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实际上产生于一次次社区发展实践或称之为知识生产的旅行。这些实践和旅行之所以能强烈地吸引我，实在是因为它能不断地丰富田野工作的图像，探索并记录社会性别与农村社区发展的历程。
实际上，我更愿意将农村社区发展工作当作一项行动研究来看待。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并不缺乏“书斋”里的学问，而行动研究更强调田野的力量，强调参与、过程、实践和反思，尤其是调整传统意义上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以及在研究取向上深入社会现场，积极干预的研究加行动的理念和实践活动，更使自己获得了作为一名社会学研究者和社区发展工作者的极大满足。对行动研究的这种热衷，不仅来自于其研究方法上的魅力，更因为对其价值观的认同。
从事农村社区发展工作几年来的感受、发现和思考，在以下各章中都有所交待。这里，还想围绕社会性别视角多说一些。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几年自己一直在陕西妇女研究会农村社区发展部从事社区发展工作。社会性别与发展已经成为发展界的一个重要流派，而我们的工作理念更强调在社区发展中倡导社会性别敏感，关注、挑战和调整传统的社会性别关系。但是，要在社区实践中体现这样一个理念或发展范式，在过程中认识社会性别关系，提升社会性别意识，进而建构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一个艰辛，然而充满了创造性乐趣的工作过程。
由于本书依托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是社会性别与发展，因此，这篇序言将着重对社会性别视角进行一些阐释，以便于读者在阅读各章内容时有一个背景式的图示，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社会性别与发展的内涵。
发展是有目的的，然而，在传统的性别关系下，女性受益于发展是极为有限的。社会化的过程不仅没有平衡这种差异，反而固化了男女两性的不平等。不平等性别关系下的发展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初衷，其结果远不能最大限度地造福于整个人类。由于传统社会性别关系已经内化于我们的文化、体制与态度，要在现实中检讨这种不平等的两性关系需要具有社会性别敏感。从理论上说，女性与男性应当是平等的，但在现实社会中却天天可以听到、看到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事实。男性与女性无论在资源配置和利用上，还是在性别评价标准及遵循的规范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正生活在传统性别文化与正在建构中的性别平等文化相互对抗的语境中。在这里，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也就浮现出来：性别平等文化的建构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当我们着眼于性别平等文化的社会建构，很自然会遇到对传统性别文化的反思。进入父系制度以来，与性别文化相关的知识生产实际上是以男性活动为主体的。这类文化知识体系经由制度化的积累逐渐演变成压抑女性、实践男性****的工具，并被视为“真实”的知识，无容置疑地存在而发挥着影响。
因此，要想建构平等的性别文化就不能不从权力视角去认识这些知识的来源，并追究父权统治的不正当性；必须对其生产的基础以及与之相关的一整套知识体系进行必要的检讨；对已经成为惯习的、男性话语建构出的“纯真知识”、经验的证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宏大的叙事抱以审理、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以“终结”的理念去加以分析。
1．挑战不平等权力关系。经验是人类知识的可靠来源，也构成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现实中大量呈现的知识大都是以男性的经验为主的，女性经验在知识生产中严重缺席的现象十分普遍，女性被排斥在知识生产之外。对这一结果，探索其深层原因，关键还是一个权力控制的问题。从文化知识生产的历史脉络上看，这些片面的男性经验和知识往往在权力的运作下被文化指令确认下来，并通过文化的放大作用作为真理、普遍的规律而进一步被验证、强化，成为评价社会成员的行为标准。
2．质疑以往的经验和知识。性别平等文化的建构实际上还承担着对已经将男性经验“历史化”的文化进行解构的任务。面对这些不容质疑的传统性别文化，重新回到男女两性的主体经验上来，重新审视性别本身、性别与文化、性别与阶级的关系，审视性别内和性别间的差异性，审视传统性别文化对男女两性不同的制约。
3．建构性别平等的话语空间。社会文化是话语建构的，性别文化也是由话语建构的。传统性别文化话语的控制者无疑是由父权社会中控制着各种资源、居于优势地位、占有更多社会资源的主体一男性或是接受传统性别规训的女性。因此，必须提出一套更富有说服力的批评话语和充满性别平等理念的话语，从性别和谐的原则出发，打破传统性别文化制造出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界线。
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特别是在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很多社会性别的盲点和误区是需要我们识别和清理的。
