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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章 、华工的荣誉(1)

此时在欧州的中国华工军团,满腔热血一行热泪。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出兵青岛的意图被英国否定后,日本看到了机会,它通过谍报得出结论,德国等同盟国的远东军力不堪一击,协约国势力因为欧战无法脱身东顾。东亚,已经出现了帝国主义“权力真空”。

在武力威胁和最后通牒的恫吓之下,1915年5月25日,袁世凯接受了“21条”里的1~4号文件的要求。外交部长陆征祥向袁世凯进言,力陈解决山东问题的关键在于参战;甚至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被学生们斥为卖国贼的外交次长曹汝霖,也在当时向袁世凯竭力建议,中国阻止日本进一步对华侵略的有效措施在于参战。只有参战,和英国、法国站在一个战壕里,成为协约国,成为战胜国,才能摆脱任人宰割的境地。于是,北洋政府决定,再次尝试派兵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

1915年11月1日,总统府顾问莫里循接到秘密通知,大总统参战之意已决,请莫里循立即找到一个中国可以武装参战的合适理由。5天后,中国又正式照会英国政府,表示中国准备对德国宣战,为了防止日本从中作梗,请英、法、俄三国出面邀请中国参战。袁世凯还向英国私下里提出了三项参战条件:

一、要求协约国垫付300万英镑,帮助中国重整军力,其中让英法派专家来监督中国的军火生产,然后把这批军火,运到欧洲战场;

二、不许存在租界,不许让罪犯存在,也不允许让反对政府的政党人士存在;

三、不能没有中国参加随便地签订中国的条约。

英国、法国、意大利对此都表示赞同。随后,中国将至少3万支步枪通过梁士诒,经由香港秘密移交给了英国军方,借以增加武装参战的筹码。英、法、俄对中国武装参战非常欢迎,并表示愿意出面安排相关事宜。然而,日本已经觉察出中国在为战后崛起做准备,闻讯后极力反对,以东亚人体质不适合在寒冷的欧洲山林作战为由,拒绝本国和中国向欧洲派兵,为进一步阻止中国出兵,日本甚至向协约国暗示,如果中国派兵参战,日本将很可能采取非常措施。协约国最终妥协。到1916年初,中国政府第二次武装参战的努力,再度付诸流水。软弱的北洋政府必须另觅出路。

早在1915年,即爆发第1世界大战的第2年,政府秘书长梁士诒便以商人的精明、政治人物的敏感以及外交家的眼光,在积极争取中国尽快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的同时,开始酝酿另一个富有创意的外交策略。梁士诒和其他的一些精英,在开始重新思考,如何介入国际社会通过一战加入国际社会,在1915年春夏之交,梁士诒提出了以工代兵,这个非常有前瞻思维的一个策略。

这是一个绝妙的切入点。

中国政府秘书长梁士诒将外交从手握武器的军人身上,转移到了社会的最低层——那些饥寒交迫的城市贫民和农民。

梁士诒别出心裁地提出了派遣中国劳工支援协约国的构想,并与好友叶恭绰制定了华工参战的周密计划。梁士诒称其为“以工代兵之策”,试图在中国正式派兵参战之前,以这种特殊方式,与协约国事先建立直接而密切的利益共同体。

派遣中国丰富的劳动力出洋助战,至少能够表明中国有诚意、有能力支持协约国。而且,华工在名义上受雇于国外的“私营”公司,表面上属于民间行为,可以避免给德国指控中国破坏中立条规落下口实。

1915年6月,梁士诒首先同英国接触,洽谈华工计划,提议中国向英国派出30万华工并装备10万支步枪。这些武装华工将由英国军官指挥,驰援欧洲战场。

梁士诒这一策略,为了迎合英国人,可谓煞费苦心,它实际上是模仿了帮助清政府剿杀太平军的“常胜军”模式。“常胜军”由英军少校戈登组建,除了军官和士官是白人以外,大多数士兵是华人,而这些士兵就被称作“劳工”,可能是怕清政府忌惮洋人势力做大,而在称呼上采取的一个权宜之策。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这一次对中国的“以工代兵”计划仍然是嗤之以鼻,毫不客气地称为中国政府的想法是天方夜谭。心存戒备的英国国防部和殖民部也认为:利用中国人作战或做工的提议并不可行,无论选择哪种方式,中国都将成为协约国一员,战后都将有权利废除与盟友和敌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从地缘政治上考虑,有百害而无一利。

中国政府秘书长梁士诒,再次碰壁。

英国还是一个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社会,朱尔典觉得一个大英帝国,如果需要中国帮忙,在脸面上、在国际影响上,有不好影响,当时的英国的工会非常强大,他们不是不需要因为中国华工,而是华工卷入之后,影响英国劳工利益。

又一次遭受英国冷遇,梁士诒并未气馁。他将华工计划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不再使用“武装华工”字眼,而是以“华工”代替。

接下来,梁士诒开始选择同法国人接触。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是在法国及其周边国家,虽然英国卷入了第一世界大战,仗,并不在英国国土上打。

残酷的战争已经给法国造成巨大伤亡,每天有几千名将士死亡,尉级以下军官,在战场上连3个月都活不到;而年龄在15—49岁之间的法国男子,战死率竟然高达13.3%,即使活着的,也是很多缺胳膊掉腿的,兵源锐减。前方频繁告急,后方厌战情绪又极为严重,普通民众纷纷消极避战甚至逃亡。法国已经面临了财力、物力、人力、巨大的挑战。

人,特别需要人,没有人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尤其是战争时期。

战争,打仗,又是刻不容缓的事。

早在1915年3月,法国军方,为人力短缺而焦虑不安,就早已将目光瞄准了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农民和城市贫民。这与梁士诒的华工计划不谋而合。法国刚一同梁士诒接触,便迫不及待地表示:接受他的“以工代兵”提议。

法国人说,这真是天赐良机!

中国人援助,中国人是真正的朋友!

