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宁夏省初建时，西北金融统由国民军的西北银行掌握，在宁夏设有宁夏分行，通用西北银行钞票。但因银行并无准备金，国民军离开后，西北银行纸币即成废纸。1930年马鸿宾任宁夏省主席，改为宁夏省银行，说是以“国币”30万元为准备金，原西北银行钞票35万元照归通行。1933年马鸿逵任主席后，要求马鸿宾将设准备金的钞票收回，否则宣布作废；公然违反国民党政府“地方所设银行不得发行纸币”的规定，私自发行票面为十元、五元、一元、五角、三角、二角和一角的钞票，加上“临时维持券”、“金融维持券”等，发行总额达122万元以上，用以大做投机买卖，致使钞票贬值，物价高涨。马却又召集绅商，摆出几箱银元，假惺惺地说：“这就是我发行新纸币的准备金，你们商人士绅自己出来保管监督……这二十万硬币是我父子两代为官积存的底财，今天全交给宁夏父老，省钞跌价，我是不负责的。”孙马混战后，马又于1935年增发纸币220余万元，连前共发行340余万元，使纸币进一步贬值，广大群众受害无穷。1937年马用省钞227．2万余元收购了全省农民的烟土，1938年烟土涨价，马只出售84万余两烟土，就收回省钞348．5万余元。同年6月改“宁夏省银行”为“宁夏银行”，由官办改为官商合办，资金为150万元，其中官股100万元（即原宁夏省银行盈余一部分），商股50万元，由地主、士绅和厅长、旅长等筹集。以马鸿逵为董事长，赵文府为监事长，行长为李云祥。在中宁、金积、灵武、中卫、平罗、惠州堡、宁朔设分行，在定远营、同心、陶乐、磴口设办事处，构成一个全省范围的金融垄断机构，把持所有存款、放款、汇兑、贴现等业务，中央各银行派驻宁夏的机构，则难以开展任何业务。马鸿逵利用银行办工厂、购销土特产品特别是大烟土，成了他剥削人民、敛财自肥的总枢纽。
这里，我们应该介绍一下为马鸿逵敛财的几个高等奴才。除军需处长、财政厅长赵文府外，一个是马继德，一个是李云祥。马继德是马鸿逵的本家兄弟，任省地政局长，局长是挂名官职，实际是掌管马的私人财产。李云祥原是北京一个厂的跑外人员，由于善于敛财和逢迎巴结，取得马的欢心，被人称为马家的“招财童子”。他一心为马及其太太、少爷们效劳，绞尽脑汁搜刮钱财。他办银行有两套账目，一套是给一般股东、董事、监事们看的，而且年有年报，月有月报，却全是假的。另一套才是真的，绝对保密，只有马鸿逵和赵文府、马继德、李云祥摸底。每次分赃，经马鸿逵亲自批准后，才能实行。各户分得赃款，对外不能说，外人也不敢过问。给马鸿逵的赃款，经过马继德转到“敦厚堂”名下就行了。所以，宁夏的钱财搜刮得最多的，马鸿逵以下，就数李云祥和马继德了。两人为马的其他高级奴才所嫉，称之为“财神爷”。
总之，生性贪婪的马鸿逵，其压榨掠夺的方法，是无孔不入、点滴不漏的，称得上“细大不捐”。所得财富，无法准确估计，据熟悉内情的人说，在宁夏解放前夕，他雇用美国陈纳德的飞机，以运羊毛为名，运走黄金七吨半之多。此外，他的土地房屋除临夏和宁夏的不计，还遍及许多地方：兰州有房1000间、土地400亩，绥远有房100间、土地12平方里，上海有房屋500间，天津有房屋300间，北京有房屋150间，香港英宝太子道有一号楼房一座。
六、积极“反共”
马鸿逵一贯积极“反共”。前已叙及，早在1932年，他就在河南信阳一带参加“围剿”红军的战争。到了宁夏以后，更是变本加厉，从政治到军事，从各方面施展手段，与共产党、与人民为敌。
1．堵击北上红军
