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的选举，也是按马步芳的意志办事。1936年进行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时，当时，代理省主席马步芳在民政厅长姚钧就任选举总监督的大会上训话，提出“慎重、细心、公允”的冠冕堂皇论点，但实际上“选出”的20多名代表，仍然是两个派系中的骨干分子。1948年选举国大代表和立委、监委时，马绍武即和元老派其他人先行提出了一个名单，少壮派与之争执，一时出现紧张状况，马步芳出面平息，最后才将名单定了下来，后经中央同意后，马步芳即选派监选员分赴各县、市、局，按此名单监选。这些监选员临出发前，马步芳都交给密信一封。监选员按密信指示，与各县、市、局长协同动作，选拔一批可靠的人，夤夜暗将80％的选票填好，投入选票柜，第二天抬到会场潦草加封；再拿出其余20％的选票，让选民投票，然后开票公布。因此，原定名单上的人，一律当选。至于蒙、藏两族中的选举，连这个表面文章也没有做，只是派人将选民名册造好、选票填好，即行了事。由于如此草率，以致不少代表并不是本地人。如籍隶临夏的马继援、马步銮为湟中县和大通县的代表，西宁市的沈鸿仪、基生兰、周宜逵为都兰、共和、称多县的代表，兰州市的魏敷滋为祁连设治局的代表，循化县的詹世安、赵珑、张发荣为同德、昂欠、玉树县的代表。有的甚至不是本民族的人，如汉族韩树兰（女）是藏族代表，汉族张承邦、陈秉渊是蒙旗左、右盟的代表，远在西安市任职的李鸣璋，成了青海农民的代表。代表选出后，在赴南京之前，由于过去制宪大会上发生过倒马事件，此次马步芳更加严密控制。指定马绍武领队，全面负责。在南京开会期间，马绍武把代表集中于介寿堂，朝夕监督。并策划提出扩充马步芳军队，以加强“反共”实力的提案，还向白崇禧要求嘉奖马继援。选举总统时一致投******的票，自不待言。在选举副总统时，严饬全体代表拥护孙科；另一方面，又在表面上分别向李宗仁、程潜、莫德惠、于右任等表示，愿意投他的票。当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马绍武立即率全体代表前往祝贺。
这就是青海的民主选举！
六、经济掠夺
马步芳对青海实行经济独占，进行无止境的残酷掠夺。其机构，在行政方面，以省财政厅和田粮处为主；军警方面，以军法处、军需处和省会警察局为主；商务工矿方面，以协和商栈、德兴海和后起的湟中实业公司董事会为主。这几个方面相依相辅，通过各自分布于省内外的各级分支机构，构成一个严密的掠夺剥削网，而统由马步芳总管家公德堂（先后由杨增培、马绳武、马世俊负责）总其成，竭尽全力为马步芳家族聚敛财富。
以下按税收、差役、商业剥削、金融垄断、资源及土地占有几个方面分别叙述。
1．滥收税捐
先说农业税。青海地区，原来每年秋收之后，征收农业税一次，原有本色（指主产粮如小麦、青稞）、折色（指杂粮）之别。从1933年起，将各县田赋按折色6成征收现金，每仓斗计征折色银元6元，本色4成仍照旧征收小麦。从1935年11月起，改变征期，提前征收下年度6成折色。这一改变，实际在一年之内，征收接近一个半年度的粮赋。此后又随征随收，虽青黄不接之际，也必须悉数完纳，迫使农民卖地偿还所征粮款。而田赋所征项目，包括粮、草两项，有正额粮草、附征粮草和临时附征粮草3类。正额粮又分屯粮、番粮、屯垦粮3种。其中征收屯粮、新垦粮时，也一并征收屯草、新垦草。草每束（大束18斤、小束7斤）折征银元一分九厘，后增至五分五厘，又增至八分。附征粮包括4种：一五耗羡粮（每石正额粮，随征一斗五升六合），百九盈余陋规粮（每石正额粮，随征九升），百五经费粮（每石正额粮，随征五升），斛底、斛面漏地粮（大致每石随征三至四升）。临时附征粮、草，又分正额营买粮、支应粮、营买草、支应草，及附额支应粮、支应草。营买粮始于清末董福祥时期，系代军购粮，1926年之前，尚付官价。马步芳当权后，连官价也不付，成为农民固定的额外负担，而且其数目随部队的增编而不断扩大。1934年宁夏拒孙战役中，竟凌驾于田赋正额之上，农民不堪重负。