1915年6月,法国正式要求驻北京公使康悌,迅速调查华工招募的可行性。

康悌很快报告说:

北洋政府愿意提供帮助,不过有一个前提——由于中国是中立国,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北京和天津还驻扎有军事力量,为了避免德国指责中国违背中立条规,华工在名义上只能受雇于法国设在中国的私营公司。

法国国防部决定:退役上校陶履德尽快实施华工招募计划。他们谨慎地采取了伪装措施,陶履德招工团对外公开称为民间机构,而陶履德退役陆军上校的身份,也改成了农学技师。

为了配合法国招募华工,同时避免给德国留下指控的口实,梁士诒命令在北京设立了一家叫做“惠民”的商业公司,并在天津、江苏浦口、香港、山东青岛等地设立了分公司,承揽招募华工事宜。

北洋政府外交部又照会法国驻华公使康悌,要求法国政府必须在合同之外,再以书面形式保证,严格遵守合同中的三条重要条款:

一、华工不得干预战事;

二、如果中国政府需要,可以委派一名外交官员或领事官,前往法国驻扎,视察华工的做工情形;

三、华工在法国期间,应当享有与其国民同等待遇的自由权,雇主应该确保中国工人不受虐待。

中国政府之所以要求法国政府保证,因为中国人过去从19世纪到其它国家,到古巴,到秘鲁,甚至后来20世纪到南非,他们都是一种苦力,都是受人剥削,寄人篱下的苦力,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新的民国政府,希望自己的国民,要跟世界其它国家,要一律平等。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其它国家,这也是中国寻求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路途的重要部分,第二个就是要法国政府,承认和保证华工的基本利益,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法国政府公开备书表示:如果法国的各大公司或者工厂,违背了中国华工的利益,中国政府唯法国政府是问。

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递交书面承诺,北洋政府正式批准了招工合同。

当法国正紧锣密鼓展开在华招工计划的时候,欧洲战场上,形势对于协约国越来越不利。

1916年7月开始,法国北部的索姆河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战役打响。英军把坦克第一次投入战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为突破由堑壕、铁丝网、机枪火力点组成的防御阵地,打破阵地战的僵局,迫切需要研制一种火力、机动、防护三者有机结合的新式武器。英国人E.D.斯文顿在一起意外中发现,如果在拖拉机上装上火炮或机枪,它不就无敌了吗?1915年,英国政府采纳了E.D.斯文顿的建议,利用汽车、拖拉机、枪炮制造和冶金技术,试制了坦克的样车。

1916年,生产了“马克”Ⅰ型坦克,外廓呈菱形,刚性悬挂,车体两侧履带架上有突出的炮座,两条履带从顶上绕过车体,车后伸出一对转向轮。该坦克乘员8人,有“雄性”和“雌性”两种。“雄性”装有2门57毫米火炮和4挺机枪,“雌性”仅装5挺机枪。1916年9月15日,有60辆“马克”Ⅰ型坦克首次投入索姆河战役。当时为了保密,英国将这种新式武器说成是为前线送水的“水箱”。结果这一名称被沿用至今,“坦克”就是这个单词的音译。

这种称为“马克”Ⅰ型的坦克靠履带行走,能驰骋疆场、越障跨壕、不怕枪弹、无所阻挡,很快就突破德军防线,从此开辟了陆军机械化的新时代;从那时起到现在,世界上已经制造了数10万辆坦克,成为各国陆军、海军陆战队和空降兵的主要作战武器。

坦克是具有强大直射火力、高度越野机动性和坚固防护力的履带式装甲战斗车辆。它是地面作战的主要突击兵器和装甲兵的基本装备,主要用于与敌方坦克和其它装甲车辆作战,也可以压制、消灭反坦克武器,摧毁野战工事,歼灭有生力量。

然而无济于事,英法联军,每月伤亡16万人,这意味着每天有5000人在泥泞的堑壕内外非死即伤。

英国远征军联合法军,在法国北部的索姆河地区,与德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阵地攻坚战。索姆河会战历时将近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在机枪、重炮、毒气弹和航空炸弹的打击下,索姆河会战的第一个月,英国远征军伤亡与失踪人数就高达18万7千人,就是说,每天有6000多名将伤亡。1个月后更是窜升到了22万多人,这些人都是年青人,壮劳力,巨大伤亡与劳动力的严重短缺。

致使英国人急了!

英国政府急了!

如何利用可资利用的一切途径,缓解人力资源的日益匮乏,挽救大英帝国岌岌可危的命运,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中国,只有中国可以帮助!

多次拒绝中国武装参战的英国政府,一改傲慢态度,不再认为北洋政府“以工代兵”的计划纯属天方夜谭,紧急请求中国援助。英国国防大臣劳合?乔治,希望募集到4万甚至5万名华工。

1916年8月14日,当索姆河会战进入白热化的时候,英国正式通知法国,在法国战场使用华工。英国军方很快选派了自己的代表托马斯.布恩尼,具体负责招募事宜。布恩尼长期在中国工作过,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他曾经在日记中写到:

人们抱怨,当我方战士从战壕撤回休息时,还不得不在法国大后方从事所有的非军事性劳作。对此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为什么不让中国人来干?……推荐信上说,把这件事交给布恩尼去做吧。如果连布恩尼都做不好,那就没人能够完成。

继法国之后,英国政府与中国也很快签订了华工招募合同。

经过梁士诒等外交人士的艰难斡旋,北洋政府的“以工代兵”策略,最终付诸实施。

英国准备招募4万到5万名华工,运往法国战区替代二线后勤部队,再把替换下来的非战斗部队补充到一线作战。

英国招工局满以为,华工招募应该会一帆风顺。然而,看似优厚的待遇,并未产生多少吸引力,然而,截止当年11月底,索姆河战役结束之际,英国招募的华工,竟然连40人都不到。

开局不利的英国,将主要责任归咎于法国。因为法国人在错误的时间——华北招工期间,错误的地点——天津老西开,发动了一次错误的武装入侵。

天津老西开,实际上是天津的海光寺洼,大概有4000多亩的一个洼地,在1902年的时候,法国在天津的领事馆就企图,跟清政府提出照会啊,要求把这个海光寺洼,归这个法租界,当时清政府没有同意,那么法国在天津的领事馆就不断地在老西开地区扩张着地盘,一方面是建学校、建教堂,大肆地扩展地盘,还在老西开地区开始收税。1916年10月18日,法国就天津老西开划入法租界,向北洋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给予答复,否则将诉诸武力。两天后,法国竟公然派兵占领老西开。

民国(北洋)政府公开谴责法国这一挑衅行为,然后天津的市民发起罢工、游行示威,然后变成一个全国谴责法国的事件,法国在中国的形象受到非常大的消极影响,所以招募已经在华北是不太可能,要逐渐向南方扩大。

北洋政府新任外交总长伍廷芳坚决表示:

对于“老西开”事件,中国绝不退让半步!