1935年9月，蒋介石电令马鸿逵堵击北上红军，马也怕红军攻占宁夏，立即向定边调运人马，积极布防，但又害怕被红军吃掉。他亲自到吴忠堡，集合官佐说：“红军由海、固北上，我们在同心筑有工事，可做防御。你们看情况，不对时就往后撤。”先后调三四个团的兵力进驻同心、盐池、定边等地，摆出堵击的态势。
盐池之役。1936年5月，红十五军团到达定边，与马鸿逵的骑兵接触。红军进攻定边东城，马部骑兵稍作抵抗即由西城撤到盐池。红军继续北进，6月20日包围了盐池县城。马部守城部队有两个连120余人，县壮丁队200余人。红军夜间攻入城内，马部营长孙兆祥被击毙，县长屈伸逃走，士兵一部分逃跑，大部被俘。红军遂解放盐池。
豫旺之役。豫旺守军为马部营长孔庆福和县长董天祥，率领部队、壮丁队三四百人。红军于6月11日攻城，蒋介石曾派飞机助战。红军围攻两周时间，城内无水，人心恐慌，临时掘井30多丈深始见水，马部继续守城。红军展开政治攻势，城内壮丁纷纷起义，红军于6月27日入城。孔庆福跳城逃走。董天祥不知下落，一说被起义壮丁打死。
韦州之役。马鸿逵认为盐池、豫旺失守，尚无妨大局，但同心县的韦州系要冲之地，非坚守不可。当时韦州有马部1个骑兵营、保安团队100多人、壮丁队二三百人。红军于6月28日开始攻城，战况激烈，29日，蒋介石飞机在东关投弹轰炸。红军一度架云梯攻上北城，打死壮丁队长。城内连续向马鸿逵发电求援。马即抽调骑兵一千三四百人，附以迫击炮、机枪等武器，由骑兵二团团长马光宗统一指挥，前往解围，限令7月4日拂晓到达，马又以阿拉伯语电话告知韦州守军：“四日早晨望见大火，就是援军到了。”还派其参谋长马光天乘战斗机在韦州上空助威。马光宗原拟经惠安堡到韦州，中途得惠安堡已被红军占领，遂取道小煤山于4日晨潜至韦州。攻城的红军发觉马部援兵到来，转而迎敌，守韦州之马军也乘机攻击红军，红军于下午2时撤退。此次战役马部伤亡30余人、死营副1人，红军也有伤亡，被俘五六十人。但马鸿逵却一直吹嘘这次战役的胜利。逃到美国后，还说“经我迎头痛击，徐（海东）几全军覆没”。真是扯的弥天大谎！
红城水之役。韦州围解后，马鸿逵令马光宗撤回，该处守军及地方反动士绅极力挽留，马光宗驻扎于韦州以西的山梁上，并向马鸿逵报告，马指示侦察红城水的红军情况，准备进攻。7月5日，马光宗占据红城水和上园煤山，红军则在下园煤山。当日下午红军出击，马部从上园煤山撤至红城水，双方在南城根激烈作战。6日晨，马光天又乘战斗机侦察，发现红军六七百人正在通向豫旺的道路上构筑工事，没有后退迹象，乃投弹4枚，红军有所伤亡。马光天回去向马鸿逵报告情况之后，马为免遭损失，命令马光宗立即撤回。马光宗恐怕骑兵撤退时目标显明，易受损失，遂施诡计，以冲锋号为退却令，伺机远飏，又适值天降暴雨，红军无法追击，马光宗当天退到韦州，旋又回到金积。此次战役，马部前后俘虏红军百余人，马将老弱拨入官兵子弟学校充当伙夫，精壮则拨到工程队修桥补路和建筑营房，均被当作苦力使用。
截击红军。1936年底，蒋介石命令马鸿逵向环县的甜水、孟城一带截击长征红军。马即抽调步、骑各两个团，由步十旅旅长马全良和骑一旅旅长马光宗率领，于11月中旬，集结于惠安堡。马的企图是为免受红军的打击，到此为止，不再向孟城前进。此时，红军已由豫旺、甜水、山城堡向陕北前进，胡宗南部曾尾随追击，红军在山城堡将胡宗南一个团击溃，胡部即撤到惠安堡附近的大水坑、韦州、下马关一带驻扎，再不敢前进。且其纪律很坏，到处搜劫粮秣，群众深受涂炭。马以与胡宗南部混合驻扎，诸多不便。即令马全良、马光宗率部撤至金积县和吴忠堡。
2．西安事变拥蒋
