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由于人们所处机构的层次不同，便严重影响社会对自身的评估。处于声望较低机构中的人，尽管其才能或成果是一流的，却往往不能得到施展和承认；相反，在声望较高的机构中工作的人，可能其才能或成果是二流的，甚至是三四流的，但却容易人尽其才，被承认的机会相对要多得多。美国著名科学家杰里加斯顿把这一现象称之为“波顿效应”。
在“波顿效应”的阴影下，古今中外不知埋没了多少优秀人才。英国的地质学之父史密斯，是生物地层学创始人。他原是个标尺工出身的工程师。他编绘的“英国地层表”被埋没了20年之久，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社会认为他是个出身卑贱、无人知晓的测绘人员。我国陆家羲的数学论文在国内一直不能发表，这与他只不过是包头市九中的一个普通教师有着极大的关系。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走出“波顿效应”的阴影，使自己的才华得以施展、成果得到承认呢？寻求权威、名人，他们身居上层，任居高位，他们的举荐、提携颇具分量。
如何得到权威、名人的举荐、提携呢？自古以来就有伯乐识千里马之说。从古至今，众多的“千里马”都是得利于众多的“伯乐”而得以奔腾万里的。
1929年的一天，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的徐悲鸿应几位朋友之邀，去参观在北京举办的一个画展。
宽敞的大厅里，尽是一幅幅装裱精致的画，令人眼花缭乱。由于不少作画者墨守成规、闭门造车，致使画面陈旧，毫无新意。徐悲鸿看了一会儿，感到很不痛快。忽然，一幅挂在角落里的画引起了徐悲鸿的注意。他仔细端详品味着画面上那对虾，只见它体态透明，须尾舒展，生动逼真，笔法娴熟。这位观赏过许多艺术珍品的画坛大师立刻意识到，他发现了一位出类拔萃的艺术人才。当他得知此画的作者竟是一位年逾六十、木匠出身的老头儿时，不由得感叹一声：“我为这个怀才不遇的人感到惋惜，真没想到在角落里还藏着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啊！”这位国画大师就是齐白石。
几天后，徐悲鸿就聘请齐白石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并亲自乘车接齐白石到校上课。一年后，由徐悲鸿亲自编辑作序的《齐白石画集》问世。从此，画坛又添一星。
萨洛蒙·安德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典著名探险家，为了得到北极圈内有关的科学数据，填补地图上的空白，他组织了一次北极探险。
1895年，经过周密计算和安排，安德烈在瑞典科学院正式提出乘飞艇到北极探险的计划。在此之前，安德烈曾在美国学习了有关航空学的全部理论，并且制造过由气球而发展起来的飞艇，有关飞行试验在美国和欧洲曾引起轰动。随之而来的便是经费问题，由于人们对此不信任和不关心，因此也就很少有人提供经费。没有钱，一切都无从说起。
安德烈整天奔波，挨家挨户去找那些大富豪和大企业家，但有谁愿意投资一项与己毫无关系的事业呢？又有谁愿意投资一项也许没有任何成功机会的冒险事业呢？安德烈每天总是失望而归。
经过很长时间的奔波，总算有一位好心而开明的大企业家表示愿意提供赞助，他甚至表示愿意承担全部费用，同时他还向安德烈提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希望这项冒险计划得到人们的关注，如果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是不是削弱了这次探险的意义呢？
安德烈听完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两人经过商量，决定让安德烈继续去募捐，扩大影响。但是，尽管安德烈想尽办法，人们的反应仍然很冷淡，安德烈非常着急，情急生智，他想出了一个大胆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探险计划写成一篇极其详细严谨的论文，用大量证据论证了这项计划的可行性及其意义，然后，他请那位开明的企业家想方设法把这篇文章呈献给国王。
经过很多周折，国王终于见到了这篇文章，他对这个大胆的计划感到很新奇，于是召见了安德烈，并询问有关探险的一些具体情况。两个人谈得很投机，最后安德烈要求国王象征性地提供一些小小的赞助，国王慨然应允。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新闻界对国王关注此事予以报道。既然国王都对这件事感兴趣，那么许多名流、富豪也都跟着对探险一事纷纷予以关心，捐赠了大笔费用。许多普通民众也因此开始对这项计划感兴趣了，大家都明白了探险的意义。安德烈的事业终于不再是他一个人苦苦奔波的事业，而是变成了一项公众的事业。安德烈终于成功了！巧借他人的力量和威名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一种韬略。安德烈正是借助国王的力量，才使自己的探险之旅取得了成功。
