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占印度的英国，强迫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同他们在印度西姆拉开会上，英国提出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由英国统治的主张，遭到中国代表的反对。
英国贵族们不死心，使用阴谋诡计，背着中国政府，捏造一条“麦克马洪线”，擅自与西藏地方政府秘密换文签约，中国历届政府均拒绝承认“麦克马洪线”。
1913年10月13日，西藏、英国和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北洋军统政府）的代表在西姆拉举行三方会谈，史称“西姆拉会议”，西藏的立场是要求承认和保证其完全完整的独立地位，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则坚持，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求拥有西藏的外交和国防权利，以及一定程度的地方行政权利，英国则以划分外藏和内藏的方案进行调和， 1914年，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夜里还在持烛看地图，拿阗放大镜，在地图上看着中国的大好河山，垂涎欲滴，构想了一条印藏分界线，以喜马拉雅山脊分水岭的连接线作为界线。
麦克马洪又利诱西藏噶夏的代表，背着中国北洋政府代表，并据此达成了一个英、印、藏三方协议——《西姆拉条约》，搞了一份划界换文。当时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中国政府，并不知道什么此事，达赖喇嘛和噶夏政权，也未给其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代表有划界的授权，后来了解了情况的噶夏政权，对麦克马洪画的线不予承认，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最终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并拒绝承认英藏双方签订的任何条约和协议。以至20多年后，英国政府正式把麦克马洪线标入地图和政府文书后，也遭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后来到1947年，当刚独立的印度在南京建立大使馆时，国民政府也对印度代办明确表示了，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的明确态度。
即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单方面将部分西藏领土划归印度，中国也一直没有承认过麦克马洪线，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这个边境问题一直都是悬而未决。
“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英国殖民者片面划出的英属印度(当时缅甸是英属印度的一个省)，与中国西南地区的一段边界。该线从不丹向东，大致沿喜马拉雅山山脊直到高黎贡山北段的伊索拉希山口，涉及中印边界东段及中缅边界北段的一部分地区。
中缅边境北段，是指西藏察隅以南、尖高山以北、高黎贡山以西、印度阿萨姆以东地区。该地位于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的交会处，屑伊洛瓦底江流域。这里的主要山川自西向东依次为巴特开山、更的宛河(钦敦江)、枯门岭(克钦山)、迈立开江、江心坡、恩梅开江和高黎贡山；其中巴特开山与枯门岭又统称为野人山。这里的居民有景颇族(克钦族)、独龙族和傣族(掸族)。景颇族遍布除恩梅开江支流独龙江流域以外的整个地区；独龙江流域为独龙族的主要聚居地；喜马拉雅山山麓的坎底(葡萄)主要居住着傣族；恩梅开江支流狄子江、狄不勒江、驼洛江流域及迈立开江支流木里江流域也有部分独龙族，江心坡一带也零星分布着傣族。
独龙族聚居的独龙江流域在元代属丽江路；明朝洪武十七年(1384年)后，该地归丽江土知府；到清代中叶，则直接受维西康普土千总管辖；。嘉庆初年，独龙江上游地区被赠与西藏察瓦隆土千总。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云贵总督锡良派夏瑚巡视了独龙江(俅江，又称猠江)一带，逐村委派原来的头人为伙头和甲头，并分别发给委任状一张和小红帽一顶。1930年，中国内政部及外交部会派滇缅界务调查专员尹明德等人进行调查时，还发现独龙江下游地区仍有宣统年间发给的印照文件。1912年，独龙江地区被划归菖蒲桶(今贡山)殖边公署。同年，云南迤西国民军总司令李根源派“怒俅殖边队”进驻怒江和独龙江地区，并设“怒俅殖边总局”于兰坪县营盘街，就近领导殖边各队的工作。
中*缅*边境北段的其他地区也曾属中国管辖。唐朝时，这一带属南诏政权辖区。明永乐二年(1404年)在此置孟养军民宣慰使司，其地“北极吐蕃，西通天竺，东南邻于缅”。永乐五年和六年，孟养辖地中先后分出茶山、里麻二长官司。茶山辖地在恩梅开江支流小江流域，里麻辖地在江心坡一带。但到万历末年，孟养一度为缅甸控制；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盂养又与缅甸同时降清。但清朝对该地并未进行直接控制，而是以“徼外”对待的。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傅恒率兵征缅，再次占领孟养；傅恒撤兵后，孟养又被缅甸占去，但缅甸后来也未控制孟养。里麻、茶山二长官司自其长官明末奔入内地后就已废弃，但原茶山地区在清代仍属中国。
乾隆十六年(1751年)，云贵总督硕色奏称：
片马、渔洞二寨——与保山县之登埂等寨隔离不远，应将此二寨一并改归保山县管辖。官寨、上楼、尧戛、把仰、大塘、明光、派赖、习降、古永、鲁仰、滇滩各寨附近腾越，应归腾越厅管辖。
此后，清朝将上述小江流域地区分别划归保山县和腾越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夏瑚也曾调查过恩梅开扛和迈立开江一带，证实恩梅开江支流狄于江、狄不勒江流域“向在化外，无人管束”；迈立开江支流狄满江地区或“无人管束”，或“归木王管束”。夏瑚虽提议“于独江设一知县，管辖猫江及狄子、狄不勒两江”，“于狄满设一知县，管辖狄满、脱洛两江”，但不久清朝灭亡，中国政局动荡，对该地区已无暇顾及。
英国*吞并*缅*甸*不久，即北进*占*有*了八莫，1891年又侵入野人山和江心坡南端，占领了麻阳、垒弄两寨。1894年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规定“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边界，俟将来查明该处情形稍详，两国再定界线”。这样，尖高山一线以北就成了未定界地区（条约中规定了尖高山往西南方向的中缅界线，因此尖高山就成为中缅北段边界的起点）。
1898年，英国要求中国“于思买卡河(恩梅开江)与萨尔温江(怒江)中间之分水岭西境，不得有干预地方治理之举”，企图以伊洛瓦底江与怒江的分水岭高黎贡山为界，以达到侵占全部未定界地区的目的。此后英国始终坚持以高黎贡山为界，并在1905年提出了以该山为界的“紫色线”，清末中缅北段界务交涉有所谓的“旧五色线图”，“紫色线”为其中之一。其余四条线均为中国提出，分别是：
参加中英会勘的中国代表石鸿韶提出的“绿色线”；
以后清政府外务部提出的“蓝色线”；
云贵总督依据洋务局的意见提出的“黄色线”；
1900年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的“红色线”。