老西开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迅速蔓延,中国民众对法国的诚信普遍产生了怀疑。南方的公众对法国招工团同样表现出极大反感。

这样,法国在老西开的入侵行动不仅未能得逞,还直接对华工招募产生了不利影响,进而殃及刚刚启动招工计划的英国。

对此,英国驻华公使馆一针见血地指责道:

“法国在天津造成的老西开事件,是导致英国招募工作严重受挫的主要原因。”

透过老西开事件,英国政府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支持,华工招募将会寸步难行。当然,就像朱尔典指出的那样,请求中国帮忙是必须有附加条件的。

英国人为防止北洋政府讨价还价,打算不与中国官方接触,而是在自己的租借地范围内招工,并对香港与威海卫,进行了反复论证,旨在选择最为理想的招募基地。

英国军方的首选招募华工的地方是香港。然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强烈反对。

他们认为广东人的体格比较矮小,一个是参与重体力活的时候会受影响,另外一个是南方人很难适应欧洲的寒冷气侯,他考虑到能够不能够招会讲广东话的这样的英国军事管理人员,还是个问题,他们还担心,在广东这块招收足够的华工,也产生担忧。

其实,广东人民对英法国人没有一点好感,1917年2月12日,广东省高官朱庆澜特意致电北洋政府外交部说:由于广东人民对英法国招工团没有好感,应该暂时终止在广东的招募活动。

外交部没有迟疑,立即复电同意。

1916年,英国驻华公使馆向英国外交部陈述:

“毫无疑问,如果英国要完成华工招募计划,就必须立刻采取一些更积极的行动。我们正准备向中国政府做出必要的保证,如果中国因为在华工出洋问题上违反中立条约,而遭到同盟国攻击,那么中国将必须得到协约国的保护。”

此时,北洋政府也敏感地觉察到,占据外交主动权的时机业已成熟。

外交总长伍廷芳知会英国招工团:

“中国政府自然会暗中尽力,但不便公开相助。”

同时紧急致电驻伦敦公使施肇基,向英国提出交换筹码:

如果英国想在华工招募问题上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就必须首先接受以下条件:

一、英国同意中国延缓偿付庚子赔款50年,而且不得增加利率;

二、英国立即允许中国增加关税;

三、英国必须愿意支持中国参加战后和平会议。

其中,中国要求参加战后和会是最重要的一条。外交部再次指示施肇基,要向英国政府格外强调这一条,并要求英国说服其他协约国成员接受中国这一要求。

直接把华工跟中国的国家利益、国际地位连在一起,英国最后默认了中国的这些条款,从此,英国在中国的招募华工的进展非常快。

在北洋政府的暗中支持下,英国的招募工作渐渐有了起色。

英国军方重新评估之后,无奈何认为,威海卫才是招募华工的理想基地。

位于山东半岛东北部的威海卫,东、南、北三面濒临黄海,与大连遥遥相望,是天然的优质海港,曾经是北洋海军基地,也曾经被日本联合舰队觊觎,1898年,它最终落入英国远东舰队手里。

中国威海卫,气候怡人,使它成为西方人的避暑胜地和英国远东舰队的夏季锚地。当然,英国将威海卫作为华工招募基地,不是因为当地令人愉悦的环境和气候,他们更看重的是,英国在这里多年积累的招工经验。

12年前,即1904年,英国人和南非人,就在威海卫修建了苦力营,招募矿工,输送到南非开采黄金和钻石。在威海卫、芝罘、天津等口岸招工的经历,让英国认识到了在中国北方招募劳工的巨大潜力。

不但如此,英国政府还对驾驭当地人充满信心。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还发现:山东境内的人口数量几乎与法国整个国家的人口相当。在不足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稠密的人口,导致激烈的经济竞争,仅靠农业养活3800万人,非常困难。出国打工发洋财,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具有着巨大的诱惑力。

英国人看好山东人的体格比较强壮,而且山东按照这个地理位置来说,跟法国来说差不多,能够适应法国特别是冬天严寒的气侯。

英国人乐观地认为:山东是最理想的招工区域。

1916年10月8日,英军代表布恩尼,火速前往山东威海卫,这是英国在中国租借地和远东舰队的夏季锚地,这里马上成了英国主要的华工招募基地。

与法国不同的是,英国招工合同,是由英国军方一手炮制的,并没有与北洋政府进行过磋商,或者经过北洋政府的批准。

合同规定,英招华工在法国战区工作的期限为3年,但是有两个苛刻的前提,英国军方要经过半年试用,可以在一年后终止合同。

关于这些不公正条款,英国政府在报告中不无得意地炫耀道:

“在我们看来,是最令人满意的。按照合同规定,我们有权长期使用劳工,也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辞退他们。”

同年,英国陆军部在威海卫,设立了“大英威海政府招工局”和华工待发所,开始履行与法国大同小异的招工程序。

首先,前来应募者必须接受英、法两国规定的20多项指标的严格体检——假如他们被查出患有沙眼、肺结核、性病、疟疾、痔疮甚至坏牙等疾病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获得赴法劳工的资格。因为,英法所招华工主要都是为他们国防事业服务,首先必须是身体强壮,没有任何疾病,所以他年龄20-40之间,被最终接收的华工,要通过严格的体检,这个身体各方面指标,都是非常好的,就是非常强壮,当时一大批中医,包括英国管理下的中医,或者法国雇的大夫,就卷进这个招募工作,因为体检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体检完全合格后,劳工们才可以领取英、法两国统一配发的服装。

正式定招的劳工,每人领到一个号码——这个在铜片上事先打好的号码,将与华工的中英文名字一起,登记在身份证上。在华工待发所,有一个小型铁砧。使用这个铁砧,将带有劳工号码的铜箍,用一个类似装饰钮扣的小铁钉,铆在工人的左手手腕上。

在合同有效期内,这个号码将取代华工姓名的功能,必须一直佩带在本人手腕上——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他们的名字已经不再重要,号码才是他们另一种形式的身份象征——根据号码支付薪水,领取生活用品。直到合同期满回国时,劳工才被允许用机器将铜箍卸开取下。

这与西方的早期殖民者,对待非洲奴隶的方式差不多的。

编号后的华工,还必须像犯罪嫌疑人一样,手捧用粉笔写有身份号码的小石板,放在胸前照相;然后把相片贴在自己的薪水本上。

接着,一位中国文人替劳工们填写身份证,内容包括他们的年龄、身高、应征日期、本人地址和亲属的地址,如果他们死亡或失踪,军方要知道第一个通知谁;他们在中国的薪水和分配的个人物资由谁领取,以及领取人的地址。

英国军方把华工的工资分成两部分发放——在法国的华工本人领到一部分,剩余的由设在中国的招工局发给华工指定的代领人。

注册的最后一步,是在劳工的身份证和合同上按上手印。在到达欧洲之前,所有华工都被要求多次重复这个动作——不但每个手指需要单独按指模,还要将左手和右手分别按。在法国的手印专家,将会对每一位劳工验明正身:一次是在他们到达法国时,一次则是在离开法国的华工营补给站,即将投入战地工作之前。

经过一系列烦琐的体检和注册之后,英国威海政府招工局才最终签署华工为期3年的劳务合同。然而,合同规定:雇主一年之后有权解约,解约时英方提前6个月给予通知。合同还明确规定:

一、华工每天工作10个小时,工作地点在法国的铁路、公路、工厂、矿区、码头、田地、森林和其它任何非军事区;

二、吃、穿、住、照明和燃料免费供应;

三、可以享受一次免费的来回旅程,也就是从中国航行到欧洲,再自欧洲返回威海卫或吴淞口以北的某个港口;

四、启程时享受20元大洋津贴,受伤者,享受75元补贴;