借完同情再借爱
同情和爱心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可是在现今社会，这些也都成了借力者赖以成事的武器。
你有没有与人谈话时，对方突然哭起来的经验？这是你的不幸。想想以前，是否有过类似的事？当你和先生、太太、子女为某件事争论不休时，你占据了情、理、法而让对方毫无辩解余地，对方突然泪流满面求你饶恕时，你怎么办？你会想：“好啊，这会儿你无话可说，任凭我处置了吧！”
得了吧，大多数的人会说：“噢，对不起，别哭嘛，我不是故意的，或许我火气大了些。”甚至更进一步道：“别哭了，我答应你就是了，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钱在桌子上，自己拿去买东西吧！”
不仅仅是女人的眼泪，男人的眼泪有时比女人的更有用。这是因为一般人都相信“男儿有泪不轻弹”，一旦哭起鼻子来，那一定会使在场的人丢盔弃甲而逃。
日本国会有一次在讨论政治伦理问题时，中曾根首相为了征询田中角荣的意见而和他会晤。在谈话中，田中前首相感叹地说：“我听孙子说，在学校同学们都讥笑他，所以不想上学了。我心里很难过，爷爷的错误竟要孩子来承担。”说罢，已是泪流满面。
中曾根首相看了，不禁也热泪盈眶，并立刻告诉田中角荣：“我们必须在政治与伦理间订立规范。”
后来，敏感人士认为，中曾根首相被田中角荣的眼泪蒙骗了。
可见，人都是情感型动物，只要你能博得同情，你的所求目的就可以达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利维在美国经营一家影片进出口公司。
有一次，利维到英国去洽谈生意，伦敦的一家公司邀请他去看该公司正在研制的一种电视试播，也就是今天的闭路电视。利维一下子对这种只要自己喜欢看的节目便可随心所欲地放映的设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着手组织班子来研究闭路电视。
利维的新产品研制小组有三位主要专家，其中有一位叫弗兰克，他脾气很怪，性情暴躁，动辄和别人争吵，他几乎和研制组的上上下下都吵遍了，连利维也不例外。可自从发生一件小事后，他对利维感激不已，言听计从了。
一天，为了一个实验问题，弗兰克同研制组的另一位助手争执不下。他大动肝火，又拍桌子又摔东西，利维过去劝阻也被弗兰克大骂了一顿。正在他们闹得不可开交时，弗兰克的小女儿走进了实验室。小女儿看见她爸爸那副怒发冲冠的样子，吓得哭了起来。
弗兰克见状再也顾不上同别人吵架，赶忙跑过去，赔着笑脸哄逗她。
看到这一情景，利维心里猛地一亮，发现弗兰克虽然看谁都不顺眼，但对留在他身边的小女儿却是百依百顺，视为掌上明珠，不难看出这小女儿是他的主要精神寄托。
为了使弗兰克有充实的精神生活，利维立刻在公司附近为他租了一幢非常漂亮的房子，好让他经常和女儿生活在一起。
本来，利维手头的资金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还为弗兰克租房，使弗兰克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因此，尽管利维再三动员他搬进新居，但他坚持不搬。
利维说：“搬不搬家，恐怕由不得你了。”
“什么？”弗兰克提高了嗓门，“我自己不愿搬，你还敢强迫我不成？”
“我当然不敢逼你，不过，你的千金安妮已替你作主了。”利维继续说，“她说你心境不好，容易发脾气，这会伤身的。如果她能住在附近照顾你，你就不会发脾气了。起初，我也拿不定主意，可是安妮最后还说：‘我爸爸多可怜呀，我不能让他再忍受孤独了。’”
听完了这番话，弗兰克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他最终顺从了利维的安排，搬进了新居。
利维为弗兰克租房，虽然破费了不少金钱，可这件事所产生的影响远远不是这点金钱所能比拟的。利维在资金状况窘困的时刻，仍然把弗兰克的生活快乐看得比金钱更重要，这就不能不使弗兰克感恩戴德，甘为利维所利用。这样利维做事不是离成功更近一步了吗？
抓住家长溺爱孩子的心理，向“小皇帝”“小公主”献殷勤，做事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人常说：要讨母亲的欢心，莫过于赞扬她的孩子。一些乖巧的人常常利用孩子在求人过程中充当沟通的媒介，一桩看似希望渺茫的事，经过对孩子的赞扬和献殷勤，反倒迎刃而解。
利用矛盾，借刀杀人
借，就是自己不出面，利用其他力量打击对方，这是一种为了保存实力巧妙地借力使力，充分运用各种矛盾的艺术，是为了撬起成功的杠杆而寻觅的良好支点。借刀杀人虽然难免阴险毒辣，但是政治斗争和它的延伸战场，你死我活无所不用其极，哪还顾及什么君子小人之类的褒贬减否。借刀杀人，正显出谋略的机巧，从敌人内部的矛盾入手，寻其裂隙，挑起事端，分化瓦解敌对势力，从而一招置敌人于死地。