中国提出的4条线均未超过恩梅开江。为达到这一目的，英军1900年侵入小江流域的茨竹、派赖等寨，枪杀100多名中国官兵。
清朝未年，清政府在西藏和川滇边实施“新政”，并加强对边境地区的控制；英国一些官员惊呼“中*国*威*胁”，“中国已来到了印度的大门口，必须正视和处理这一问题”。于是，英印总督明托在1910年提出了：沿东喜马拉雅山直到滇缅边境北部建立“战略边界”的计划；这条“战略边界”从“达旺县的楔形地带边缘，沿东北方向伸展至北纬29度，东经94度，再向东南——进至察隅河与伊洛瓦底江分水岭，再沿这一分水岭伸展至伊洛瓦底江与萨尔温江分水岭”。
此后，英国除了在中印边界东段着手实施这一计划外，也在中缅边境北段采取了中缅边界“麦克马洪线”行动。
1911年1月，英国侵占小江流域的片马、古浪、岗房等寨，制造“片马事件”。此后英国虽然承认片马、岗房、古浪属于中国，但仍决定占领片马等地，并在与中国交涉时声称：
“现英国兵队、巡警均驻在边界，如中国派员前往必起冲突，若自量其力足以逐出英人，则不妨派员前往。”
1912年，英军沿迈立开江北上，掠取野人山地，直达坎底；1913年又由坎底向东，进人独龙江下游；1914年在坎底设葡萄府。
这一时期，英国对中缅边境北段有了更多了解，为其在地图上画出“战略边界”提供了可能；而“麦克马洪线”正是以这条“战略边界”为基础的。
西姆拉会议期间，英方代表麦克马洪与西藏地方代表在1914年3月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划出一条“藏印边界”，即“麦克马洪线”，把包括滇缅未定界在内的大片地区划给英属印度。1914年4月，麦克马洪又迫使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草签了英方提出的《西姆拉条约》及附图，“麦克马洪线”，作为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界线的一部分混入附图。“麦克马洪线”根本就没有出现在1914年4月27日草签的《西姆拉条约》附图上，狡辩的英国人有意的捣鬼。
1914年7月3日，英藏双方又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草签了《西姆拉条约》，未正式签字，并签署了一项从未发表过的联合声明，称《西姆拉条约》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另一处是中缅边界中段的勐卯三角地。1897年的《续议缅甸条款》承认勐卯三角地“为中国之地”。但由于英国在该地修筑了公路，因而在上述条约中英国又以“永租”名义取得了对它的管辖权。缅甸独立后继承了这种“永租”关系。
中缅未定界应该由双方谈判解决，中缅双方一直默契是维持现状。中缅之间的这一默契，使双方没有因边界问题发生过多争论，从而维持和发展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为边界谈判赢得了准备时间。
在北京，1914年5月，袁世凯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废除了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任意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总揽政权的行政制度，曰：“总统制”，又任意改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可以无限期连任，可以指定继承人。袁世凯举手摸了摸自己的光脑壳，得意地对老婆说：
“娘的，权力在我手里，想怎么改就怎么改，说法在我嘴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总统无限期制，有权指定继承人，不就是当皇帝的另一种说法嘛！”
44岁的蔡元培对妻子说：
“袁世凯实行专制，任意践踏共和，是一个窃国贼，必遭失败，我不能与袁世凯为伍，否则，要遭世人唾骂的”。
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的职务，到德国、法国考察学习去了。
蔡锷可没有蔡元培自由，自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来，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蔡锷被袁世凯糜以虚职，被软禁监视起来，蔡锷私下与原长沙时务学堂老师、现任司法部长梁启超来往密切，蔡锷与同伴商议，遂定“玩物已丧志，留连声色犬马而不思返”的计策来。整天和相好名妓小凤仙﹙又叫四凤姐﹚同进同出，看戏打牌，袁世凯大喜，对属下说：
“莫让蔡锷都督那小子跑了！”
同时，北京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出兵讨伐外蒙古叛国集团。
1915年底，袁世凯费尽心机，授意他的法律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诬蔑中国“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因此，“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在袁世凯的授意下，1915年秋，杨度等人出面组织筹安会，大肆鼓吹复辟帝制，为混淆视听，袁世凯令各省组织“国民代表大会”来决定国体，在袁世凯爪牙的操纵下，各省代表1993人全部投票赞成君主立宪。各省“推戴书”上一律写有“恭戴令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的字样。
袁世凯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准备元旦登极，年号“洪宪”，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
长期流亡海外的戊戌变法著名人士梁启超，时任袁世凯政府官员，目睹了袁世凯的专制，萌发了反袁世凯思想，书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批驳古德诺、杨度等人言论，斥责筹安会鼓吹帝制乃“阴谋家之所为”，表示“在现行的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其他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梁启超刚写完尚示发表，袁世凯就知道了，听说梁启超写了批文，令人给20万大洋收买梁启超，被梁启超拒绝了，来人威胁梁启超，梁启超说：
“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于此，不愿苟活于浊恶空气中也”。
1915年秋，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这篇文章，引发各阶层的强烈反响。
袁世凯强迫议员选举自己当上总统，骨子里的封建思想迸发出来，开始着手当皇帝了，撤销国务院，设立政事堂，任命小站练兵时的朋党徐世昌为国务卿，解散政治会议，成立参议院，袁世凯亲自指定参议院成员，全员73人全部指定。公布官秩令，把政府官员分为9等：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各省都督改称将军，民政长改称巡按使，规定各省将军传人改用令箭，求见者须递手本，新任命的大员要行觐见礼等等，煞有介事，过起清王朝皇帝的生活，袁世凯摸摸自己的光脑壳，对大老婆说：
“我也要当回皇帝。”
他大老婆喜道：“你当了皇帝，我就是皇后了。”
“那是当然的不！”袁世凯得意地说，想起自己1妻9妾70个子孙时，心里美滋滋的。
