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一位靠出卖朋友而发迹的人——弗兰西斯·培根曾说：“知识就是力量。”这无疑是一句成熟的经验总结。然而这句话并非对一切知识都是正确的。托马斯·布朗爵士曾想弄清楚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海妖究竟唱的是什么歌，然而即使他确实搞清楚了，那也不能帮他从一个地方长官提升为国家的高级行政长官。培根心目中的知识是指我们所说的科学知识。在强调科学的重要性时，培根陈腐地沿袭阿拉伯和中世纪早期的传统，把知识主要看做是由占星学、炼金术和药物学组成的，它们全都是科学的部门。一位精通这些学科的学者就是获得魔术般力量的人。在11世纪初，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除了由于他读了一些书外没有的理由，就被普遍地看做是一个同魔鬼结盟的魔术师。莎士比亚《暴风雨》剧中主人公普罗斯帕罗，在莎士比亚的时代仅仅是一个构想中的人，但在若干世纪中却代表着人们的普遍接受的学者的概念，至少就其法力来说是人们感兴趣的。培根相信科学能够提供比从前巫师任何梦想还要更为有力的魔术师的魔杖。
培根在世时，英国的文艺复兴达到高峰，它包含一种对功用主义知识概念的反抗。希腊人熟悉荷马，如同我们熟悉音乐厅的歌曲，因为他们欣赏荷马，并不觉得他们是在忙于追求学问。但是16世纪的人不预先具备相当的语言学的学识，就不能着手研究荷马。因此他们在读那些古典著作以及其他艰深著作时，处处仿效希腊人。在文艺复兴时，学习是生活乐趣的一部分，就如同饮酒或****一样。不仅对文学是这样，对那些较严肃的学科来说也一样。人们都知道霍布斯第一次接触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故事。一次他偶然翻开书，看见毕达哥拉斯定理，他大声叫道“上帝，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回过头来继续读它的证明，等到读到公理时，他信服了。没有人会猜疑，对于霍布斯来说，这是如同沉迷酒色一样的时刻，然而由于想到几何学在测量土地方面的作用，这种心情被纯化了。
确实，文艺复兴发现了同神学相关的古典语言的实际用途。对于古典拉丁文新感受的最初成果之一，是不再相信假造的罗马教皇的教令和康士坦丁的捐赠。希腊与罗马的共和主义都被用来证明清教徒与斯图亚特王朝、耶稣会会员与那些不再对教皇忠顺的君主之间的对抗是有道理的。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古典学问的复兴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文艺复兴的主要动机是精神上的愉快，是复兴在艺术的探索中曾经存在过的那种丰富又自由的精神。
人们发现，希腊人专心注意的问题不纯粹是文学和艺术，他们也专注像哲学、几何学和天文学这些学科。因此，这些学科是很受人尊重的，但其他学科更易引起问题。医学确实由于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名声而使人感到高贵，但在中期它几乎仅限于存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中间，而且同魔术纠缠在一起。所以出现像巴拉塞尔士这样的既是医生又是炼金术家暧昧声名的人。化学的名声更糟，在18世纪以前很少受到人们重视。
这样就使得有关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知识，以及对几何学或许还有天文学的一知半解被看做是一个高尚绅士的有文化教养的标志。希腊人看不起几何学的实际应用，只在他们衰败时，他们才发现在占星学的伪装下的天文学有点用。16和17世纪时大体是以希腊人的公正态度去研究数学的，而且倾向于舍弃那些由于同巫术联系在一起而降低了自己价值的科学。有关知识的更广博和更实用的观念在逐渐形成，它贯穿整个18世纪。大约就在这个世纪末，这种观念加速形成。法国大革命给绅士式的文化以沉重打击，而机器生产发展为非绅士式的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广阔余地。在过去的150年中，人们对“无用的”知识的价值越来越强烈地发出疑问，而且他们逐渐相信，惟一有价值的知识是指可以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那部分知识。
无论在哪里，知识渐渐不被人们看做是自身有益的东西，或是开拓人生的一种博大仁慈胸怀的工具，而是被看做只是工艺技巧的一个要素而已。这部分是由于科学技术和军事需要而带来的较大的社会一体化。当今比以往存在着更为密切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因此个人生活要适合社会压力也较以往更大，教育制度，除了那些专为富人设置的，或者像在英国因自古以来一直保持下来的惯例之外，不允许自作主张去支配经费，而必须是为了传授技艺和灌输忠诚的有用目的，使国家满意。这正是导向建立义务兵役制、童子军、政治党派组织和靠报纸杂志散布政治情绪这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比过去更了解我们的同胞，如果我们是有德行的，我们更想为他们行善，而且无论如何也要使他们为我们行善。我们不想让谁过着怠惰逸乐的生活，无论他过的这种生活是多么高贵文雅，我们认为任何人都应该做些有助于伟大事业的事情。有许多坏人越来越反对这种事业，我们应该予以制止。因此，我们没有闲心去学习别的知识，除非我们认为是重要的，有益于我们而值得为之奋斗的知识。
对于狭隘的功利主义的教育观点，有许多话可说，在人们开始谋生之时，没有时间去事事都学，无疑“有用的”知识是最有用的。它建造了当代世界，没有它，我们就没有机器、摩托车、铁路、飞机。进一步地说，我们就没有现代的广告和宣传事业。现代知识使得人们的健康状况得到大大改善，而与此同时也发现了如何用毒气去灭绝大城市。同以往比起来，我们今日世界最明显的特点是由于有“有用的”知识。迄今没有一个社会充分具有它，但无可怀疑，教育必能不断增进它。
同样必须承认传统文化教育大部分是愚蠢。儿童花费很多年去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文法，而最后既不能也不想去读希腊文或拉丁文著作。从各方面看，现代语言和历史比拉丁文和希腊文更可取。它们不仅更有用，而且花费较少的时间就能得到更多的文化知识，对于一个15世纪的意大利人来说，由于实际上每一点都要解释，如果不用意大利文来解释，那就要用希腊文和拉丁文，所以这两种文字是文化入门不可缺少的关键。但此后，用各种语言书写的伟大文学作品出现了，文明的发展如此迅速，使得古代知识在对当代问题的了解上，比起现代国家和有关这些国家近代历史的知识要更少有用。在知识复兴的时代值得称赞古典教师的观点逐渐变得过于狡隘，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了15世纪以来世界的变化发展。在正确的教导下，不仅是历史和现代语言，就连科学也对文化做出了贡献。因此可以说，教育除了直接的实用目的之外，还应该有其他的目的，无需为传统的课程辩护。其实当我们对实用和文化这两方面作广泛的考虑时，我们会发现这两者并不像它们的狂热拥护者所认为的那样不相容。
但是，除了文化和直接效用之间能被联系起来的这种情况外，尚有对技术效用并无作用的各种不同的间接效用。我认为现在世界的某些最坏状况，能够通过这种知识的伟大激励和减少无情地追求纯粹职业上的能力而得到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