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校期间，由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我继续坚持大量读书，同时，在这期间也真正开始了我的研究与写作。目前，已先后在《光明日报》理论版（4篇）、《农业经济问题》（4篇）、《战略与管理》、《中国农村观察》、《经济学家》、《东方》、《农业技术经济》、《农业现代化研究》、《兰州大学学报》、《延安大学学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学习与研究》（3篇）、《中国贫困地区》、《理论视野》、《管理现代化》、《江汉论坛》、《中国发展观察》（2篇）、《中国城市化》（4篇）、《小城镇建设》、《经济学消息报》（17篇）、《经济学家茶座》、《经济要参》、《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调研世界》（5篇）、《内蒙古社会科学》、《青海社会科学》（2篇）、《攀登》、《开发研究》（5篇）、《甘肃社会科学》（2篇）、《财会研究》、《探索》、《****云南省委党校学报》、《信息导刊》、《中国国情国力》、《中国人才》、《人才开发》（2篇）、《人民论坛》（2篇）、《半月谈》、《中国社会导刊》（4篇）、《青年思想家》（2篇）、《老区建设》、《甘肃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篇）、《社科纵横》（4篇）、《求实》、《中国中小企业》、《百姓》、《商界》、《甘肃理论学刊》（11篇）、《社会科学报》（3篇）、《中国青年报》（2篇）、《中国社会报》、《中国财经报》、《中国改革报》（3篇）、《中国贸易报》、《中国人事报》、《中国信息报》（2篇）、《中国乡镇企业报》、《长江日报》（2篇）、《晶报》、《海南日报》（7篇）、《浙江日报》（2篇）、《北京日报》（2篇）、《学习时报》、《贵阳日报》、《甘肃日报》（9篇）等杂志和报刊公开发表论文及文章200多篇；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个人专著4部，合作及参编著作多部；主持或参与完成了多项重要课题；先后获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提名奖、甘肃省“五个一工程”奖、甘肃省最高社科奖（3次）等各种科研奖励10多项；有多篇文章先后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半月谈》、《经济研究参考》、《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所摘录或转载。由于学术影响较大，《光明日报》（2008年11月9日）曾以名家身份对我的研究进行了报道和介绍。
在学术研究方面，自己的主要创新有：一、改进和完善了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在创新条件下，劳动价值论将有新的表现形式。直接原因是创新改变了劳动的质和量，这里不仅是指改变了具体劳动的存在形式，而且也使抽象劳动具有了不同的涵义。同时也在逻辑上解决了在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农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仍然构成了绝对地租的主要来源，而不是其他。二、提出并阐述了“道德农业”的范畴。三、拓展了“租”的概念。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人”范式拓展到政治市场，指出政治市场的主体，如政治家等，也是“经济人”，也是寻租者，笔者将“经济人”范式拓展到知识领域，认为知识人也是“经济人”，也是寻租者，并首次提出了“知识租”的概念。四、提出并论述了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应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生产关系的本质应是人与人的和谐，而非其他。五、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提出了一种新看法，认为公平与效率是多层面交错互动与对立统一的关系。六、对小农经济的演进阶段进行了明确划分，并对其特性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七、对消费函数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研究。本人认为，一切直接能增加效用的行为都可属消费范畴。新的消费函数应体现如下特点：一是不仅要注重物质收入因素，也要注重精神因素对消费的影响。二是对人生的理解不仅要考虑现世情况，也要考虑有来世的情况。三是对个人消费偏好不仅要考虑其不变的情况，也要考虑其变化的情况。另外，本人对“库兹涅茨反论”也提出了一种新看法，认为根源就在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不同的时间区间对消费有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在短期内，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消费函数有较大作用，但在长期内，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消费函数的影响是有限的。所以，短期消费函数将反映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平均消费倾向就有可能是递减的；但长期消费函数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反映不明显，所以平均消费倾向就有可能是稳定的。