五、死亡,则发放150元抚恤金。

所有这些条款都包含在中英文合同中,还有附加规定:

一、华工在国外生病期间,停发日薪,但仍有食物;

二、在国外因行为不当而损失的时间内不发工资,如果犯错误,则罚款28天或更多天数的日薪。

合同书的最后条款要求,华工必须声明:

本人应威海卫劳工局招募,在此声明,自己为一名自愿劳工。

1916年5月14日,德国就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指责中国的“以工代兵”违背了中立条约,并迅速采取行动破坏英法两国的华工计划。

然而,当时威海卫的大陆沿岸,没有可以停靠大型船只的码头,又缺乏同内地相连的铁路系统,当第一批华工自威海卫乘船赴法时,英国外交部指责招募和运输速度过慢,现在战争激烈,十万火急,急需中国人的支援,于是,英国招募者将目光转移到了威海卫南面的港口城市——青岛。

青岛,早在1897年11月14日,德国借口山东巨野2个神甫被杀,强行占领青岛,并在第二年强迫清政府签订租借条约。在1914年9月至11月,日军对德国远东根据地青岛发动进攻的时候,作为盟友,英国派出西库斯联队900多名威尔士士兵以及300名印度士兵协助日军攻打德军要塞。因此,主管山东招募事宜的英国驻济南领事约翰.普瑞特建议:加快招募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日本铁路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胶济铁路线,将劳工汇集到青岛,然后乘船运往法国。

截止1917年4月底,英国已经将3万5千名华工送到了法国战区,其中包括一部分藏族劳工。此后几个月内,英国以平均每月1万人的速度迅速募集着华工,并在威海卫周边地区收购了大量的军用骡马,与华工一起运往欧洲战场。

而法国,除了军方的惠民公司和陆军少校陶履德招工团活跃在天津、上海以外,还有法国劳动部委托的法华教育会成立的多个招工团,主要在华南、尤其是四川和云南等省,招募着华工。

法国在合同中体现出的劳工待遇,相对英国一点都不逊色。

中法签订的合同规定:华工不用参与战事,实际上,1918年7月15日——8月7日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法国元帅福煦就令中国华工营1个整营,投入一线作战,并出现了不少战斗英雄,这个时期,基本上那儿有协约国大军,那儿就有华工军;中法签订合同期限为5年,期满后由法国出资将华工送回中国,而且第一期期满后,愿意在法国居留的华工,听其自便;工人分为普通工和技工2大类,普通工每天的工资最少为5法郎,技术工人可以获得更多报酬。工人每天做工以10个小时为上限。休息日期与法国工人相同,并且在中国春节和国庆日,也要放假休息一天。工人启程赴法的时候,每人给予安家费50法郎,交给留守在中国的家属。华工在法国期间,与法国人一律平等。

尽管受天津老西开事件的直接影响,招募行动开展得一波三折,因为待遇优厚,法国招募的华工数量依然非常惊人,到战争结束前,也达到了5万人。

由英法两国从山东、河北、天津等8个省份招募的这些劳工,源源不断地集结到威海卫、青岛、上海等港口,分批登船。他们将经受漫长的海陆颠簸,赶赴遥远的欧洲。

两到三个月的无边旅程,日复一日地祈祷着逃过德国伪装巡洋舰和潜艇的围追猎杀,华工们将身履险境,福祸未知;三到五年的战地勤务,年复一年在地雷、远程火炮、毒气弹和航空炸弹的威胁下求生,华工们将命悬绝地,生死难料。

1917年2月24日,运载着非武装华工的法国“亚瑟”号邮轮,已经穿越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马塞港在望。漂泊了一个多月的华工们,即将踏上陆地,摆脱头晕目眩、病痛缠身的海上生活。

然而,厄运正在袭来。

23天前,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德国潜艇不用浮出水面,不用事先警告,就可以在任何海域、任意时间,袭击一切协约国军用和民用船只。

24日,“亚瑟”号轮船被尾随其后的德国潜艇用鱼雷击中,船上的543名华工,无一生还,全部葬身海底,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批华工阵亡者。冬季暴风和7米以上的巨浪,海上本已险象环生;南中国海、印度洋和地中海上出没无常的德国潜艇和伪装巡洋舰,更是防不胜防;难以名状的恐惧,随时袭扰的疾病,充斥着漫漫征途。

华工军团第13营英文翻译,清华学校学生张邦永,在他的日记中,曾这样记录一起辫子风波——操着一口流利汉语的英国营长,来到华工帐篷,命令劳工张彦彬前去剪辫子。张彦彬却愤怒地回答: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谁也不能剪掉我的辫子,如果要剪就立即取消合同,发给我车船票,我回河间县去。”

英国营长挖苦道:“大家都没有辫子,只剩你一个人没剪,实在是太难看了,必须剪掉。”说着就伸手拖拉张彦彬。

张彦彬丝毫没有退却,而是怒斥道:“中国人历来都有辫子,怎么会难看?要动手,那就来吧。”

说着,将英国营长的手轻轻一推。谁知就这么看似不经意地一推,竟然使英国营长痛得大声喊叫。原来,做过教书先生的张彦彬,太极拳打得非常好,

直至到达法国很久以后,在张邦永的劝说下,说是在战场,头发长了不方便,同时万一受伤了,不能及时处理救治,张彦彬才勉强剪掉了发辫。

张彦彬到法国后,还常常半夜起来练拳,并且十分乐意替一些目不识丁的劳工们代写家信,却不收取任何报酬,被大家亲切地尊称为“张先生”。

华工营里,像张彦彬这样身怀武功的劳工为数不少,多数来自河北和山东。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会成为颇受尊重的核心人物。

华工军团严格按照准军事化标准组建,成为不拿武器的部队。每个班由15名华工组成,从中选出一人担任工头班长,工头左右袖口上都钉着一道红布条,被劳工们称为“一道”,相当于作战部队中的下士。自此以后,这15个人将会同住1个帐篷,因此1班人又被叫做“1篷”,这是沿用了早期北洋军对“班”一级军事组织的称呼。3篷组成1个排,由1名“2道”,相当于中士的工头带领;而3个排组成1个连,由1名“3道”,相当于上士的工头带领。每营下设3个连,配备2名从中国招募的英文翻译,以及从中国招募的卫生人员,营长则由英国人或者法国人担任,全营总计447人。

劳工编队在到达法国华工总部后,还要增加一些英国或法国工头,每营满员为500人。

华工们以班为单位,由英国军官带领,在威海卫海边的沙地上,进行严格的队列和行军训练,每天早晚分别演练军事体操1小时。

华工是直接为战斗部队服务,后来,还有一部分直接参加战斗,特别是英招华工,是直接在前线为英国军队服务,他们不仅是受到军事管理,也受到一些比较正规的军事训练,到法国之后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华工都是步伐整齐地走向工作地点,这给法国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英国招工军官莫尼哥?戈尔描述道:

体面的衣着,整洁的环境,定时的作息制度,这一切令劳工们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体格上都焕然一新,是如此的英姿飒爽。

英、法国招工军官还相中了中国工具,特别是独轮车,它们在任何道路情况下都能用,这是战争,经常道路是很差的,中国独轮车能发挥很好的作用,英法两国政府,鼓励华工自带工具到法国服务,带得比较多的就是独轮车,还有一些华工,带上自己认为比较驾熟就轻的一些工具。华工们登船时,还被允许带上铜鼓、铙钹、胡琴一类的中国乐器,他们在启程后,聊以慰籍思乡之苦。

年底,运输的法国“多福”号轮船途径新加坡时,华工们发现了这样一份中文传单。

传单上写道:

招募苦力者希望将你们卖给欧洲的交战国。请不要落入他们的圈套。他们用甜言蜜语引诱你们到法国工作。许诺每天付给你们1法郎。请不要轻易听信。现在的1法郎仅仅与中国的30文钱相当。况且他们用的是纸币,而不是现洋,每天为了获得这可怜的30文钱,你们不得不在法国的战壕附近拼命工作。德国的大型炮弹日夜都在那里进行轰炸,极有可能夺去你们宝贵的生命。

经法国军方查证,这份传单由德国间谍秘密散发。德国十分恐惧中国华工,源源不断的进入法国战场,进入英、法、美军的战地后勤部队,进入工厂、码头。

冬去春来,夏去秋来,年复一年,欧洲大地战火不断,遍地狼烟。

旷日持久的战争,壮丁越来越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物资奇缺。

战火烧尽了物资,欧洲货币急剧贬值,到1916冬天,1法郎的确只相当于中国的30文钱,即使在和战区隔海相望的英国,粮食也极度短缺。那时,伦敦市民每人每天只能配发2个小面包,人们主要靠大头菜和萝卜充饥,这个冬季,被英国人戏称为“萝卜的冬天”。英国居民尚且如此,远道而来的华工们,生活水平可想而知。

为了进一步打击协约国的海上运输,德国又开始实施无限制潜艇战,凡是进入协约国海域的运输船只,都有可能遭到德国潜艇的无情猎杀。运送543名华工的法国“亚瑟”号轮船就是在进入地中海后被德国鱼雷击沉。自此以后,苏伊士运河两端的水域里,德国潜艇出没无常。英、法两国被迫放弃了从中国到欧洲最近的一条海上路线,不再经由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转而舍近求远,开辟了另外两条航线。

一条是满载华工的英**船,从威海卫、青岛或上海等口岸出发,一条路线向东经过日本,横穿太平洋抵达加拿大,然后换乘火车从西向东穿越加拿大全境,接着再乘海轮,横越大西洋到英国,最后坐船渡过英吉利海峡,抵达位于欧洲大陆西岸的法国;

另外一条路线是向西南穿过印度洋,绕道南非的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上行,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在法国马赛港上岸。

无论走哪条路线,华工们都要在海上漂泊大约2~3个月的时间。

华工下欧洲,坐船走一段,到热带,甲板上就热得站不住人,再走上好几个月,又到寒带,很冷,就不敢出船舱。德国实行非人道潜艇封锁,非但交战国,就连中立国的财产和普通公民生命都得不到保障,赴欧华工并无武装,仅因乘坐协约国轮船而惨遭不测。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以此为由发布《大总统布告》,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国及其同盟奥匈帝国宣战,取消了同盟国在华领事裁判权,没收敌产,废除条约。

中国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当时就公开向英法提出,中国可以派50万到100万的部队参战,前提是英、法、美,提供运输设施,提供财力支持,法国人对中国的派兵提议极其兴奋。

段祺瑞从协约国手中获得了大笔贷款,由徐树铮在西北边境地带组建了3个师的中国参战军,但因为没有跨洋远程投送能力,同时孙中山集结南方势力发起的护法运动和北方蒙古的复杂态势,都决定了这支部队只能作为北洋军的战略预备队,在西北按兵不动,坐观欧战成败。此举被当时国内舆论讽刺为:

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

中国真正参战的是华工军团。

大批华工被当作“以工代兵”的棋子,辗转不断,运往欧洲,为世界和平,作出奋斗和牺牲。

1917年9月下旬,由英国招募的5个华工营共2000人,搭乘太古公司的轮船,从威海卫出发,准备按照防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安全路线,经日本,穿加拿大,转英国到达法国战区。清华学校学生张邦永随队担任头等翻译。

按照合同规定,中国翻译的等级、待遇应该与英国尉级军官相同。然而,登上轮船之后,张邦永却发现,翻译居住的房间以及伙食,竟然连英国普通士兵的标准都达不到,华工们的住宿和饮食与合同规定更是大相径庭。

所以张邦永和他同行的10个翻译,就去找英国进行交涉,当时英国领队叫发美尔,他曾经在天津一家银行做过职员,会一口流利的北方话,他狡辩说:

“这条船是从香港过来的,船舱已经全满了,房间没法调整了,不过吃饭可以改成西餐,但是有一条,不能进餐厅,只能到卧房吃。”

后来,发现英国领队发美尔说的是谎言,深感受辱的翻译们,又一次找到发美尔交涉。自知理亏的发美尔只好退让,准许他们按照军官待遇,在横滨港休假一天。但2000名华工,被英国人以上岸后人数众多难以管理,唯恐逃亡或泄密为由,强令封闭在一个狭窄的船舱里。潮湿、狭小,空气几乎无法流通而带来的高温,再加上7米巨浪产生的颠簸令这些第一次跨洲际航行的中国人晕眩、呕吐、甚至昏迷。

船上的卫生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是非常不好的,你比方说空气不流畅,另外华工,他们的饮食实际上跟洋人不太一样,比方说他要吃面食,不喜欢洋食品,好多人因为生活的饮食问题或者卫生条件问题,有胃病有肠道病,在船上治疗设备很差,很多人就死了,尸体扔到大海里面去。英国主管发美尔看到华工的健康状况已经极其糟糕,担心酿出祸端,于是勉强准许华工到了加拿大梵科瓦港之后休整3天。

3天休整,算是幸运,4个月之前,另外3000名华工在加拿大的温哥华靠岸时,连这点待遇都没有享受到——因为当时的加拿大,正在执行一项只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政策,凡是华人入境,每人必须交纳500加元的“人头税”。需要说明的是,500加元,相当于一个精壮劳力10年的血汗收入。1947年,“人头税”和禁止中国人移民的“排华法案”一起取消;2006年,加拿大政府正式向中国人民道歉,在世的“人头税”苦主获得赔偿20000加元。