话说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时，认识了日本著名政治经济学家教授——河上村夫，河上村夫是日本理论界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位汉学家，与日本共产党创始人片山潜关系密切，河上村夫把自己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日文书籍，热情地送给李大钊阅读，李大钊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
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的行为，激怒了全国人民，流亡的中国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等，激怒了日本留学生，激怒了国内革命人士，孙中山、黄兴等号召国内外的革命党人抵制袁世凯，发起反袁“三次革命”，密令国内的同志们，为推翻袁世凯作准备，在日本的李大钊的一篇富有政治远见的讨伐袁世凯檄文《国情》，在《甲寅杂志》上发表，章士钊极佩服李大钊精彩的文笔，深刻的见解。
一天，在章士钊日本寓所，陈独秀与章士钊谈起了孙中山发起的反袁世凯第三次革命，陈独秀冷笑道：
“中山先生书气十足！起初，双手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奉献给袁大头，现在又想把这个独夫民贼拉下来，谈何容易？”
陈独秀在江浙一带出名较早，1896年考中秀才，那年17岁，1897年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习，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日报》。1904年初在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后编辑部迁至芜湖，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柏文蔚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章士钊对陈独秀说：“仲甫，你也太偏激了，革命既要像我们这样办刊办报的制造舆论，也需要像中山先生那样的实干家！”章士钊又笑道：“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青年，你看看，他居然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分析当前形势，不同凡响啊！”章士钊顺手把李大钊的《国情》递给陈独秀看。
陈独秀拿着《国情》边看边恨恨地说：“打倒了皇帝，争来了多少民主？民众又得到多少自由？一点也没有！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国家，一个国家没有民主，就不会有进步，更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
从此，陈独秀知道有个李大钊。
11月10日，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在《甲寅杂志》上发表：
国人要是没有爱国心，这个国家就快完了；国人要是没有自觉心，这个国家也快没救了。如果两种心都没有的话，国家必定是彻底死了......中国现在的状况，当权者既不能抗拒外辱，又不能理清内乱，根本不能给人民带来平安幸福的生活，并且无论大小官员，只会剥削老百姓，已经让人民彻底绝望了。
一天，由章士钊牵线，在章士钊的日本寓所，35岁的陈独秀与25岁的李大钊见面了。陈独秀面白饱满，头发向后梳理，精神饱满，中等身材，西装革履，洋气十足，李大钊理平头，面微黑，身材高大，目光炯炯有神，穿着长衫，衣着朴实，若不看眼睛，还以为他是个农民。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会面，两个领袖人物会合在一起。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话说，陈独秀与李大钊一见如故，李大钊礼貌地对名人陈独秀说：“仲甫先生，您对中国有何高见？”
“当今的中国，黑暗到了极点，我想了很久，惟有科学、民主，才是驱散中国大地黑夜的两盏明灯。没有民主，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没有科学，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国。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民主与科学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是独裁与愚昧！”陈独秀有时挥动拳头说。
“如果我们4万万同胞都明白了民主与科学的重要意义，就能从根本上杜绝帝制的思想，就能造就一个崭新的中国！”李大钊十分赞同陈独秀的见解与观点。
陈独秀接着谈到自己的实干想法：“我准备近日回国，针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卖国行径，办一个杂志，举起科学与民主这两面旗帜，告戒我们的人民，其实政治反动，是一时之事，但文化反动，就会坑害一代甚至多代的青年，那就会真正扼杀和阻碍中国革命！要用民主、科学唤醒青年，让青年自觉地去充当革命的主力军！我办这个杂志就叫《青年杂志》，到时，你一定要撰稿支持哟。”
“好！我一定投稿。”李大钊看到陈独秀意气风发的战斗精神，喜道。
在中华民国军阀混战的时候，1915年6月中旬，中国的一个杰出人物回到了中国，他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生，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长得白白净净，团头大脸，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聪明伶俐，思想敏锐，言词激烈，长辈人说：
“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陈独秀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日报》。1904年初在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后来编辑部迁至芜湖，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
1913年，陈独秀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1915年6月中旬，36岁的陈独秀和29岁的易白沙（易坤，长沙人）秘密回国到达上海，住法租界嵩出路吉谊里21号，这是一楼一底的砖木结构楼房。在这里，与分别一年的妻子高君曼团聚。
陈独秀的老朋友——37岁的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热情地为陈独秀等设宴接风洗尘。席间，陈独秀对汪孟邹说：
“汪兄，我这次回国，主要是为办一份杂志，让你的图书馆负责印刷和发行，我保证，10年的功夫这个杂志就会影响全国”。
汪孟邹笑道：“想不到你在办报刊吃了这么多亏，现在还痴迷此事”。
汪孟邹笑的是陈独秀曾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在日报上宣传革命，《国民日报》报社被查封，后在安微芜湖办《安微俗话报》，继续宣传革命，名气太大，袁世凯任命的安微巡抚要逮捕他，陈独秀逃到日本，现在陈独秀又杀回来，在上海办杂志。