八、论述分析了“帕累托最优”命题，笔者认为它可能是一个伪命题或至少是一个无意义陈述。九、提出“条”执行、“块”监督的中国乡镇体制改革模式。十、对中国公社制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构建自治公社的设想。十一、提出习俗改造是中国现代化的切入点。十二、对“经济人”内涵进行了分析，认为不管一个人在现实中的表现是利他或是利己，“经济人”的本质始终是利己。十三、从经济学角度对国家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并论述了国家的本质是合作的命题。十四、提出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上应注重四个维度：时间维、空间维、价值维、领域维。十五、提出并分析了和谐社会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同时提出和谐社会的三个基本立足点是：人本、公平、诚信。十六、提出新农村建设要注重软建设。十七、对贫困人格进行了深层和系统分析。十八、系统研究了中国农民的合作问题，对中国农民的合作建设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十九、认为解决人才问题，关键不在培养。二十、提出现代化是三位一体的均衡。二十一、对农民概念从多维角度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二十二、对中国的机会主义、权威主义、平均主义、面子主义、血缘主义等现象及其根源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研究。二十三、对农户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二十四、对农民负担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探讨，认为中国农民负担重的实质是政治对经济的过度侵蚀。二十五、对信用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二十六、对今后三十年中国发展战略提出了一个参考框架。二十七、与主流看法不同，本人认为小岗村案例恰是中国落后性的具体表现。二十八、探讨了转型和开放条件下政府应具有的主要职能。二十九、针对有人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观点，笔者提出民主仅仅是个东西。三十、对中国问题的根源进行了探讨和分析，认为中国问题实质是体制问题。三十一、对慈善、嫉妒、宗教、孝、婚姻、从众、春节、忙、买贵、请客、不感恩、虚伪、权力、会议、形式主义、幸福、人生、神话、明星、告密、懒、红颜薄命、仇富等众多社会现象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提高了解释力。三十二、提出农民问题具有阶段性特征，实质是核心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实现问题，而不仅仅是土地问题。三十三、写了大量评论文章，对许多社会现象进行了评论，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观点。
在学术研究上，自己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扩展，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也更加注重用全面和联系的方法看问题和研究问题，而不是仅仅只注重某一个方面或只注重在局部考虑。早期主要研究“三农”问题，后来伸展到制度经济和体制问题，再后来又延伸到人文方面。这里主要原因是许多问题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研究一个问题，深入下去，就得探讨另一个问题。而按照学术分工，两个问题很可能就处在不同的学术空间。研究农业，就脱离不了制度和体制，而制度和体制又与人文是分不开的。这里我总是认为，社会本来就是一体的，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虽然问题不同，但它们只不过是处在事物发展的不同环节上或是处在同一事物的不同的方面。这里尽管我研究的问题有些宽泛，但都在一个逻辑链上，都属于一个逻辑链上的不同环节。
学术研究，既是辛苦的，也是崇高的。学术的路向来是不平坦的，多一份勤劳，才能多一份收获，这是客观事实的反映。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了治学经验时曾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这里王国维先生曾借用三句宋词来概括治学的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认为，学术研究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创新。这一阶段主要表现是思想的独特性和新颖性。但创新未必就是深刻和全面的，创新仅仅表示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第二阶段是创新、深刻。深刻就意味着接触到事物的本质，就意味着创新有了现实意义。若创新没有深刻，创新就产生不了对事物的实际作用，创新的现实意义就不大。第三阶段是创新、深刻、全面。深刻并不一定全面，深刻仅仅表示在某一方面的深入。普遍联系是事物发展的本质属性之一。深刻只有符合全面原则，深刻才能成为一种自恰的体系，深刻才更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创新是学术研究的青年阶段；创新、深刻是学术研究的中年阶段；创新、深刻、全面是学术研究的老年阶段。到了学术研究的老年阶段，就意味着思想已具有体系性，就意味着对世界的解释已形成了自己的框架和逻辑。另外，对于学术研究的表达，我提倡的观点是：要注重复杂问题简单表述，简单问题深刻论述。复杂问题简单表述，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你的思想，这样也能更好地体现思想的作用。有些人总是习惯于复杂表述，这样做是十分不好的。至于有些人故弄玄虚，实质是借华丽的形式来掩盖思想的不足，我想是这样的，否则，就没有这个必要。另外，简单问题深刻论述，这也是学术研究深化的必然。一些简单的问题，往往蕴涵着深刻的道理。深刻论述不是复杂表述，深刻论述要与简单表述结合起来，深刻论述才能更有效力，才能产生更好的社会作用。如何使论文表达做到复杂问题简单表述，简单问题深刻论述，就需要一种境界，就需学术人发扬一种锲而不舍和精雕细琢的执着精神。
