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慎言”思想还是其言、行观的体现。孔子认识到“言”与“行”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二者不可偏废，认为言与行应该一致。综观《论语》，这一观点非常明确。孔子说：“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子路》）他认为仁人君子，说到就应该做到。说到如果做不到，言行不一，言行相违，言过其行，则特别可耻。他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还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以之勉励别人言行一致。孔子还对言行不一，伪善欺世的人给以严厉的谴责：“乡原，德之贼也。”（《阳货》）言行既然要保持一致，那么言语交际就不能不谨言慎辞。因为不谨言慎辞，就有可能使言行背离或难以使言行统一，“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宪问》）。因此，交际主体“言必虑其所终，行必嵇其所敝”（《礼记·缁衣》）。
慎言原则的提出与遵循，有利于口语交际过程中交际主体深思熟虑，讲究言语策略，从而提高口语交际的质量。当然，慎言不等于谨小慎微，更不等于“不言”。因为“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扬雄《扬子法言·问神》），“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恩全集》第3卷）。孔子说过：“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3．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指口语交际必须诚实无欺，讲究信用口许慎《说文解字》：“信，诚也。从人言。”信字始见于西周金文，本义就是以言语取信于人。春秋战国时期，信字语义引申出诚信之义，并成为朋友交往和一般人际交往的准则。《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
诚信是一种良好的品格，也是口语交际的基本原则之一。因为口语交际离不开诚信，离开了诚信，交际就难以顺利进行。故而孔子极为重视言必有信。他多次论述口语交际中的诚信。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学而》），“言忠信，行笃敬”（《卫灵公》），“言必信，行必果”（《子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为政》），孔子的这一思想也深深影响了学生，他的高足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子夏也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
诚信是口语交际的基础，而花言巧语其实质正是缺乏诚信，因而孔子极力反对交际中的花言巧语：“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巧言乱德”（《卫灵公》）
《论语·述而》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行、忠、信”就是一般所说的“孔门四教”。孔门四教反映了孔子的基本教育内容。孔子以“信”作为教育内容之一，是因为信为道德的重要基础，它容易在人们的日常言语行为中表现出来，孔子强调言语交际行为中的“诚信”，讲究信用，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优秀道德人格，有了这种道德人格，才有利于实现其德治仁政的社会理想。
4．相容原则
相容原则指口语交际中双方能够互相容忍谦让，也就是平常所谓宽宏大量。在孔子思想中“恕”被当作搞好交际的一般原则。他的学生曾子认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朱熹解释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四书章句集注》）也就是说，为别人而尽了自己的努力，就叫做“忠”。推己及人，处处为别人设想就叫做“恕”。孔子自己对“恕”也有明确的阐述，当子贡问日：“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再具体些，那就是“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公冶长》）。
孔子的“恕”，作为一条口语交际的基本原则，也就是相容原则，它要求人们在交际中能够互相宽容谅解，强调与人真诚相处，推己及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
孔子的相容思想是辩证的，他强调相容，强调容忍谦让，并不是要随波逐流，丧失原则，更不是是非曲直兼容并蓄，而是有原则的。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强调口语交际中相容、协调，但又不盲目苟同，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例如他曾严责旧交原壤要其改过：“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宪问》）