但在1917年,为了能够节省支出,顺利过境,同属不列颠帝国的英国与加拿大暗中商定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免除这批华工的人头税,但严禁华工入境,这3000名中国人只能拥挤在下层甲板的船舱中,等待运输华工的闷罐专列到来,然后由英国士兵监督,快速登车,沿大西洋铁路横穿加拿大,中途不得停留。

从理论上来说,这批华工只算过境,而不算入境,就可以免除500加元的“人头税”。

加拿大政府歧视华工,华工在加拿大的这个消息,是不准透露,专门设立了一个新闻检察官,这个检察官的任务就是保证华工在加拿大这个期间的消息,不得以任何方式向敌国,包括所谓德国,不得向加拿大国民透露,所以如果有媒体违反这个协定,轻者警告,重者就是法律制裁,所以很少人知道华工到过加拿大,一方面又涉及到加拿大歧视华人的外交政策。即使登上火车的华工们,仍然不得随便走动。经过8天8夜将近9千公里的长途颠簸后,他们在加拿大的东部港口集结等待船只穿越大西洋,把他们运送到英国和法国。

涉及到这个运输能力问题,在加拿大要几个星期时间,甚至差不多一个月,华工如何处理?加拿大政府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态度,他们有些政府官员提议让华工给加拿大政府帮忙,做他们的劳工,有的提议就说,把他们作为犯人,关在里面,不准有任何行动自由。无论那样都是歧视华工。

由于德国实行了无限制潜水艇战,在大西洋上运送华工的商船和邮轮,同样随时面临着极大威胁,英国不得不派出大批巡洋舰和反潜舰护航。

当时担任翻译的顾杏卿,在他的《欧战回忆录》里记叙道:

“海上船只,奉有英国海军部命令,晚上行驶,一律不许燃火,以避德国潜艇袭击”。

华工们被命令在海上期间不得脱下救生衣。

然而,即使躲过了德国潜艇的袭击,华工们却越来越忍受不了狭窄肮脏的下等舱、糟糕的饮食,不少人染上了坏血病。顾杏卿还写道:1917年6月2日,这3000名华工接受英国医生检查时,竟然发现1400多人患上了腮腺炎,实际上,廉价的来苏水、酒精或者福尔马林液,就可以预防这种传染病。

坏消息还不止这些,对这些第一次离开田地和村庄的华工来说,他们都是直性子,除了忍受病痛折磨,还要面对茫茫无际的大海,日复一日的煎熬,他们变得焦躁和绝望,船上不时发生船员与华工,或者是华工之间的流血冲突事件。

法国军方档案还记载说:少数华工因绝望而失去理智,或是病痛难熬,趁夜间无人注意,投海自尽。

许多华工没有见过大海,不知道船会东摇西晃,坐上船之后,很多受不了海浪的那个颠簸,有些生病了,他们有些有传染病,有一些直接受不了,还有跳海的。

经过长达2个多月的水陆运输,在轮船抵达英国靠岸时,幸存的华工已经疲惫不堪,身体极为虚弱,很多人需要依靠别人的搀扶,才能艰难地走下轮船。

一战期间,华工在旅途中,死于德国潜艇攻击的至少有700人,至于患病死亡者、因精神压力而自杀、自残者的人数、姓名已经找不到完整的官方记录。

然而,与在法国战场的经历比较起来,运输途中所有这些不堪回首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序曲。

1918年5月23日,法国北部小镇努瓦耶勒,英国远征军驻地,德国轰炸机群突然而至。

突如其来的轰炸机,铺天盖地;突如其来的炮弹,铺天盖地。

顷刻之间,硝烟冲天,覆盖大地。

那时,飞机和坦克一样参战不久,中国战地劳工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乌黑的怪物——它们从天空啸叫着俯冲而下,炸弹像下冰雹一样,纷纷落下来,军火库被击中,军火搬运装卸人员,全是华工,立即血肉横飞,残肢断腿纷纷落下,血、残肢、内脏,到处都是。

华工营里的华工惊慌失措,从藏身的掩蔽部里狂奔而出,不顾一切推倒栅栏,扯断铁丝网,营地顿时血肉横飞——顷刻之间,65名华工被炸得灰飞烟灭,尸骨无存。

即使是一些藏身山林、侥幸躲过轰炸的幸存者,精神也受到严重的刺激。他们衣衫破烂、神志不清,被关进了英军的疯人院。这些18到40岁之间的中国山东人、河北人、天津人、浙江人,大多怀着发财还乡的单纯愿望,来到欧洲战场,挖掘战壕,输送物资,抢救伤兵,搬运尸体……这场战争,爆发在华工家乡的万里之外,本来与他们无关;他们没有意识到,也没有准备好,面对人类有史以来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最高,也是最残酷的杀戮;

更为悲惨的是,他们还要面临自己的盟友和保护者——英国人的军法惩罚,甚至枪决射杀。

华工,他们是一群和平使者,是一群沉默的羔羊,已经将脆弱的生命拱手交付上苍。

原本静谧的法国北部小镇努瓦耶勒,因为战争充满了喧嚣。平地上搭建起许多帐篷,夹杂着一些长方形的小木屋。每20~30座帐篷编为1组,四周用铁丝网围着,士兵荷枪实弹地守卫。

这里既是英国远征军设在法国的一个军事基地,又是华工军团总部,主要负责英国战地华工的集结和派遣。

在这里,平生摸惯了农具、从未跨出国门的中国劳工,在往来穿梭的军人中,川流不息的车队、完全陌生的坦克炮群中,显得是那么格格不入。

一位法国作家亲自目睹了当睦的状况,在他的作品中描述道:

1916年12月,又一批中国劳工,从法国勒阿弗尔港下船后,被塞进了装货的闷罐车,运往努瓦耶勒华工总部。他们是英国较早招募的华工,到达法国时,并没有立即换上军需库统一配发的制服,依旧穿着蓝布短袄,灯笼裤,打着绑腿,头上顶着带皮耳遮的无檐圆帽。这些面黄肌瘦的黄种人肩扛扁担、背负箩筐,手推独轮车,走起路来迈着碎步,绝大多数生平没有见过飞机。可以想象,未来漫长的日子里,在炮火、地雷和轰炸机的环境中,他们内心将会充满的强烈好奇,以及难以名状的惊恐……。

华工绝大部分是从山东乡下,从没有跨出过国门,飘洋过海,经受西方文明——最血淋淋的西方战争的洗礼,对许多华工来说,不仅仅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他们没见过飞机,更没见过飞机轰炸,所以当德国飞机丢炸弹的时候,华工一般处于好奇心去看,很多人莫名其妙地捐躯欧洲战场,华工是搬运炮弹,他对炮弹引信比较好奇,一拉出来,就炸他个魂飞魄散,炸个血肉横飞,还包括像手榴弹,这些都是华工新奇的东西。

