽固派排外，一是以奕为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崇厚等及其门生洋务派，打出魏源《四海图志》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主张用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维持朝廷的统治，除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开办的军械所外，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于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主要生产洋枪洋炮子弹，也能制造轮船，有工人2000多人，并设有学校培养技术人才，设有翻译馆翻译军事与工程书籍，1866年，左宗棠依靠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开办福州马尾船政局，是清廷设备最全的一个造船厂，为南洋海军制造了3艘巡洋快船，排水量各为2200吨，并附设学堂培养专业人才，洋务派因奕因大权在手，又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崇厚及门生等是军队的实权派，势力权倾朝野，后又有张之洞的加入，更加宏大，这是后话。
1867年江苏布政使丁汝昌呈献《拟海洋水师》，丁日昌的海军建设具体计划是分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北洋水师设提督于津沽，兼顾辽东、山东沿海各要口；东洋水师设提督于吴淞，守江苏、浙江沿海各口，南洋水师设提督于厦门，防守福建、广东各海口。三支水师各设中等炮艇土。艘，半年会哨演习一次，以使“三洋联为一气”。这个计划是一个统筹全局的海防战略构想。有了三洋水师，就能分别对京师政治中心，江南经济中心和祖国的南大门加以屏障和保护。在此之前左宗棠也提过建海军的主张，但没有明确的计划。
丁日昌对海军建设，主张和计划都非常明确。
丁日昌仍人中之杰，架起中国第一条自建电报线。
丁日昌，1823生，字禹生，也写作雨生，号持静。广东梅州丰顺县汤坑圩金屋围客家人。20岁中秀才。初任江西万安、庐陵知县。1861年为曾国藩幕僚，1862年5月被派往广东督办厘务和火器，1864年夏任苏淞太兵备道，1865年秋调任两淮盐运使。1867年春升为江苏布政使。1868年任江苏巡抚，1875年9月任福州船政大臣，次年署理福建巡抚。
1864年丁日昌以苏淞太兵备道的身份出任江南制造局的第一任督办，为该局拟订了经营大纲。他提出要留外国技术人员为教习，培训华人技艺，力争自主，不受洋人控制。鉴于局中原有设备以造船机器为多，他让局员详考图说，“就厂中洋器，以母生子，触类旁通”，制成大小机器30余台，用以制造枪炮。据曾国藩后来奏报，其所造枪炮“皆与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敌”。后来，他又设法扩展该局的生产能力，由生产枪炮进而制造轮船。至1868年8月，江南制造局所造的“恬吉”号轮船下水，上海全市为之轰动，“军民无不欣喜”，中国第一艘明轮蒸汽舰试航成功。“恬吉”号长185尺，宽27.2尺，马力392匹，排水量600吨，装炮9门，与日本横须贺造船厂同期所造的“清辉”号相比既快又好。“恬吉”号的制造成功，说明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1869年，丁日昌开始对江苏绿营（汉族兵）进行整顿。他要求练精兵（特种兵、特战队），上奏朝廷，将江苏抚标绿营1600余名减为1000名，成立“练军”两营。招幕精壮营勇作为练军士兵，提高他们的饷额，使他们能够安心操练。这支练军全部改用洋枪洋炮，学习准军洋操。丁日昌组织有关人员将洋人教练淮军的办法翻译成中文，绘图注说，编成《一哨操演图说》，《一营操演图说》、《一军操演图说》各一卷，以之作为江苏练军练习洋操的依据。在晚清各省练军中，江苏练军是最早装备洋枪洋炮、实行西式操练的。当时，全国绿营兵60余万，加上八旗和勇营，有百万之数，数量相当庞大。但国家财力有限，兵勇粮饷菲薄，特别是绿营兵，粮饷不足自养，大都兼营他业以谋生，训练成为空话，毫无战斗力可言；1879年6月，丁日昌上奏清廷，对海防等问题提出16条建议。由于琉球的废灭，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益加警惕，指出日本“三五年不南攻台湾，必将北图高丽（朝鲜）”；1875年（光绪元年）6月，丁日昌奉旨北上天津，帮助北洋大臣李鸿章商办事务。9月，在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的推荐下，丁日昌出任福建船政大臣。次年初，又奉命兼署福建巡抚。丁日昌抵任后，提出要对船政局的生产加以革新，希望能派员往外国学习，延聘外国技术人员釆厂当教习。