孔子的相容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宽以待人。在口语交际中，以豁达的胸怀、超然的态度对待前愆，与人为善，尊重别人的个性。“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子张》）如《论语·述而》载：“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日：‘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孔子这番话表现了他以宽宏大量来谅解，容忍别人的过失，不记前愆，避人之恶，称人之善。第二，严于律己。即严格要求自己。严于律己与宽以待人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躬自厚”就是严于律己，“薄责于人”就是宽以待人。第三，自重自信，不妄断他人。孔子说：“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宪问》）“不逆诈，不亿不信”就是说不要任意揣测别人会欺骗自己，也不要随便臆度人家会不相信自己，不妄断他人。子贡喜欢评论别人的长短，妄断他人，就曾遭到孔子的批评：“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宪问》）
二、口语交际的基本规律
口语交际活动是一个融合了生理、物理、心理、个人与社会等众多因素的复杂的信息交流活动。这个复杂的信息交流活动中蕴含有众多的言语交际规律。这主要体现在交际的主体（表达主体与接受主体）因素、客体（交际环境）因素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以实现交际意图的各个方面。孔子的口语交际思想中包含有很多对口语交际规律的揭示。此处讨论孔子所揭示的口语交际活动中的两条最基本的规律：适切交际对象，适切交际环境。
1．适切交际对象
适切交际对象亦即根据交际对象来调适交际内容、交际方式。口语交际活动总是在表达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进行的。表达主体要想实现交际意图，求得好的表达效果需要根据交际对象（接受主体）的特点来调适言语交际的内容、方式，因为交际对象（接受主体）作为独特的“这一个”，其年龄、性别、职业、身份、地位、经历、思想、水平、性格、心理、意愿、需求、兴趣等等个体因素会制约其对话语的理解与接受。孔子教育学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也就是说与人进行口语交际，要看对象说话，做到有的放矢，有针对性。
孔子本人是根据交际对象来调整说话内容、方式、语态的高手。《论语》中这方面有很多记载，如：“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阁訚如也。”（《乡党》）对学生“闻斯行诸”的问题，回答子路的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回答冉有的是：“闻斯行之。”何以如此呢？因为二人性格不同，“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此外还有弟子问“仁”、问“孝”、问“士”、问“政”等等，孔子都是根据对象的不同，有针对性地作出切合其成长需要的回答，使人便于理解、乐于接受。孔子正是通过言语交际的理论与实践，通过言传身教使学生领会口语交际的原则与规律的。
2．适切交际环境
口语交际是一种社会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时空场合、情景氛围、社会背景等中进行的。这一定的时空场合、情景氛围、社会背景等构成口语交际的环境。交际双方（表达主体与接受主体）对言语内容的确定和言语形式的采用以及对言语的理解，都要受交际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约束与利用两方面。约束即表达与理解都要和特定的交际环境相应合、相协调，否则就容易导致交际的失败。利用，即依据交际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增强交际效果。交际环境粗而别之大体可以分为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
孔子告诫学生：“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宪问》）意思是说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你可以说话耿直，行为正直；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你仍须行为正直，可是说话要谦顺委婉了。这段话体现了说话须适切时代、政治这种社会环境的思想。再如，孔子对其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诗”就是《诗经》。春秋时代，《诗经》中的很多篇章被诸侯、士大夫当作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广泛运用于政治、外交、日常生活等言语交际活动中，成为一种时尚，因此不学《诗》就无法适切这种社会环境，在进行言语交际时无论是表达还是理解都难以与交际对象进行话语对接，其交际必将受到影响。显然，孔子是认识到了这种社会环境对言语交际的影响，才说这番话的。这从另一角度来说，也就是揭示了口语交际必须适切交际的社会环境的规律。
孔子说：“侍于君子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季氏》）这反映了孔子对时境与口语交际关系的认识：说话要看时机。