易白沙也笑看陈独秀说：“他就是喜欢舞文弄墨，把笔杆子当枪使”。
汪孟邹忧心地说：“这次袁大头与日本人签订‘21条’，大举借款，进行复辟活动，国人多盼中山先生发起第3次反袁革命，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打响”。
“袁大头就想当皇帝，不过，我对孙中山也没抱多大的希望，中国现在这情况，进行政治革命没有丝毫意义，辛亥革命成功了，建立的中华民国不过是块招牌而已，新军阀林立，西南的、东北的，大大小小有多少军阀？只顾自己抢地盘，穷兵黩武，谁把民国当成多大的事，现在，袁世凯连这块‘中华民国’招牌也不要了！”陈独秀说。
汪孟邹坚持说：“有招牌总比没有招牌好哇！那现在，我们能做些什么？”
陈独秀说：“革命必须革得彻底！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必须先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的思想，就是要先换脑筋，人的脑筋是思想，国家的脑壳是政府，这脑壳呀，不换不行。”
易白沙说：“在日本的时候，仲甫我们就反复谈到这个问题，要让‘共和’名符其实，必须改变人民的思想，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思想，要让‘民主、共和’深入人心”。
陈独秀坚定地说：“先影响青年，占据时代主流，占据时代的先潮，办杂志是改变思想最快捷的途径。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我反复思考，还是觉得，救中国，建立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
汪孟邹称赞道：“这主意不错。”
“经费由我们群益书社承担。”在坐的群益书社总经理陈子寿抢着说。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也是报刊界进步人士，汪孟邹常在陈氏兄弟面前鼓吹章士钊、陈独秀。陈氏兄弟倾慕章士钊、陈独秀已久，这次听说陈独秀回上海，要汪孟邹一定引见结交。
陈独秀感谢道：“那就谢谢陈兄了！一见面就支持我的事业。”
陈子寿说：“能与在座各位共事，我兄弟二人荣幸之至，但不知道你这杂志叫什么名字？”
陈独秀说：“叫《青年杂志》，主要争对青年人，开启青年一代的思想”。
“好，太好了！”大家称赞道。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首刊，月刊，陈独秀主编。由群益书社出版，每月一本，每期支出在200圆经费。最初发行量为1000份。
群益书社是陈子沛1907年在上海创立的。陈独秀办杂志的念头1913年亡命到上海时就有了，那时，他曾对安徽同乡老友、办了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说过，他说自己想办一本杂志，只要七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老友想想办法。孟邹感到亚东实在还没有力量做，就介绍给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他们较有经济实力，陈氏兄弟同意了，商定每月编辑费、稿费200元，月出1本。这就是1915年9月问世的《青年》杂志。最初每期只印1000份，没有多久，竟然每月能印到15000～16000份，这是陈氏兄弟和汪家叔侄没有想到的，比独秀本人预计产生影响的时间要短得多。
陈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是该刊的纲领性文章。该文开明宗义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要实现这社会改革的三事，关键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他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实行和进取。他总结近代欧洲强盛的原因，认为人权和科学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从而首先在中国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敬告青年》一文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是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对青年提出6点要求：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并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也就是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
呼唤中国青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新鲜活泼的价值，与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号召青年，“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将腐败因素彻底清除”。
《敬告青年》一文发表，标志着中国新文化运动拉开了帏幕。这一天是1915年9月15日。
此时，追随袁世凯的幕僚梁士诒、杨度、刘师培、严复、孙毓筠、李燮和、胡瑛等一批文人，成立“筹安会”，宣传“民国自从建立，动乱不断，所谓共和，实属虚幻，导致人们缺乏精神信仰”，宣传“国体要变更”，大造恢复帝制舆论，在筹安会的鼓动下，有8个省以“公民代表”的名义，向参政院递交了“改革国体”的请愿书。严复还是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也是《天演论》的翻译者。
随后，梁士诒发起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发动更大声势的“改革国体”的请愿戏剧，10月，全国投票，结果全部“赞成”君主立宪制，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不得不辞职。
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大封追随自己的文武官吏。
此时，梁启起也觉悟了，在上海也发动讨代袁世凯事业，在报刊上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一文，讽刺袁世凯，并拒收袁世凯送来的20万大洋。
1916年1月15日，《青年杂志》发表了陈独秀的《一九一六》，陈独秀痛斥中国“三纲五常”封建伦理，曰：臣、民、子、妻，实为君、父、夫的附属品，没有独立的人格，要争取独立人格，必须废除封建奴隶道德。
2月15日，《青年杂志》发表了陈独秀的《吾人之最后觉醒》，对封建伦理道德，不攻破，我们国家的政治、法律、社会道德，都不能冲出黑暗而见光明，“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2月，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经常与陈独秀、朱经农、梅光迪、任鸿、杨杏佛等人通信，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并作白话诗。如：梦与诗：
都是平常经验，
都是平常影象，
偶然涌到梦中来，
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
都是平常情感，
都是平常言语，
偶然碰着个诗人，