从中国社会实际看，研究学术与从事行政工作是有所不同的。研究学术，功夫总不负有心人，但行政工作未必，虽然工作业绩突出，但往往是许多其他因素成了决定提升的主要因素。理想总归是理想，现实总归是现实。在现实层面，理想主义的君子与现实主义的小人是无法竞争的。君子诚实善良，小人虚假恶毒，善良与恶毒搏斗，善良往往是失败者，因为现实属于现实主义者，而理想主义者只能祈求于将来。社会发展不能没有理想主义，因为理想主义总是社会发展的超越者，这种超越性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动力支持。但在现实利益的争夺方面，理想主义总是现实主义的失败者，理想主义的胜利只能取决于现实自身对自身的超越状况。这里我也深刻体会到，在没有规则的竞争中，人性是何等的野蛮和残酷，有些人将人的聪明性和动物性可谓发挥到了极致。马克·吐温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他在竞选州长时，曾有五六个不同肤色的孩子一齐跑上来抱着他的腿叫他爸爸，这是在美国，若在中国，恐怕就会有五六十个不同肤色的孩子跑上来抱着你的腿叫你爸爸。一些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为了蝇头小利，可谓不惜一切代价，孙子兵法，三十六计，计计要你的命。所以，我的体会是，要从政，诚实人出路不大，否则，叫人家骗到坑里，还以为是自己坐到了轿子里。若喜欢做诚实人，不喜欢违背自己的良心，就不要从政，还是做学问好，也可求得一个内心的安静和自在。但在一个官本位浓烈的环境中，你对社会有贡献未必导致社会对你有尊重，这里尊重程度主要取决于你手中权力的大小，而非其他因素。但自己一直坚持认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应是科学和技术的创新，而不是官越多，社会就越进步。不然，就只能是亏了良将，亏了诚实人和实干者。但从目前看，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党校期间，也遇到许多不顺心的事。如许多朋友和亲戚认为，自己给领导干部上课，有关系可以利用，于是要求解决工作等方面的事不少，但每每都是失望而归。如有下岗再就业的，有大学毕业需要找工作的，等等。这些都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但自己又无力帮助，实是歉疚。这里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自己主要从事学术研究，没有太多时间去从事社会交往活动，与社会接触就较少，不熟悉社会的一些办事规则；二是虽说给领导干部当老师，但现实总归是现实，作为老师，手中没有什么权力，而在有权与无权之间，要实现交换很难，因为你给人家办不了什么事，人家给你办事的积极性就不高，这样办成功的可能性当然也就小了。
三十年，我选择了教师，选择了学术研究，尽管劳心劳智而且经济效益微弱，但我也不为自己的职业而后悔。1835年，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马克思的这些话，始终鼓励和鞭策着我，使我不敢懈怠。当然，和马克思这些伟人相比，我们自己不知要渺小多少倍，但伟人也为我们提供了生活努力的目标和方向，我们应积极朝这个方向努力。天堂属于诚实奉献者，而不属于自私索取者。天堂为我们提供未来，也为我们提供现实生活的动力和信心。天堂为好人提供梦，也为好人提供现实的慰籍。努力，努力，只要努力，终归总会有回报。相信明天，才会有好的今天；相信未来，才能充实现在的生活。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从农民儿子到大学教授，我应当知足。如今，三十年即将成为历史。反观三十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现在的我，也就没有我现在的成就。从国家发展看，也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繁荣，也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三十年，国家发展，有失也有得，但失是次要的，而得是主要的。三十年，我个人，有苦也有乐，这里乐是主要的，而苦也是值得的。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旧梦即将过去，新梦即将开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关注人类，关注幸福，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学术研究的永恒主题。目前，国家发展要求科学发展，这是一个正确的发展战略，也符合我国的实际。自己要带头响应这个发展战略，要积极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做一个和谐人。这既符合社会的需要，也符合个人的需要。同时，自己也要反省不足，进一步深化学术研究，争取为社会和国家有更大的贡献。
宋圭武
2009年5月10日
于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