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语法上的省略中心词引起的形容词、动词或其结构活用为名词现象。如诸葛亮《出师表》:“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不毛”是“不毛之地”的省略,“不毛”为动词性词,代替为地。又“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阙漏”有人以为省了中心词,但此例实质还是“形容词”的活用。但象司马迁《报任安书》:“请略陈固陋。”里的“固陋”似乎确实是“固陋之见”的省略。
以上词类活用而造成的“借代”是古汉语特有现象。
其四,名词移用,造成的“借代”,如“朱门酒肉臭”之“朱门”,“黄衣使者白衫儿”之“白衫儿”,没有造成特殊语法现象,古今一致,如今以“红领巾”借之而代“少先队员”。只不过文言这些用法,后来成词,就有了“借代义”。
(4)诗词的借代
①突出所借词语,构成诗歌意象。
卢照邻《曲池荷》:“浮香绕曲岸,圆影覆华池。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
“浮香”二字借来用以指荷花,不言荷花而突出荷花的特征,因有香气,而又出于水面,所以可代荷花,但非比喻,这两字可突出荷花品质,造成意象。“圆影”是借来代指荷叶的不言荷叶,诗中不见“叶”字,却突出荷叶特征,构成意象,花影覆于清水华池,亦有高洁之意。
陆龟蒙《白莲》,也是写莲花:“素酌多蒙别艳欺,此花端合在瑶池。”以“素荫”二字借指“白莲”,突出白莲花的形象。正因为白莲“素酌”(白花),所以才为颜色艳丽的花所排斥。
②用作避实避复
写诗讲究不露,特别如咏物诗之类,诗中如要避开与题字相重者,借代之法正可使用。如韦庄《虎迹》:“白额频频夜到门,水边踪迹渐成群。”“白额”二字是借代,因虎额顶白色,故借而代之。又因诗题为“虎迹”所以诗中应避开“虎”字。“白额”恰好可以避复。
李峤《笔》:“握管门庭侧,含毫山水隈。”“管”竹管,用以制笔,故借之代笔,不仅避题字之复,且与下句“毫”字相偶。
又《中秋月》:“圆魄上寒宫,皆言四海同。”“圆魄”借之代月,因月圆故借“圆”字,又因杨雄《法言·五百》:“月未望则载魄于西,既望则终魄于东。”故言“魄”,“魄”光也。可避诗题之所犯重字。
③用作与其它辞格结合
张旭《桃花溪》:“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清溪何处边。”“桃花”二字为借代,诗题为“桃花溪”,桃花为专名,溪为通名。此为借用专名指代通名之例。然“桃花”二字又有双关意义,一指桃杏花之桃花,二指“桃花源”之“桃花”,“桃花随流水”字面可作自然界桃花,实际又指“桃花源”从而引出《桃花源记》的含意。
张说《蜀道后期》:“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日月”本指天上日月,因天上日月与时光有关,月落日出为白天,日落月出则为夜,故又借日月指称时光。借代之后,又拟“日月”为人。
崔国辅《渭水西别李□》:“陇右长亭堠,山深古塞秋。不知呜咽水,何事向西流。”其中“呜咽”是为借代,此水本为陇水,《元和郡县志》谓“陇山有水,东西分流。”又因陇水流声呜咽,故借“呜咽”以代之。而借代之后却又是“用典”。《陇头歌辞》:“陇头流水,呜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崔护《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在,桃花仍旧笑春风。”“人面”,据《本事诗》当为长安城南庄园一女子。故借“人面”(面者脸也)而代人,是部分代全体之例。而借代之后,又以“人面”与桃花为比喻,以桃花比“人面”。在后两句又重复“人面”“桃花”与第二句分承,前后呼应,循环往复。
三、拟人
(卫)“移情”拟人
我国古代修辞专著、诗话文论之中似乎没有“比拟”“拟物”“拟人”的说法。至于“拟物”《修辞学发凡》所举几例,有的看作比喻也是可以的。我们在前文比喻中已论及以物比人的比喻,举王安石《梅花》为例。所以在文言修辞中似以不设此格为宜。至于“拟人”一格,在古人诗歌创作中已为广泛运用,技巧纯熟,并成为诗词写作的一种重要手法,不可不立。