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
醉过才知酒浓，
爱过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胡适，是中国在世界学术界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人，一生中获得36个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韦斯尔阳大学、杜克大学、克拉大学、卜隆大学、耶鲁大学、联合学院、柏令马学院、宾州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森林湖学院、狄克森学院、密特勃雷大学、密达伯瑞学院；麦吉尔大学、多伦多大学、达脱茅斯学院、纽约州立大学、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奥白林学院、威斯康辛大学、妥尔陀大学、东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第纳逊大学、柏克纳尔大学、牛津大学、柯鲁开特大学、美国克莱蒙研究所、夏威夷大学等。
胡适生于1891年12月17日，汉族，安徽绩溪上庄村人。胡适青年时，长得特别精瘦精神，聪明好学，博文件强记。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毕业于康乃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提倡怀疑主义，并以陈独秀的《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以及“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的做人之道。
1916年8月，北京微风习习，北大校园里，一大早学生手里竟有了一本新杂志《晨钟报》，上面著主编是李大钊。原来汤化龙在北京创刊《晨钟报》，邀请李大钊任主编。
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曰：
“本其自由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
刚出版20多天，言论便刺痛了北京民国政府，汤化龙遭到训斥，汤化龙到报社，气哼哼地对李大钊吼道：
“李大钊！请你办《晨钟报》，你怎么把《晨钟报》办成了一份过激党人的报纸，尽发过激言论，赶紧改过来，多报道现实的事，多宣传政府要做的事。”
李大钊说：“《晨钟报》晨钟报，不就是要走在时代的前沿，带头鸣钟吗？办成政府的附庸品，那还有什么进步意义。”
汤化龙说：“你不改弦更张，我这个《晨钟报》就办不下去了！”
“办成这般政府的附庸品，我办不到，你另请高明吧。”汤化龙半天作声不得。
李大钊志在救中国，那肯背弃信仰，在《晨钟报》上发表辞职声明，扬长而去。
1916年9月20日，康有为在《时报》上发表致总统、总理书，极力主张中国“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此举得到内阁总理段祺瑞的支持，中国大地一时“尊孔”之风刮遍全国。
此时，《新青年》对康有为开战了。
先要说《青年杂志》变为《新青年》，有一天，群益书社陈子寿接到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周刊)名字雷同，要求及早改名，以免犯冒名的错误，陈子寿去陈独秀的住处，专门商量杂志改名，汪孟邹那天吃了晚饭后去陈独秀处，陈子寿正在与陈独秀商量改名的事，陈子寿的建议将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说：
“新青年，新青年，好哇，这个名字不错。”
汪孟邹也觉得不错，赞同说：“新青年，好，新青年必将开辟新时代。”
大家一致赞同。
《新青年》是新名，向康有为开战，历史又掀开一页。
首先，易白沙在《新青年》上发表《孔子平议》一文，指出孔子学说，在春秋战国只是九家学说之一而已，只是到了汉武帝，为了统治需要，才独自尊孔，后来又为中国历代皇帝利用，尊孔，容易误导蒙骗人民，“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容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
陈独秀连续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等一系列文章，笔锋犀利，重炮轰击孔教与孔学，对于不同的思想观念，作了明确回答，主张对旧的封建道德观念，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迁，以进化论和朴素的阶级观点为武器；
接着，李大钊、鲁迅、北大教授四川华阳人吴虞等，也发表文章，对孔教礼学进行了批驳；
胡适也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他认为，“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写在孔子诞辰之后》说，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
10月1日，《新青年》上发表了胡适致陈独秀的一封信。这时胡适已经在康乃尔大学得学士学位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系主任为美国著名的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出：
文学革命要从八事入手，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讲究文法结构，这是形式上的革命，六不作无病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这是精神上的革命。
陈独秀作了认真回信，说，除了第五、八项外，其他的都非常赞成，回信胡适：
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
胡适接到陈独秀的信后，加以修改和阐述，题为《文学改良刍议》，这是胡适一生较有成就的代表作，掀起了文学改良运动，提出当时文学的八个主张，也就是后来的八不主义：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模仿古人；
八、不避俗话和俗字。
胡适主张使用“白话”做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说明是文学改良而非革命，“刍议”，而非教条式的结论，指出中国民间语言与书面文字差异的弊病，主张以白话文为主，言文合一。
陈独秀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后，陈独秀紧接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陈独秀把文学革命作为开发文明、解放思想、改造国民性的利器，同政治革命密切结合起来，《文学革命》的发表，吹响了向封建文学进攻的号令，掀起了新文学革命，钱玄同，刘半农立即响应。钱玄同斥责一味的拟古的骈文、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刘半农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积极支持文学革命。
很快，李大钊也从日本回到中国，暂居上海，继续思考中国问题。