西汉元帝时期的太监石显就是一个典型。他善于用君子逻辑在皇帝面前装点自己，又善于用小人逻辑打压群僚。最令人不解的是，明明他害了人，大家似乎又都认为他是好人。他把好坏人的界限都搅和乱了。
石显是济南人，因为犯罪而被处以宫刑，收入宫中做了太监。当时，朝廷注重法治，赏罚严明，一般的官吏都精通法律。石显认为，要想有出头之日，就必须熟悉法律。因此，他一方面猛攻法律，一方面揣摩汉元帝的心意。由于他旦夕侍奉在汉元帝的身边，元帝经常问他一些法律方面的事情，石显的应答往往十分合乎元帝的心意，因而博得了元帝的欢心，提拔他做了中书令，掌握机要文献。
汉元帝当政时，因身体不好，不能经常上朝处理政事，必须在身边寻找一个既能体察他的心意又能朝夕不离左右的人，这就选中了石显。元帝一方面认为石显在宫日久，诸事熟稔，又精明能干，办事符合自己的心意；另一方面也觉得石显在朝中无亲无故，不会拉帮结伙，危及朝廷，所以对他十分放心，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办。
可没想到石显是个报复心极强的小人，凡是得罪过他的人，他都不放过，而且能寻出所谓的法律依据，让人有苦说不出。结果弄得朝廷上下都视石显若虎豹，不敢与之争锋。石显对付的首要目标是大臣萧望之。
当时，萧望之是汉元帝当太子时的老师，其正直与学问才干都是名冠一时的，况且他还是汉宣帝指定的辅佐汉元帝的顾命大臣，他在朝廷的地位和元帝对他的倚重是可想而知的。汉元帝即位后，萧望之满以为自己的这位学生要大展宏图了，可没想到宦官专起权来，于是他愤然上书说：“管理朝廷的机要是个十分重要的职务，本该由贤明的人来担任，可如今皇帝在宫廷里享乐，把这一职务交给了太监，这不是我们汉朝的制度。况且古人讲：受过刑的人是不宜在君主的身边的。现在应当改变这一情况了。”石显看到了这一奏章，当然把萧望之视为仇人。他从此挖空心思地陷害萧望之。
萧望之的正直还引起了外戚的反感。有个叫郑朋的儒生，为了从萧望之这里弄个官做，就投其所好，上表攻击许、史两家外戚专权。萧望之接见了郑朋，给了他一个待诏的小官，后来却发现郑朋不是个正人君子，于是很讨厌他，也就不再理他。等该考评升降官员的时候，与郑朋同是待诏的李官被提升为黄门侍郎，郑朋却原封未动。郑朋一怒之下，反去投靠了与萧望之不和的史、许两家外戚。他编造谎言说：“我是关东人，怎知你们两家外戚的事呢？以前我上书劾奏你们，全是萧望之一伙人策划的。”郑朋心怀机诈，到处扬言说：“车骑将军史高、侍中许章接见了我，我当众向他们揭发了萧望之的过失，其中有五处小过，一处大罪。如果不信，就去问中书令石显，当时他也在场。”
其实这是郑朋的圈套，他想借此交结石显。果然，萧望之去向石显打听，石显正想鸡蛋里挑骨头，此次萧望之送上门，那是正中下怀。
石显首先找来郑朋，又找了一个与萧望之素有嫌隙的待诏，叫他们两人向皇上上书，劾奏萧望之搞阴谋，离间皇帝与外戚的关系，要撤车骑将军史高的职；然后，又趁萧望之休假之机，叫郑朋等上奏章。奏章交到元帝手上，元帝就叫太监弘恭去处理。弘恭是石显的同伙，本来就参与了陷害萧望之的阴谋，这么一来，正好逞计。弘恭立刻把萧望之找来，对他进行询问。萧望之竟十分老实地据实回答，他说：“外戚当权，多有横行不法之处，扰乱朝廷，影响了国家的威望，我弹劾外戚，无非是想整顿朝政，绝非是搞阴谋，更不是离间皇上和外戚。”
既承认了想整治外戚的事实，对这事实怎么理解，却是宦官们的事了。弘恭、石显在向元帝报告时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三人结党营私，相互标榜吹捧，串通起来多次攻击朝廷上掌权的大臣，其目的是想打倒别人，树立自己，独揽大权。这样做，作为臣子是不忠的，污辱轻视皇上更是大逆不道。请皇上允许我们派人把他送到廷尉那里去（谒者召致廷尉）。”当时，元帝对奏章上“谒者召致廷尉”几个字也不甚明白，就批准了这道奏章。
其实，“谒者召致廷尉”就是逮捕入狱。等过了很久，元帝见不到萧望之、刘更生、周堪等人，就问大臣们他们到哪里去了，听说这些人已被逮捕，大吃一惊，急召弘恭、石显追问。见二人叩头请罪，但毕竟是由自己批准，也不好责备处置，只好让他们快放了这三人，恢复他们的职务。石显一听计划要吹，急忙去找车骑将军史高，史高也很着慌，他知道，如果整不倒萧望之，自己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就急忙晋见元帝，告诉他说：“陛下刚即位，老师和几个大臣就入了狱，大家以为肯定有充分的理由，现在您若把他们无故释放且恢复官职，那就等于自己承认了错误，这会极大地影响您的威望。”汉元帝年轻识浅，被史高一说，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只下诏释放他们，但革职为民，不予任何官职。
但元帝毕竟还算良心未泯，过了几个月，觉得心里不安，再说也确实需要萧望之等人，就下了一道诏令，封萧望之为关内侯，食邑六百户，进宫办事，其地位在朝廷上仅次于将军，并准备让他当丞相，这使石显一伙感到极度恐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