他和李鸿章、沈葆桢等奏准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批留学生35名赴欧学习，其中有严复，刘步蟾等人。丁日昌认为电报可以通军情，为海防所必需，积极主张自设电报。他亲自与丹麦大北公司交涉，收买了福州至罗星塔电线，成为中国自营的第一条电报专线。随后，他又主持架设了台湾府城至安乎、旗后电线，成为中国第一条自建电报线；1881年，丁日昌获悉法人对越南之经营日益积极，他便给总理衙门负责军事大臣们写信，提出：越南为法人蚕食，萎靡不振，若听其自然，必成为第二个琉球。他建议清廷密派广西巡抚或提督，与越南密商自强办法。他自己还曾组织人员翻译法人所绘著的中越边境地图和说明，以揭露法国的侵略行径。
1870年6月21日，天津*天*主*教*堂四周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天津数十万民众聚集到*天*主*教*堂说理，要求严惩凶手。
原来早在1860年，法国*天*主*教*在天津望海楼设立教堂，网罗爪牙，侵占民房，拐*骗人口，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激起民*愤，1870年6月，望月楼教堂附设的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孩，得了传染病，死去了30—40个，接连发生幼童被*拐*骗的事件， 6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挖出孩子的尸体查看。于是民间开始传言怀疑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
6月20日，当地群众捉住了拐*骗人的匪徒武兰珍，被群众扭送官府，匪徒武兰珍口供中又牵连到教*民王三及望海楼*天*主*教*堂。于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1870年6月21日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教堂对质，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也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
谢福音神父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协商育婴堂善后处理办法。但当时已经有数千群众包围了教堂，教堂人员与围观的人群口角起来，引起抛砖互殴。
*天*主*教*堂的谢福音神父见中国民众围堵教堂抗议，派人从后门溜出去，向法国天津领事馆求救。
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闻讯后，叫嚣不已：“穷鬼反了！穷鬼反了！”
丰大业气冲冲地带着秘书西蒙，直奔清朝驻天津专管对外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衙门，要求崇厚前去镇压，公然耀武扬威，掏出手枪对天就是三枪，对崇厚开枪恫吓，把“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大厅的屋上的瓦打得稀里哗啦的响，向下掉渣滓，高大肥胖的崇厚端坐不动，对丰大业一蹦三丈的模样十分反感，拍桌子大怒道：
“洋毛子欺人太甚！有事，我会查清楚，秉公处理的，不需要你来教我怎么做。”
气急败坏的丰大业和秘书西蒙，出了崇厚“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前往教堂的路上，正好撞着天津知县刘杰，还有刘杰的随从高升、远房侄儿刘七，丰大业二话不说，拔枪对刘七胸膛就开两枪，距离太近，刘七当即倒地被打死，丰大业的秘书也鸣枪威胁，群众怒不可遏，有人高喊：
“他凶个鸟！打死他！”
那人边喊边冲了上去。
紧跟着又有几个大叫：
“日*他*娘，洋人在中国地盘如此嚣张，不给他点颜色，不晓得厉害！”
“打死他！打死他！”
这几个人也边叫边冲了上去。
大家见有人上，人多势众，便一涌而上，丰大业、西蒙俩人，见势不妙，此时已经插翅难飞，愤怒的群众当场把丰大业、西蒙打个扁死。群众如缺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一齐涌到望月楼，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教*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破坏行动持续了3小时。
1870年6月24日，外国军舰来到天津，英、法、美、俄等7国军舰联合集结天津、烟台一带，耀武扬威，声言要报仇，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而以法国为首。