沈谦在《填词杂说》中比较苏轼和章质夫同题词《杨花》时,曾一语道及这种咏物词的要害问题,说“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赋物”。因为前人在评价这两首咏物词的高下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章质夫词写得好,理由是曲尽杨花之妙;一种认为苏轼词好,理由如沈谦所云,直是言情,非复赋物。现在看来,说苏词之所以好,就是说在写杨花时,赋予了人的感情,也就是把作者的思想感情移置到杨花中,因而使“杨花”人格化,可以叫作“拟人”,也可以叫做“移情”。前人在咏物诗的评价上,最终还是认识到,咏物诗要“托物言情”,“托物”仅仅是表层的东西,“言情”才是实质。所以,尽管章词写杨花,写得很细致,从各个方面写,说杨花飘到不同地方,飞到青林深院,飞到珠帘上,粘上春衣、绣床就描绘杨花来说,观察得很细,写出杨花的特征。而苏词写杨花也在写人“思量却是,无情有思”从有思又联系到女子的梦中寻郎,最后把杨花和泪水结合起来,又写杨花又写人。所以这种咏物词就高了一筹。之所以高一筹,就是运用了“拟人”的手法。
古人说“咏物诗”要有寄托,所谓寄托就是要有作者的思想、识见、情感。《明皇杂录》曾讲了这样一件事,张九龄为相,李林甫背后中伤,想让他下台,后张九龄作《归燕诗》赠李林甫,李林甫怨恨之心稍解,才放心了。那么李林甫为什么就放心了呢?原来《归燕诗》虽写归燕,却表达了自己致仕退让的思想。这首诗是:“海燕虽微渺,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人,华堂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张九龄在这首诗里实际借燕比自己,“泥滓贱”是自己出身微贱,言下之意不象李林甫贵族出身。自己虽然为相,就象燕子衔泥在玉堂的画梁上作窠。这当然是比喻,但下边却说“无心与物竞”就给燕子以人的思想情感,把燕子人格化了。从而表达了自己并不想同李林甫争权,希望他不要猜忌,不要中伤。这也就是咏物诗的寄托。
文言散文里边“拟人”的方法似乎用得不是很多,六朝骈文中有时会有一两句,如萧子晖《冬草赋》以冬草抗寒不凋的品性,来歌颂士大夫坚贞守节的品德,所采用的方法是通篇比喻。而不是“拟人”,但在通篇比喻中却穿插了个别拟人句子。如“挺秀色于冰途,厉贞心于寒道。”,赋予冬草以“贞心”,从而使冬草具有了士大夫的高尚情操,使冬草人格化,也就是把作者的“贞心”移置到冬草中了。
但像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拟人”的手法用了多处,在文中起到突出气氛,表达强烈感情的作用。此文是讽刺指斥一个利禄熏心的官迷,冒充隐士的骗子周颐的。文中借助北山之山岳、云壑、松桂。赋予人的感情,实际是作者自己的感情,当慨叹今世没有真隐士时文中用了“山阿寂寞,千载谁赏”说山阿感到寂寞,因为没有隐士作伴。当写到先前隐居北山,自鸣清高的周颐,却一旦皇上征召而“形驰魄散,志变神动”的时候,文章又用了“拟人”手法“风云凄其带愤,石泉咽而下怆,望林峦而有失,顾草木如有丧”,说风云凄怆愤怒,石泉呜咽泪下,山林峦冈怅然若失,花草树木都对他丧气。实际上作者把自己凄怆愤怒,失望,悲哀之情移置于物。可是到周颐做官,一味追求名利,变得比一般俗吏还厉害时,作者感到一种受骗上当的情绪,于是又一次用了“拟人”: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列壑争讥,攒峰竦诮。慨游子之我欺,悲无人以赴吊。故其林惭无尽,涧愧不歇,秋桂遣风,春梦罢月,骋西山之逸议,驰东皋之素谒。”言山岳冈陇云壑峭峰都出来讥笑、讽刺、感到被欺骗了,感到惭愧无穷,并且出来传达西山东皋那些真正隐士的评论。这一段“拟人”使用笔墨较多,把作者各种情绪、思想表现殆尽。当写到周颐要路过北山,“假步于山扃”时,又以“丛条瞋胆,叠颖怒魄,或飞柯以折轮,乍低枝而扫迹”的“拟人”写法,实际借北山树枝林木,表达自己愤怒,坚决拒绝周颐从山中经过。
(2)绝句的拟人构思
到了唐人诗作里边,整首诗用“拟人”手法的不多,但把“拟人”或叫移情作为构思的一种方式就很多了。