英、法开始招募华工时,中国尚未参战,为了避免德国指控中国破坏中立条规,与华工名义上签订的是民事合约。英、法两国执行合同的差异,导致了华工命运的天壤之别。法国军方比较严格地履行“华工不得干预战事”的合同条款,将绝大多数华工安排到了后方。那些拥有一技之长,以前当过机械工、铁匠、木匠、油漆匠的华工,被派往机械厂、兵工厂、坦克厂、飞机厂等军工或民用企业工作。

1917年8月14日,中国正式宣布参战之后,法国才公开派遣华工进入战场。

段祺瑞操纵的北京政府,大肆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举债借款,开展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勾结,但,日本人旨在吞并中国,段祺瑞一步一步陷入日本人的泥潭,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规定日军在“共同防敌”的名义下,大批开入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并可以指挥有关的中国军队。因日本方面是由西原龟三为代表,史称“西原借款”。段祺瑞政府聘请日本人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并由日本派遣军官训练中国军队,使日军在华侵华势力迅速膨胀,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扩大,也引起了其他帝国主义的不满,也加深了中国国内军阀之间的矛盾。

1918年7月15日——8月7日,第二次马恩河大会战,法军元帅福熙就令中国华工营1个整营的投入一线战斗,与法军、美军并肩作战,击败了德军,华工军团战士,比高大身材的法军、英军官兵机智灵活,一旦熟悉了先进枪械的性能,他们就像战场上的精灵,打得得心应手,英勇顽强。法军元帅福熙说:“中国战士是最好的战士。”

英国人却狡诈。

加入英军的华工军团,英国军方根本无视中英合约的存在,将华工按照营、连、班的军事建制编组,成为非武装的战勤部队。华工军团由英国军官统一指挥,按照英式步兵操典行军列队,每周工作7天,每天10个小时——他们获得的战地休假,比英国正规军人还少。他们驻扎在英国远征军防区内——包括从勒阿弗尔到敦刻尔克各个港口的后勤地区,以及甘勃莱与易卜列之间的作战区,搬运军需物资、修筑铁路公路、架设桥梁,挖掘战壕……

一家英国报纸报道:

华工来到法国,铺设铁路,维修公路,在火车、轮船上从事装卸工作……并在前线冒着枪林弹雨,挖掘了数千公里的战壕,使英国男子得以摆脱后方沉重烦琐的各种劳动,奔赴前线作战。

华工对英国远征军的各种需求,能应付自如。他们比那些从印度、埃及等国招募的工人,更受英军欢迎,被英国官兵称为“顶呱呱的多面手。”

华工们负责运送军需物资的华工,经常背运100~200斤重的弹药箱、军粮麻袋、以及引信十分不稳定的大口径高爆炮弹。腿脚、胳膊骨折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每天都在出现,却没人有怨言。他们的吃苦耐劳,博得了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高度评价,他在《战争回忆录》里写道:

“华工个个强壮如牛,你会吃惊地发现,有些华工夹起重达300~400磅的一大堆木材,或者一捆卷铁,仍然能够健步如飞,好像这些重物只是普通的石块一样。”

已经进入战区,配属英军的华工,已经连最基本的人身权利都无法保障。

1917年12月,华工军团第13营,被派到法国东北边的阿拉斯,在战线最前沿开挖战壕。他们与德军战壕直线距离50米,已在步枪射程之内,随时都可能被敌人射杀。这时正值雪季,战壕里的泥浆会淹没到小腿以上。他们虽然轮班休息,却只能强迫自己站着睡觉。直至他们挖好深1米8,宽1米的战壕后,英国士兵才陆续进入战壕,军官和机关枪手的的堑壕安全又舒适,他们的位置在步枪手后面,盖着顶棚,内部保持着适度的干燥,随时可坐可卧,玩扑克,讲笑话;而华工的腿脚却在因为冻伤而溃烂,再因为被污泥感染而面临被截肢、或者患上败血症的命运。为了安抚华工第13营,并让他们在前线继续扮演东方奴隶的角色,英军欺骗说:

“前线的伙食比后方要好得多——香烟、肉罐头和威士忌很快会敞开供应,而且他们刚刚发明的坦克,简直就是一种钢铁怪兽,威力无比,堪称死神在人间的代言人,而德国佬,没有能力制造。”

谎言,很快会被戳穿。

圣诞前夕,当华工13营正在阵地上议论着英国人许诺的香烟、肉罐头和威士忌这些圣诞礼物时,远处突然传来了隆隆的轰鸣声——大量德国坦克正在快速推进。

面对已经越过德方步兵堑壕的德国坦克,英国部队既没有出动自己的钢铁怪兽予以阻击,英军撤出战壕,也没有通知华工13营紧急撤退。而按照战场纪律,华工们没有接到英国军官的命令,不得擅自转移撤退。

德军坦克进攻以后,华工营的翻译跑到后面去找英军军官问怎么办的时候,发现军官已经不在了,仓皇之中,华工很多受伤,后撤,到了后方,到了营地以后才发现,英军军官们都已经撤退回去了,在那里开始支帐篷,开始准备休息。

由于华工撤退时没有英军炮火掩护,14人遭到德军坦克机枪扫射,受重伤。英国军医以麻药奇缺为由,坚持只有战斗人员才有权力享用——换句话说,只有白种人军官和士兵才有权力享用。华工们被紧紧捆在手术台上,没有注射麻药,直接开刀,取出弹片。

战地华工,即便没有死于德军机枪和远程炮火,也不一定能够活到战后。因为,饥饿、疾病随时会要了他们的性命。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次大会战的华工营,在法、美、中联军发动进攻后,后勤运输线被德军轰炸机封锁,食物供应断绝。非常艰苦,7天7夜没有饭吃,有的时候就挖野菜,甚至是吃萝卜,有的人就因为水土不服,引发肠炎什么的,丧失生命。不仅如此,因破伤风、病毒感染或失血过多而死亡的,随处可见。据不完全统计,配属英军华工,仅病故于华工总医院的就达750多人;另有120多人病死在华工第2医院。

管华工军团的英国军官,往往对中国社会一无所知。

对中文一窍不通的英国军官占绝大多数,翻译人员极为短缺,相互沟通不畅,英国军官对华工一味采取高压和暴力。一个4200人的华工营,仅仅配备了5位翻译官、13名英国军官和1名护士。级别稍高的英军指挥官,如果想与华工对话,需要临时借助一本中英文对照手册,现炒现卖,因此而产生的笑话,也就层出不穷。

1917年圣诞节过后,华工第13营接到命令,火速驰援卡勒,为英军转运军需物资。卡勒是一个庞大的中转站,在这里把军需品从轮船上卸入仓库,再装上火车运往各战区。

卡勒,共驻扎了3个华工大营,英军用2米多高的铁丝网隔开,英军把守大门,不准华工随便出入。每个铁丝网内,有14栋长方形的木房,每间木房能安设50人的地铺,厨房和厕所也都在里面。只有3个英国军官住在附近的特区。