此事件史称天津教案，也称“打死丰大业，火烧望月楼”事件。
清政府大惊，急令59岁的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任直隶总督，处理天津教案，借此机会将曾国藩调离湘军势力范围，架空曾国藩，调马贻新接任两江总督。两江是湘军的势力范围，岂容他人进入，湘军众将领杀人如麻，现在却是愤愤不平，对新接任两江总督的马贻新，暗下密议。
曾国藩到天津，英、法、美、俄等国外交人员，巧舌如簧，一会儿天一会儿地，一会儿黑一会儿白，连吼带吓，曾国藩办事办事谨慎，举轻若重，瞻前顾后，根本不是洋人的对手，对付不了洋人，急得病了。
正好，接手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马贻新，被张汶祥刺杀，两江之地，别人镇不住了，慈禧太后只得再调回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改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处理天津教案，清朝大权逐渐湘军系统手中，后又分为以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的湘江系，以李鸿章为首的皖系，后来从皖系起来的有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人。
李鸿章办事向来举重若轻，到了天津，对付洋人以诡辩对诡辩，以恫吓对恫吓，终是李鸿章软一些，屈服，由清政府派崇厚到法国本土，去向法国政府道歉，将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充军，处死带头群众20人，赔偿洋人“赔偿费和抚恤费”共计白银50多万两。
且说1869年，张汶祥刺杀两江总督马贻新，原来的两江总督衙门在江宁，被太平天国攻占后，改为天王府，后又被曾国荃一把火烧为灰烬，马新贻调补两江总督时，总督衙门尚在修建中，于是暂借江宁府衙门办公。1870年8月22日，担任两江总督已有两年的马新贻亲自前来校阅新兵的射击技术。到了九点多钟看完，马新贻同往常一样，步行回署，走近偏门，人群中窜出一个精瘦精瘦的身影，快如闪电，不等马新贻有反应，“左手拉住马的手臂，右手往上一递，一把短刀已插入右胸”。饶是马新贻侍卫也是武林高手，也没来得及护卫，瘦长马新贻血如泉涌，颓然倒地，眼睛里充满了惊疑，已经不能说话。马新贻身边侍从一拥而上。想不到刺客却不逃跑，高声嚷道：
“刺客就是我张汶祥！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
张汶祥说毕不慌不忙，从容走上前就缚。
众人将马新贻抬回府衙后急救，无奈刺中要害，延到第二天中午，终于命归西天。
刺马案振惊全国。
马新贻在奉旨接任两江总督时，进京请训，马新贻最后一次觐见完毕，慈禧太后授马新贻密旨，要他秘密调查南京陷落后，太平天国国库金银财物的下落。从养心殿出来时，马新贻大汗淋漓，惊恐万状。荡平太平军的曾国藩湘军派系，此时已经遍布朝野，个个杀人如麻，曾国藩又是直隶总督，朝庭重臣。
太平天国经营10年，实行均平富，金银财宝归国家所有，太平军攻城掠地，天王府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其它王府、将军府也有不少收藏。曾国荃攻陷天京，纵容湘军将士抢掠数天。为了灭迹，又放了一把火，大火烧了几天几夜不息，把南京城烧个精光。湘军均饱私囊，大车小辆向湖南老家运送财物，几年中，湘军子弟抢购土地遍及湘鄂。
朝野议论纷纷，当时朝廷曾查问太平天国国库，曾国藩却只说天王府已被大火焚毁，瓦砾全无，因曾国藩私自处死李秀成，篡改李秀成的供状，慈禧始终怀疑湘军中饱私囊。马新贻为人很正直，很清廉，一生不参加任何派别，没有兵权，虽说文官出身，但做事精明干练，授此重任，也是慈禧的高招。马新贻是明白人，接到这样的密旨，深知事关重大，玩命的活，故而失态。马新贻在去江南的路上，曾经请假回菏泽老家祭祖。离家时，将二位兄长请到身边，秘密叮嘱：
“我这一去是吉凶难料，万一有不测，千万不要到京告状。要忍气吞声，方能自保。”
“啊！你是两江总督，封疆大吏，谁敢对你下手？”两个兄长听了，犹如晴天霹雳，惊恐万状，马新贻如此绝命“断头”之语，面不改色心不跳。
“那一带是曾国藩的地盘，湘军的势力，岂容我踏入，圣旨又不能违抗，左右是一个死，你们按我的话做就是了，保命要紧。”马新贻的话，让两个兄长，背上直冒冷汗，当官原来也是这般不易，真是伴君如伴虎，忐忑不安起来。
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如狼似虎的一大帮部下，早就忍耐不住，怂恿他谋取帝位，曾国藩治军已久，十几年来湘军的实力迅速膨胀，两江重地，到处都是他的人马，湘军北向，清朝直系无人能挡。朝廷调曾国藩作直隶总督，将其调离老巢，以便监控。消灭了太平天国，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左宗棠直言不讳地批评湘军，他认为这都是胡林翼为了一时对付太平天国，招募剧盗所致。曾国藩对湘军的为非作歹也很清楚，他对左右说：