1916年12月26日，中华民国在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中国著名教育家、学者、原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为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是中国最高学府。在此之前，49岁蔡元培先生，对约见自己的政府总理52岁段祺瑞说：“要我任北大校长，我有三个条件，如果总理答应了我提出三个条件，我就上任，否则，请政府另请高明，三个条件：
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
二、教师组织评议会，把大权交给教授们，由教授治校，教育部不能插手；
三、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国外留学”。
政府总理段祺瑞当即拍板，说：“你的条件，完全合理，我答应您”。
蔡元培，生于1868年1月11日，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县）人，原籍浙江诸暨，汉族，。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
1884年，蔡元培17岁时，考取秀才。1885年，18岁时，设馆教书。1889年22岁的蔡元培考中举人，1890年会试贡士，未殿试。1892年补殿试，为进士，殿试策论成绩为2甲34名，内容是“西藏的地理位置”。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27岁时，春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的北洋水师受到毁灭性打击。1900年，蔡元培33岁，夏天，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这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夏，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校长。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1902年，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均曾被推为总理。夏，游历日本，同年秋回国，在上海创设爱国女校及爱国学社，任总理。并以《晨报》为阵地，提倡民权，宣传排满革命。1903年，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蔡元培为抗拒俄国政府觊觎中国北方领土，与上海反清革命志士以对俄同志会的名义办了《俄事警闻》（后改《警钟日报》）。1904年，他在与陶成章、龚宝铨等在上海建立光复会，被推为会长，1905年，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1907年5月，40岁的蔡元培，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一面学习，一面教授唐绍仪(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4个侄子的中文教师，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1911年11月上旬，辛亥革命爆发，在陈其美去电催促下，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1912年1月4日，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教育部在蔡元培之下对公众征求可能的国歌，后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五旗共和歌》。1月19日，他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键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
1912年2月，教育部来了一个新人，平头、胡须硬扎，中等瘦削的30来岁的人，他就是后来成为名人的鲁迅，被蔡元培邀请到教育部任职。袁世凯上台任中华民国大总统，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1913年，即民国二年，蔡元培46岁，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1915年6月，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
1916年夏，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终于明令恢复了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一些浙江籍议员还发电给远在法国的蔡元培，说是要推选他当浙江省督军。11月8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12月26日，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官办，创建于1898年光绪皇帝百日维新时，由于是官办，在北京大学里，封建余孽颇为狂吠，蔡元培思想，即然革命了，已经是中华民国共和时代，必须学术自由，兼容并办，再现百家争鸣的繁荣文化景象。首先得寻觅一批有新思想，新文化新人物，作为新兴北京大学的栋梁之材。恰在此时，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见着蔡元培，把10多本《新青年》递给蔡元培，笑着说：
“蔡校长，你看看《新青年》，是安微人陈独秀主编的，社会上流传的‘南陈北李，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的陈，就是这个陈独秀，李是李大钊。这几天陈独秀也恰好来北京了。”
蔡元培大喜道：“好哇！陈独秀我认识，原来我们都是反清暗杀团呢，他在哪？我去拜见他，他确是一个有见识的人物，博学多才，有新思想，我决定请他做文科学长（即院长）。”
蔡元培慧眼识英雄。
“哦，他就住在北京的中西旅馆呀！”汤尔和说。
“那我现在就去拜访他。”蔡元培起身握住汤尔和的手，要走，丢下一句：
“汤校长，我忘不了你的成人之美，萧何之情，来日再谢！”蔡元培竟急急地走了。
见人敲门，陈独秀、汪孟邹等人正在商量募集资金的事，靠门边的人打开门：
“我是蔡元培，来拜访陈独秀先生。”
来人自报家门，陈独秀见蔡元培校长上门，大吃一惊，蔡元培是1892年的进士，任过中国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而陈独秀是1896年的秀才，后来，再没有任何文凭，德高望重的49岁蔡元培亲自拜访37岁的陈独秀，在场的人无不大吃一惊，陈独秀悄一楞，急忙走上前伸出双手，热情地握住蔡元培的双手，连声说：
“失敬！失敬！请坐！请坐！”
“仲甫先生，今天来，是为聘请你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一落坐，蔡元培就说。
“只是我才疏学浅，难当大任，真是谢谢蔡校长好意。”陈独秀说。
“仲甫有什么难言之隐，只管直说，孓民愿尽力为仲甫排忧解难。”蔡元培问道。
陈独秀爽朗地说：“我一不是博士，二无教授职称，那能担当堂堂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再说，我还在主编《新青年》，每月要出一期，编辑部还在上海呢，无法脱身。”