有天早上,一名华工去了英国人专用的厕所,被英国军官从厕所中强行拉出,并要罚他立正5分钟,激起了华工的愤怒,山东人、河北人,很多都是精通武术的“练家子”,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赶来镇压的英国军事警察,声嘶力竭地威胁说:

“你们以后一切要守规则。违犯者,轻则罚站,重则关禁闭,罚劳役。受罚两次不改者,送到努瓦耶勒的英雄队去。”

一提到英雄队,华工们便噤若寒蝉,因为第13营里有人曾经领教过其中的滋味。

这个所谓英雄队,是英军的处罚机关,这里本来是对付英国军队犯了军纪的一些英国士兵,结果到了后来,他们把这些做法用到了通过民事和约这种形式招募的华工身上,在这个英雄队里,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吃的饭全部是冷的,不准随便说话活动,如果有的华工,表现出不够顺从,甚至是稍有敌意,立刻就要遭到英国军官一阵皮鞭的毒打,甚至是把滚烫的开水浇在身上,或者是用钢丝刷子刷你的皮肤。

法国女士索尔夫人,亲眼目睹了体罚华工情景,气愤地说道:

“相信我,太恐怖了,即使是后来的德国盖世太保,他们虐待人的手段,比起这些英国人来,一点创意都没有。”

有些被送进英雄队的华工,实在无法忍受虐待,又不想执行非人道的“自杀性任务”死在枪炮之下,便在营房里挖一个地洞,将自己埋进去自杀,按照中国人的习俗,这样好歹留了个全尸,将来他们的灵魂才能够回到故乡,而直到战争结束,拆除营地时,他们的尸骨才被发现。

英军管理者并不讳言,他们对待华工的恶劣态度,甚至以此为荣,不无得意地炫耀说:

“英国华工营的纪律最严格,华工受到的限制,远比在法国华工营受到的约束多。”

某些英国军官甚至妄自尊大地认为:中国人是尚未开化的“吃人族”。华工并非前来支援英国,而是接受白种人的开化启蒙。这些颇有优越感的英国军官,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粗暴残忍的管理方式,点燃与华工冲突的导火索,甚至一手酿成惨剧。

按照合同,配属英军华工尽管不能享受西方节日,却可以在中国的端午、中秋、春节或国庆节时放假一天,稍微改善一下伙食,表演一些节目自娱自乐。

1917年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在这个难得一遇的假日里,英法两国的绝大多数华工营里,中国人正在踩高跷、跑旱船、扭秧歌、舞龙,借以排遣战争带来的恐惧压抑和思乡之苦。

然而,正当其它华工营里一片欢腾的时候,一座华工营里的中国劳工,却遭到了英军的血腥屠杀。这个营的华工,不但未能按照合同享受短暂的休假,还被强迫继续上班。华工们据理力争,发生了一阵小小的骚乱。前来平息事端的英国军官,没有问明理由,命令士兵向华工开枪射击,几分钟之内,5名华工死于枪下,14人受伤。

2个月后,同样的悲剧又一次在法国的枫蒂奈斯华工营重演,4名华工被英军枪杀,多名华工受伤。

这些事故发生后,英国军方竟以华工违犯军纪,语言沟通不及时为由予以搪塞。

英国人是野蛮的,不讲道理,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明。

一战期间,还有数目不详的配属英军华工,被派往前线执行“自杀性任务”,也就是被军法变相处死。这些华工,虽然幸运地躲过了德国人的武器,却做了英军枪下屈死的冤魂。英国当局私下也不得不承认,在华工流血事件中,英国军官难辞其咎。

曾经参与华工管理的英军少校格雷,在1918年1月1日的密函里,漏出了实情:

英国华工营发生冲突,责任不在华工而在军官。许多军官,根本就不称职。一旦出现问题,只会一味采取高压手段。任何一点纠纷发生,英国军官不明就里,便粗暴地命令士兵开枪弹压。而且,似乎军官们非常害怕华工,竟然无视华工的人身自由,收工后将华工限制在铁丝网内,严禁他们外出活动。

英军的傲慢、苛刻的管理、动辄军法从事、开枪射杀的高压之下,朴实本分的华工们,却仍然以血肉之躯忠实地服务于英国远征军,尽管他们的人格和生命并不被看重。

1916年6月6日,马克宁的一个军火库附近发生火灾,大火已经蔓延到了存放炮弹的草地周围,情况万分危机。华工王玉山,奔向火灾现场,把一枚即将燃烧的大口径榴炮弹,拖离到安全的地方,避免了一场严重的爆炸事故。而面对德军的强悍进攻,华工同样没有退缩,为了保护协约国盟友,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一战期间,欧洲战场交战双方总共使用了45种以上的毒气,造成了100万人伤亡。毒气往往会导致受害者失明,严重者躯体变形,呼吸道灼伤而死亡。即使英法联军的后方,也会遭到德军的毒气攻击。

在一次战斗中,在英军华工营里的一名英国军官,中了德国人的毒气,四肢瘫痪,没法移动,当德军向他们逼近的时候,华工自动地围起来用身体保护他,拿起工作的长镐和铁铲,同德国兵进行肉搏,一直打到最后,当英军赶来的时候,许多华工都战死了。

遗憾的是,即使那位虎口逃生的英国军官,也没记下为保护自己而死难的恩人——华工的姓名,甚至连他们的编号也没有记得……

1918年7月,中国青年蒋廷黻,在巴黎的基督教青年会华工服务中心担任干事。一天,一位年轻的法国姑娘,匆匆跑进华工服务中心,急切地恳求蒋廷黻按照中国习惯为她作媒——无论如何都要促成她与那位杨先生的婚姻。她向蒋廷黻详细陈述了一个杨先生,在她眼里看来所具有的诸多优点,

耐人寻味的是,类似的浪漫故事,竟然很多。

一战期间,13到30岁的法国男性,每3个就有一个死于战火,15到49岁之间的法国男性死亡率达13.3%,剩下活着的,残疾军人也不在少数。

中国男子,即使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也能够自立、勤俭,普遍具有照顾家庭的责任感。

大概有3000名法国女性,突破当时白种人不与有色人种通婚的劣习,与华工结婚,并使这些中国人得以合法定居。

世界大战的血肉钢铁中,在不经意间突然被插上了一支东方西方的并蒂莲花。

山东人、河北人、浙江人。

从1916年到1918年,一支有20万人以上来自中国人,组成非武装后勤组织——华工军团,以民事合约的方式,被派往法国分别配属到法军、英国、美国远征军中。配属英军华工在战地从事物资搬运、道路修筑、桥梁架设、战壕挖掘和排雷,每天必须连续不断地工作10个小时以上;业余时间,他们不但不能随便出入咖啡馆和酒吧,而且被严厉禁止与欧洲军人和平民的正常往来,即使日常通信都受到严格的军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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