“我设立水师，不能为长江除害，乃反为长江生害。”
清庭平定了太平天国、捻军、小刀会、天地会，就开始施行裁勇改兵制度，削除湘军势力，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打仗打惯了，别的不会干，他们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下来的人员，倒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杀人魔王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不审不问，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不管是是天王老子还是平民百姓。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地盘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非湘系人莫来，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定要弄死马新贻。
马新贻被刺后，慈禧太后十分震怒，首先令江宁将军魁玉以及藩司梅启照等人审讯，几经周折，所奏不过是案犯“言辞闪烁”“一味支离”等话。而慈禧太后则相信幕后定然另有主使，故而加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奔赴江宁审案。张之万抵达江宁后，刺马案的审讯工作依然没有突破。清廷动怒，于是再派刑部尚书郑敦谨，飞驰江宁速审，同时敦促曾国藩前往江宁任上主持大局。可结果只不过量刑更为残酷，将案犯张汶祥凌迟处死，另加剖心致祭。朝廷自始至终都认为“刺马案”另有主使，并且不断降旨以推动审讯工作，前后轮番参加审讯的官员多达50多位官员。但直到最终，各番官员也没有审讯出朝廷所谓的幕后主使，朝廷迫不得已接受了审讯结果。
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慈禧太后只有即刻调正在处理“天津教案”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回任两江，别人压不住湘军势力。当时，曾国藩解决天津教案，对付不了洋人的诡辩，处处被动。朝廷调他回任两江，正好脱身，是好事。但是，曾国藩怕人家怀疑是他暗中指使，惹火烧身，绕了一个弯，上了一道“谢调任江督恩因病请开缺折”，坚决请辞两江总督，慈禧不许，曾国藩又数次推托，朝廷几经敦促，曾国藩才动身。
曾国藩明里做表面文章给世人看，暗中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江宁的事态发展，不动声色。刺马案一出，江宁将军魁玉，曾国藩的门生布政使梅启照，江苏候补道孙衣言等，就一直给曾国藩频频来函。曾国藩抵达江宁，并不着急审案，每日里不过是聊天接客，翻看《阅微草堂笔记》。在朝廷再派钦差大臣刑部尚书郑敦谨抵达江宁前，曾国藩不过是给马新贻作了一副挽联，前往吊唁了一番。
钦差大臣、刑部尚书郑敦谨，一向有铁面无私的声誉。这次，郑敦谨得谕后即刻星夜兼程抵达江宁，稍事休息，便开始正儿八经地审案。然而，张文祥与官员的口供与口述，如铸好的模具，没有什么变化。刑部满郎中（当时有满、汉两名郎中）伊勒通阿道私下对郑敦谨：
“大人，这事有些蹊窍，下官倒觉得张汶祥说的话，不是他这种人能说的出来的。此计必是有高人替他编好的，这更说明案中有案，背景复杂啊。”
在共同审案的过程中，曾国藩往往沉默寡言，极少发问。钦差大臣郑敦谨进行了将近半个月的审讯后，曾国藩不过是淡淡地提示郑敦谨，恐怕案子还得像以前那样奏结。钦差大臣郑敦谨明白其中奥妙，作声不得。郑敦谨知道翻不动此案，只得和曾国藩联名上奏审案结果，基本内容无甚变化。所不同的是，对张汶祥量刑更加残酷，除了拟以凌迟处死外，又增加了一条摘心致祭。最终，朝廷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结案。未等圣旨下达，更没等张汶祥正法，郑敦谨便匆匆离开了江宁，曾国藩送他程仪，他分文不收，两个随行的刑部郎中伊勒通阿（满郎中）、颜士璋（汉郎中，咸丰年间进士）每人收了500两银子。曾国藩和司道各员送他到江边，他板着面孔，头也不回地扬帆而去。
郎中颜士璋回京后，遭遇与流放所差无几，不久回籍赋闲。郎中伊勒通阿，８月19日“给全俸以养余年”也回老家去了。
在清朝犯下杀头的重罪犯人，名字中带有“吉”、“祥”、“宏”等吉利字的，在案件卷宗里须将犯人的名字改换，常见的做法是加“水”、“刀”、“草”等偏旁部首，以表明是草寇、江洋大盗之类，故案犯本名应该是“张文祥”，就被改为“张汶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