张说《蜀道后期》:“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张说使蜀,期至不归,遂作此诗。诗中旨趣,在于使用“拟人”手法,先说“日月”与己心相争,是把日月人格化,又说“秋风”与自己相争,先到了洛阳,又使秋风人格化。“秋风”本指季节,秋天时节,张说使蜀本应到秋天归于京城,结果秋天到了没有回到京城,就把“秋风”人格化,说先到洛阳,形己之后期。“争”字为一篇眼目,而与己争者必有人所争,于是“日月”“秋风”皆为所争对象。
李白《劳劳亭》:“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
“劳劳亭”为古离别之地,故知此诗是伤离别之感而作。而写离情别绪的诗作由来太多,但李白此诗烘染“伤心”二字又进一层,其特殊之处在于用拟人手法,使春风有人的感情,能知天下最伤心、最苦之事即为别离,所以春风就不使柳条发芽变青。古有折柳送行的习俗,李白作此诗时柳未青,因托意于春风。诗人所借用的春风,原来是善解人意,能体察苦情的人,他为使人间没有离别之劳,才不使柳枝发青。这样写离别之苦,转觉苦语入骨。
温庭筠《过分水岭》:“溪水无情似有情,人山三日得同行。岭头便是分头处,惜别潺湲一夜声。”此诗借用“同行”“分头”“惜别”几字,使一路潺湲流淌的溪水,成为有情有意的同行之人。同行一夜,诉说一夜,至分水岭头当为溪水东西分流之处。故当分头,则有惜别之情。故此诗构思全在用拟人手法,而又借用“同行”、“分头”“惜别”等语,使所拟之人,与溪水之实绾合无痕。
有时拟人手法所用之妙,全在一二字。如白居易《杨柳枝词》:“勾引春风无限情”,用“勾引”二字与“春风”搭配,则使杨柳枝人格化,成为有情人。不说是春风吹动柳枝。摆来摆去,却说是柳枝勾引春风,用情人间你恋我爱来写春风吹动柳枝。
咏物诗大多采用拟人手法,而托情于物。如来鹄《云》:“千形万象竟还空,映水藏山片复重。无限旱苗枯欲尽,悠悠闲处作奇峰。”此诗人格化在于拟云为执政者,讥其徒作空言,不恤民情而为苍生霖雨,此类咏物诗意在托讽,故并不直接把自己感情移置于物。再如另一首《鹭鸶》:“袅丝翘足傍澄澜,消尽年光伫思间。若使见鱼无羡意,向人姿态更应闲。”此诗赋于所咏对象鹭鸶以人的思想,因为作者要讥刺社会上那种伪为高洁而贪图利禄的人,所以就把这种人借鹭鸶伺鱼之状描写最为恰当。诗中用“伫思”“羡鱼”等字,使鹭鸶人格化,思致极佳。
因此,“拟人”或“移情”在诗词中的运用有两种情况:一是作者在写诗时直接把自己的某种思想感情移置于物,如李白《劳劳亭》白居易《杨柳枝词》等;另一类是作者把别人的某种思想感情,或认识观念移置于物,或赞美,或讽刺,如《北山移文》,及来鹄《云》等皆是。
四、夸张
(1)夸张纵说
“夸张”手法在《诗经》里边就已经使用了,如《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谁渭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据说这首通篇为夸张之辞的诗是宋桓公夫人所作。宋桓公夫人为卫国人,生宋襄公后而归于卫,襄公即位,夫人思之甚切,遂作此诗。卫在河北,宋在河南,而母子义不可见,因此诗中夸饰之词是出于盼子心切而为之。
而对“夸张”首先有所认识并解释的恐怕是《孟子》,在《万章》篇谈到对《诗经》的解释时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子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孟子认为,“周余黎民,靡有子遗”这两句诗要根据原诗的“志”和自己的“意”来理解。“志”即作诗的事实和本意。“意”即以常情验之。据说《云汉》这篇诗是周宣王为民禳旱而作,诗人之志在忧旱灾,故每章首既言旱太甚。再以常理推之,周之黎民并非是“靡有子遗”。所以孟子以为解说《诗经》不能仅从文饰修辞、言词上去理解,要真地从言词上解释,就真得要相信“靡有子遗”这句话了。尽管孟子在这里没有给《诗经》的语言现象加上“夸饰”之类的名称,但他以为对“周余黎民,靡有子遗”的理解方法看,是完全符合我们对“夸张”修辞现象理解的,一是为文的本意,二是常情事理。
东汉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有《语增》、《儒增》和《艺增》诸篇,“增”,即为夸张。其论夸张,则于孟子又有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