蔡元培略沉吟了一下，说：“仲甫啊，你说的都不是问题，仲甫可以不开课，专任文科学长，教授职称，凭称的学识，冲着你已经出版的《新青年》，完全可以授予你教授职称，等仲甫进了北大，即可由北大授予仲甫教授职称，另外，仲甫先生把《新青年》杂志也搬到北大来办，北大人才济济，一定比在上海办会更有影响力。”
陈独秀谦恭地说：“文科学长我可以先暂时代理，我向蔡校长推荐一人，他叫胡适，眼下在美国，等他回国，请他担任文科学长，胡适才学，胜我10倍。”
“我也久闻胡适先生大名，等胡适先生回来，还请仲甫引荐来北大任教，那北大可谓得龙又得凤了，呵呵。不过，文科学长非仲甫先生莫属，胡适先生回来会另有安排。”蔡元培高兴地说。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到北大上任。并立即致函教育部，推荐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附一张蔡元培为陈独秀编的一份假履历，上写着：
陈独秀，安微怀宁人，日本东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微公学教务长，安微高等学校校长。
其实，陈独秀没有上过日本东京大学，也没有当过安微高等学校校长。蔡元培认为陈独秀是奇才，无论如何要把陈独秀弄进北京大学，当文科学长，不能受文凭所限。这正是龚自珍的一句话：“不拘一格降要才”。
14日，教育总长范源濂签署教育部第三号令：
此任命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
15日，蔡元培以校长名义签署布告：
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在北京大学四处张贴。北京大学学生见了布告，无不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他们都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许多北京大学老教授们，畏陈独秀如虎，如洪水猛兽，包括国学大师章太炎、林纾、辜鸿铭等先生，说三道四的人也不少。
1月下旬，陈独秀走马上任，住北京市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这里也就成了《新青年》杂志社的编辑部。《新青年》杂志社的编辑部也就由上海迁到北京了。
在上海，陈子沛、陈子寿的群益书社是为《新青年》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20年后，1935年，群益书社已传到陈氏后辈的手里，经营不下去了，准备关门，因为汪孟邹曾为群益的房租做过担保人，要赔款5000元左右。最后由做律师的章士钊出面，让群益将《新青年》的纸型交给亚东重印一版，作为补偿。重印本前面有当年8月20日蔡元培题词，蔡元培说：
《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现传本渐稀，得此重印本，使研讨吾国人最近思想变迁者有所依据，甚可喜也。
有胡适的题词：
《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我们当日编辑作文的一班朋友，往往也不容易收存全份，所以我们欢迎这回《新青年》的重印。
那时，《新青年》的创办人陈独秀正关在南京的国民党监狱中，和亚东图书馆主人书信往来不绝。这都是后话。
北京大学（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旋即冠“国立”大学），国这精粹，人才济济，严复首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1914年，胡仁源任北京大学校长，已有黄侃、辜鸿铭、钱玄同、马叙伦、陶孟和、冯祖荀、何育杰、俞同奎，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夏元瑮分别出任文科、理科学长，聘请胡适、李大钊、鲁迅、刘半农、梁漱溟、李四光、王星拱、颜任光、钟观光、任鸿隽、李书华、丁西林、马寅初、陶孟和、陈启修、王世杰等到校任教，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著名学者还有黄节、吴梅、刘文典、陈垣、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马衡、康心孚等。对有学术造诣、政治上守旧的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人仍在此任教，北京大学真可谓风支际会，北京大学当时有名人教授章太炎、陈寅恪、梁漱溟、沈尹默等等名人。
陈独秀的到来，在北京大学杀进一道新风，新文化、新思想、新主义，其势如汤泼雪，狂扫旧的封建文化思想；后来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杨济昌等也进入北京大学任教。《新青年》杂志在北京，一次发行15000～16000份，每期出版即在北京大学抢售一空，有不人托亲拜友，想法设法弄到《新青年》杂志，有不少是自己买的，也有一部分为在外地大学同学或朋友索要而买的，后来成为中国领袖的毛泽东，当时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上学，毛泽东回忆说：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康有为、梁启超，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的问题。”
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当时在武汉中华大学上学，也非常慕求《新青年》。
那时，全中国各大城市基本都是这个情况，恽代英给《新青年》写信说：
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咸感谢了。
《新青年》风靡一时。在很多大城市、很多大学堂、很多进步人士之间传阅，许多人来文参与讨论，许多人来信说不同的意见，许多人来信说感谢，很多青年人为谋求一本《新青年》不知托求了多少人。
1917年初，因陈独秀到北京大京任教，《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新青年》从第4卷第一号（1918年1月）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带动其它刊物形成了一个提倡白话文运动。
胡适1917年6月回国，9月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中国古代哲学。
北京大学人才济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周树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张申府、朱自清、杨济昌、陈梅村、林纤、刘师培、辜鸿铭等等，他们互相交流、探讨、辩论，甚至为思想、学术，相互攻击，相互开战，致使北京大学，十分活跃。
俄国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号角，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
当时向往革命，梦想祖国强盛的还有一个群体，那就是参加欧战回国的华工，他们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经过欧洲发达国家的生产能力和中国落后面貌的经比，痛心祖国不强大，他们在各地形成了先进的群众群体，为国家做着不同的工作，却有同样的意义——维护民族的尊严，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工作。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新青年》由胡适主编，胡适主张多谈实用问题，少谈主义。