应该承认孔子对口语交际规律的直接论述并不太多，他的有关口语交际规律的认识思想主要是通过其言语交际行为表现出来的。孔子的言语受“礼”的规约，随说话环境条件而异，说得有效而得体。“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乡党》）孔子在不同的场合，言谈态度与言谈方式有所不同：在家乡表现谦恭温良，像不会说话的样子，这是因为本乡本土交际主体之间相互了解较多，为体现言行高度一致，更应慎重，而且谦恭、温良、少语、寡言也是对乡邻长者的尊重。在宗庙、朝廷，言谈明晰畅达，雄辩而又不失谨慎和悦，这是因为这些场合通常事关政务、礼法，须是非分明，褒贬适度。孑乙子于“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乡党》，“不疾言”是由乘车这种特殊环境决定的，乘车时干扰因素较多，躁音大，“疾言”难以让人听清，放慢语速便于言语接受。这些言语交际的实例都反映了孔子口语交际需适切交际环境的思想。
（原载《江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刘姥姥三进荣国府的言语交际学分析
刘姥姥是《红楼梦》中别具风采的艺术形象，对之人们多从阶级分析、形象塑造、形象的典型意义、在《红楼梦》缜密艺术构思中的重要地位等角度论述，而且颇有争议。本文想换一角度——从言语交际学的角度对刘姥姥三进荣国府的言语交际行为作一概括的分析，为对《红楼梦》言语交际学思想的全面总结作些探索。
说起来刘姥姥与贾府的关系实在是八杆子才能打着边儿的：她女婿狗儿的祖父曾与王夫人之父（凤姐之祖）连了宗，认作侄儿，她自己曾和女儿去过王家，见过王夫人。贾府上下除了王夫人和王夫人的陪房周瑞夫妇再没有人认识她。然而她凭着这么点儿瓜葛居然三进荣国府，次次实现了自己的交际目的，并一度成为大观园中众人注目的活跃人物。何以如此呢？从言语交际学的角度而言在于她的深厚的阅历，极强的言语能力和对言语交际环境的洞达、把握能力以及良好的心理素质等。深厚的阅历使得她与贾府上下的言语交际谈资丰富且能看对象说话，极强的言语能力和对言语交际环境的洞达、把握能力使得她与接受主体的交际较为适切且极富机变，而良好的心理素质使得她在与贾府上下的交际过程中能遇辱不惊，处变不惊，化困境为顺境，从而保证言语交际的顺利进行，最终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
一
人们的言语交际起因于一定的交际动机与交际目的。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其动机在于“秋尽冬初，天气冷将上来，家中冬事未办”，需解决“冬事”；其目的在于上荣国府寻些“好处”。这个目的能否达到呢？刘姥姥对女婿、女儿作了一番分析：第一，女婿家原和金陵王家连过宗，二十年前王家“看承”女婿家“还好”，后来是女婿家“拉硬屎，不肯去就和他，才疏远起来”。若去走动“就和”他们，他们念旧，可能得些好处。第二，王家二小姐“不拿大”，在荣国府有权势，“如今上了年纪，越发怜贫恤老”，“又爱斋僧布施”，若去走动，她会“怜贫”。由此看来，达到目的的可能性极大，因而刘姥姥决定舍着老脸去碰碰，“果然有好处，大家也有益”。
一进荣国府，刘姥姥可谓地生人疏，面对“似海侯门”，她虽然有些拘谨，但凭着丰富的阅历和较强的言语交际能力终于达到目的。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言语交际行为有三个方面特别引人注目：
1．称呼恭敬
称呼是人际交往的第一步，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交际的成败。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目的的达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恭敬有加的称呼。无论是对荣国府的奴才，还是主子，刘姥姥一律采用抬高对方的策略恭敬有加地称呼对方。在荣国府角门前对着几个贾府奴才说“太爷们纳福”，在后门上见闹吵吵的二三十个孩子，拉住一个道：“我问哥儿一声：有个周大娘在家么？”见了周瑞家的先笑问道：“好啊？周嫂子。”可原先认识刘姥姥的周瑞家的乍一相见，竟认了半日，刘姥姥就笑着说道：“你老是‘贵人多忘事了’，那里还记得我们？”待见了“真佛”——荣府总管家王熙凤，刘姥姥一迭声地唤她“姑奶奶”，后来居然还称之为“你老”什么什么的。
2．态度谦卑，恭维悦耳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是有求于人，在角门前、后门上向荣府奴才和小孩打听周家极尽谦恭。对起中介作用的周瑞家的和决定自己交际目的能否实现的凤姐更是态度谦卑。面对周瑞家的问话：“今日还是路过，还是特来的？”刘姥姥答得非常得体巧妙：“原是特来瞧瞧嫂子；二则也请请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领我见一见更好，若不能就借重嫂子转致意罢了。”答话既婉转地道出了来意，也体现了对周瑞家的尊重，难怪脂砚斋在此批阅“刘婆亦善于权变应酬矣。”后来周瑞家的指点刘姥姥得见凤姐一面，才不枉走此一遭，刘姥姥道：“阿弥陀佛！这全仗嫂子方便了。”暗含了对周瑞家的恭维——在荣府周瑞家的是有些“体面”的。见了凤姐，刘姥姥一方面自贬自己来恭维对方：“我们家道艰难，走不起。来到这里没的给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们瞧着也不象。”另一方面通过俗话直接恭维对方：“但只俗语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呢。凭他怎样，你老拔一根寒毛比我们的腰还壮哩！”虽然说的粗鄙，但是悦耳的赞美，凤姐听了也还是笑眯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