1．传统性别文化的规训。传统性别文化的批判者并不是完全脱离了传统性别文化的人，也是经历了性别文化社会化“规训”的成员。因此，不断地反思和清理传统的性别文化元素，才可能冲破制约自己的“樊篱”。
2．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建构性别平等文化的过程中，二元思维的痕迹常常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男人／女人、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男性角色／女性角色、公共／私人等等。我们已经习惯了用这套对立的思维方式去评估性别问题和社会现象，然而，如果不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我们就不可能动摇传统性别文化的思想基础，而只会使两性的边界在讨论中变得越来越清晰和僵化。
3．“去权”与“去夺权”意识。在倡导性别平等文化的实践中有时也会有另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即在批判父权文化的同时，将父权文化下权力的所有者完全地颠倒过来，将女性变为权力的支配者。这实际上看似反对父权文化，实际上是对父权文化的复制，是父权文化的延续。
4．性别问题普遍化。性别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阶级、种族、政治等诸多社会因素紧密联系。我们不能将处于社会结构中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弱势人群，作为一种“景观”、“他者”来看待。自己以代言人、保护者或评价者的身份出现，运用权力来建立“殖民”。
5．本质主义的倾向。在认识男女两性关系的时候，从生理性别而不是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分析的方法，实际上仍然存在。本质主义观念在现实社会中还有很强的力量，并且常常打着科学主义的旗号，将性别差异合理化。
6．男性的缺席。性别平等文化的建构需要男女两性的积极互动，不同性别间、性别内不同群体的缺席都会使这一建构过程缺乏真正平等的可能。因此，性别平等文化的建构就应该是两性共同参与的。但现实的状况却多少显露出男性缺席的情况和女性内部分层化的倾向。
建构性别平等文化既包括理论探讨，也包括社会行动，这些都是社会性别的实践。
挑战传统的性别文化，有必要建构超越父权文化的话语体系。实际上，在传统性别文化的空间内，其边缘总会出现体制上的空隙、知识上的缺口以及权力结构中的裂痕。这对建构性别平等文化提供了生产新知识的有利社会空间、话语空间。在社区中开展社会性别与发展的各种尝试，都是在性别文化的实践中建构新的性别文化知识，都是对传统性别结构的冲击。
充分认识权力关系的特征是建构性别平等文化的另一重点。传统的权力结构是指一方对另一方的完全的控制，而现代权力关系已出现了弥散的形式。这种权力的弥散体现在抵制传统性别文化强化和作为实践主体再表现的能动性上。如何实践性别角色，既有遵从规范的特征，也可以有超越规范的表现，即制造性别角色距离，而这种对性别角色距离的扮演和创新，正是人们在性别文化再表现过程中对传统性别文化的解构与颠覆。然而，权力的转移是不确定的，是通过社区、群体和个人点点滴滴的实践完成的。
对性别角色规范的误读，也是重要的突破点。社会性别化是将男性和女性气质通过文化规范、仪式来制造、强化和限制两性的职业分工、社会地位、自身认同等性别特征的过程。性别角色是性别文化内化的结果，性别平等文化的建构是对传统性别文化的再批判、解构、再表现和建构。这一“误读”过程给每个男人和女人提供了用自己的体验重新书写性别文化的空间，一个文化再生产的场所。在这个实践空间里，既要考虑眼前的利益／需求，也要关注战略的利益／需求，从实际出发，运用本土的知识和经验创建新的性别角色规范和平等的性别文化。
其实，社会性别与社区发展范式在实践层面上正回应着关于建构平等性别文化的思考。本书第一章以在社区时空内建构社会性别关系为标题，就是想表达社会性别理论和社会性别实践的关系。接下来的各章则是透过社区发展项目周期的不同环节，进一步描述和思考社会性别与发展的问题。
社区发展项目具有强价值介入的特征，推动社会性别与社区发展需要有理论上的思考和行动力。本书中阐明的作为社会性别与社区发展的行动研究其手法也是多元的，是需要在社区实践过程中不断调整、丰富和完善的。因此，本书的内容既是在分享自己的感受和思考，也是在分享陕西妇女研究会从事农村社区发展团队的实践理论和行动过程，更是分享生活在陕西农村男女村民、基层干部的经验和智慧。可以说，本书是为关心农村社区发展的人们提供一个用多元、开放和建设性视角进行反思和批评的“靶子”。
本书记录和总结了陕西妇女研究会同仁以及项目点管理者和广大村民的实践和思考，可以说，行动研究需要的是集体的智慧，这一点在本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为此，十分感谢所有给予我支持、帮助的同仁和朋友，尤其是要感谢项目点管理人员和村民的参与和贡献，感谢研究会秘书长高小贤女士长期以来的帮助和指导，感谢与研究会发展部陈建国、杨晖、李爱玲、李春叶一起经历的一个个研究历程，感谢大家给予的启示和创造性劳动。
我知道，行动研究成果的表述实际上还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在社会性别与发展这个大的框架下，怎样将研究成果和实践理论有机地连接起来？怎样将行动者的多元声音与贡献呈现出来？怎样处理传统的研究规则与社区发展要求间的关系？怎样将本土知识和外来知识更好地融合起来？这些都需要在更多领域的实践中，进一步思考和创新。
需要在此说明的是，为了减少因自己对社区发展项目在理解上的偏差可能会给社区带来不该有的伤害，故在书中将一些地名和不适合公开的某些内容进行了处理。请读者能谅解。
200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