从1919年下半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多篇。
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编辑部移到上海编印。
当时，上海让人感到人才是成群的来。
上海宣传社会主义的有不少人，影响较大的有三股力量：
一是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
二是国民党创办的星期评沦社、觉悟社。.星期评论社出版(星期评论)周刊，编辑是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戴季陶原与陈独秀在\日本相识，沈玄庐是老同盟会员，流亡日本时钻研社会主义理论书籍，李汉俊也是早年东渡日留学，拜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村夫为师，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些人与陈独秀可算是志同道合；觉悟社出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是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左派邵力子；
三是研究系张东荪等人组织的共学社，出版《时事新报》。张东荪与陈独秀有旧，写得一手、好文章，也读过一些社会主义著作。
不论是陈独秀、张东荪、戴季陶，还是邵力子，沈玄庐，都曾在日本留学，程度不同地都懂一些。
三股力量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建立了联系，大家经常在与起讨论。这年的4月间陈独秀迁居到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这幢房子是他老朋友柏文蔚让给他的，全部建筑面积约140多平方米。从此，这里既是陈独秀的住处，也是《新青年》的编辑部所在地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的诞生地。
大家经常聚会，便想把《共产党宣言》译成本中文，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已经成为新潮，成为时髦。早在1919年8月，年仅19岁的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日刊》上发表《社会同题》一文，文末节录了《共产党宣言)第2章的1O条纲领。然而，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全本，不但要有相当高的中文修养，而且要谙熟马克思号主义理论才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的“引言”的第一句：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
在当时，这一句非常难翻译，就这短短一句，不知难到了多少人。
戴季陶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便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邵力子向戴季陶举荐一人——杭州的陈望道。陈望道，浙江义乌人，中学毕业后到上海进修英语，准备去欧美留学。最后欧美没有去成，却去了日本。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学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回国后在浙江第1师范学校国当语文教师，他常为《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撰稿，成为邵力子的密友。陈望道与浙江第1师范语文教师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倡导新文学、白话文，人称“四大金刚”，戴季陶给陈望道寄去了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还寄去了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翻译时对照参考之用。这本英文版是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弄来的。陈望道带着这两本《共产党宣言》和《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回到义乌县农村的家里，躲进柴屋，搭起铺板作书桌，又找来一盏油灯，日夜不停地翻译起来。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译完《共产党宣言》寄给戴季陶。这时，他接到《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他到上海担任编辑的信，便提着皮箱来到上海，《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一齐交给了李汉俊，由李汉俊和陈独秀校阅译文。陈望道住进了三益里《星期评论》编辑部李汉俊的家里。
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了《共*产*党宣言》，再经陈望道改定，准备发表，这时突然发生意外，国民党的《星期评论》被当局查禁而停刊。陈独秀邀请陈望道来编辑《新青年》，于是，陈望道便成了陈独秀的助手。
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可能会有麻烦，陈独秀决定出版单行本，初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印了1000册，不胫而走，各方纷纷求要，紧接着又印了1000册。
从1920年9月《新青年》的8卷一号起，成为中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它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共产党》月刊互相配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理论上正式的准备，1922年7月休刊。
1923年6月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
1925年4月起出不定期刊，共出5期，次年7月停刊。
后期的《新青年》介绍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尤其是李大钊。
中国的北方边疆—外蒙，1915年6月7日，中国、沙俄、蒙古三方在恰克图缔结《关于外蒙古之三国协定》，明确规定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外蒙承认中国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自治权，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进行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推翻了沙皇，俄国失去了对外蒙古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