马鸿逵虽然为了保存自己实力，不肯使自己部队与红军硬碰，却经常向蒋介石陈述“剿共”方策，以便借助别人力量达到消灭共产党之目的。1936年10月12日，马向蒋介石折呈“剿共意见书”，要求先“剿灭”陕北的共产党，再“剿灭”其他。并建议蒋介石命令张学良（时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严督各路军队同时向红军猛攻，令陈诚部向三边推进，同时进击。但因环县山城堡战斗和不久的“双十二”事变发生，马的这一建议未得到实现。
西安事变发生后，马鸿逵由于胜负谁属，难以预卜，一时惊恐慌乱，不知所措，迟迟不敢表明态度。及至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出兵陕洛，端纳、宋美龄、宋子文相继飞陕之后，马觉得蒋介石仍有回南京掌权的可能，便倒填12月16的日期，通电中央，主张“讨伐”张杨。据《马少云回忆录》云：“并于十九日上电行政院孔代院长庸之（孔祥熙），表明拥护中央态度。”马还分别给张、杨发电，尽其分化破坏之能事。对张学良说：“你这次受奸人欺骗利用，铸成大错，大丈夫敢作敢为，及时悔误（悟），即刻脱离杨虎城圈套，保护蒋公安全，拥护国家命脉，尚不愧为英雄豪杰，否则，不为已甚，置国家民族前途不顾，甘为叛逆，与全国人民为敌，我将率西北子弟，起而讨伐之，你将死无葬身之地矣。”给杨虎城的电报则是辱骂恫吓，威胁杨“悬崖勒马，改过自新，护送蒋公返南京，向全国同胞认罪”（均见《马少云回忆录》）。12月25日蒋介石回到南京，马鸿逵立即命令全省军民游行庆祝。
拥蒋反共，是马鸿逵的基本立场，然而马鸿逵又毕竟是个投机取巧的人，所以他时时在观测风向，掌握时机。这也是军阀的一个特点吧。
蒋介石以马鸿逵在西安事变中表现好，拥护中央有功，即于1937年2月将马的新七师番号调换为陆军一六八师的正式番号，另给马增编一个独立旅。马即以卢忠良、马英才、马敦静（其二儿）分任一六八师第一、二、三旅旅长，以马光宗、马义忠为骑一、二旅旅长，以马全良为独立第十旅旅长，以马敦厚（其长子）为特务团团长。另编两个警备旅，以马宝琳、马得贵分任旅长。马的兵力又扩大了，他真的从西安事变中捞到了好处。
3．消极抗日
抗战期间，国民党将领中，凡是积极反共的大多不是投敌叛国，就是消极抗日，这是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的一条规律。马鸿逵就是消极抗日的一个。
抗战时期，蒋介石以朱绍良为第八战区司令长官，以傅作义、马鸿逵为副司令长官；后又组织第十二战区，以傅作义为司令长官，长官部设在五原。又将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和马鸿宾的三十五师合编为第十七集团军，以马鸿逵为总司令，马鸿宾为副总司令兼八十一军军长和绥西防守司令。马鸿宾率部到临河就任绥西防守司令时，要调马鸿逵三个旅去绥西前线，马既说弹药缺乏，又说宁夏防务吃紧，迟迟不肯出动。经蒋介石、傅作义多次电催，马才调骑兵一旅（旅长马光宗）、骑兵二旅（旅长马义忠）到临河城内，以警备二旅（旅长马得贵）驻于三盛公一带观风向。行前马鸿逵向马义忠、马得贵秘密指示，要保存实力，奉到调动令时须向他请示后才准行动。后来，日寇进犯五原、临河，马鸿逵的部队在马鸿宾指挥下，与八十一军一起，作了一些抵抗。但马鸿逵唯恐日寇占领河套后再继续进攻宁夏，一面将家眷送至兰州，将历年搜刮的大烟、皮毛等运向甘肃，一面令其在绥西的部队后撤，三天跑了四五百里，一直撤到石咀山。这就是马鸿逵的所谓绥西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