1939年，财政部商洽改善办法，改称军粮，按市价约70％付价。1943年改称征实、征购。1944年全省征实粮7万石，征购粮10万石，次年仍旧。1946年度核减征实粮为35000石，征购改为征借，征一借一，征借也是35000石，连同尾数总计，共为70215石。但量制上却大有文章，原来粮食计算单位，粮食部是按当时全国通行的新市石为基数的，青海却以西宁升征收，谓之“宁升”，为实行量器改革，将“宁升”废除改用“大升”，这种大升，即新颁量制中的市斗，比“宁升”约大30％。市面上以升计算，已成习惯，因之向各县配征粮额时，虽应征数字未变，但实际征收时，原以市升计算的数字，作为“大升”征收。这样，换算下来，一“大升”等于“市升”，一大石等于一市斗。70215市斗，即等于大石70215石。将市石按大石征收的结果，变成702150市斗，增大了9倍。上报粮食部，则仍按市石计算。粮食征收上这样以多报少，人数上又以少报多，遂成为入不敷出的局面，财政部的外调粮不得不停止，却又不得不给以补贴。1944年即拨给“粮食库储存券”5000多万元。1946年粮食部派员前来检查，也不得要领而返。实际因征粮过多，不少粮食在粮库中霉烂。而农民由于无法负担，不少人遗弃家园田土，携妻带子逃亡。如大通县北区逃往甘肃永登的农户有60％。马步芳即将所遗田地，分给部属，田赋转嫁于未逃农民负担。从1942年起，又划定交粮地区，限期催收，逾期则加征罚粮；如再逾期，即拨往边远地区交纳。这一年互助县拨往远至海晏交纳的即有170户。因此而倾家荡产、沦为赤贫的有110户。
次说牧业税。青海牧业税起源于清代的丁银，原系人头税，马麒循例征收。1916年改为“草头税”，每年计征白银30余万两。至马步芳时代，税率和征收方法均加以变更。从1941年起，改称“建设费”，划为玉树、都兰、八宝、刚察、郭密、河南亲王、同仁和同德八个征收区。征收有实物与折色之分，但基本上是以征收羊毛和牛皮为主，税率逐年上升，1921年至1941年，一般均增长一倍以上，有的地区甚至增大3倍到4倍多。总计全省牧业税，以1947年为例，共征收羊毛1500万斤，牛皮18500张，银元13000余元，羔皮101000余张，还有其他野生皮、药材等多种。这是正、副额税的公文统计数字。征收中的额外苛取、压秤等陋规，数字也很大，所以实际征收远远大于此数。税率及征收方法，约分3种，一是按盟、旗、族份计征。蒙古族以盟、旗为计税单位，藏族以部落为计税单位，由盟、旗和千、百户摊收交纳。起初按人口多少而定，后来因税额连年增加，人口已无法作依据。以蒙古族默勒扎萨旗为例，1924年征税银100两，1936年增至500两，1947年又增至银元1200元。藏族部落大小不一，税额却大体一样。如玉树拉秀族有1600户，囊欠族有4000户，两族纳税却一样。二是按股分类计征。将所有牲畜，按畜种分为若干股，以股为计税单位。但各地区无同一税率，同一地区也无连年不变的章则。以玉树为例，1932年每头牛收藏元（藏元一元折合通用银元三角三分）1元，马收藏元1．5元，羊五只收藏元1元。1944年牛改收银元1元，马银元2元，羊每只银元2角。1932年，共和区每头牛收银元1元、羊收银元2角，马不计数目，每两年缴纳30匹至50匹。有的地区则规定羊40只或牛4头或马4匹为一股，每年每3股交羔皮1张，或6股交酥油5斤。如此标准不一，更便于从中作弊。三是按例计征。原先向蒙古族征税，按情况划成若干“当司”（马两匹、牛3头、羊5只为1当司）或塔里青（较当司税小，适用于分散的贫苦蒙民），三年纳税一次；如现金一时不敷，准以牲畜或皮张折交。三种办法，有时兼用，有时各择其一，没固定准则。所征羊毛或皮张，要求甚为苛刻。羊毛以纯白色和纤维长者为标准，杂色或纤维短者不收；羔皮以一等黑羔皮为限，如以白羔皮顶交，则两张折一张。牛皮、马皮也是如此。这些实物，一般均低于时价的40％～50％。如1935年玉树上等牛皮每张时价为银元3角2分，顶交税款仅定为1角5分至1角6分。百斤羊毛时价为白银3两，顶交税款只定1两5钱。那时白银在玉树地区已不能通用，每50两按35两折算，仅合银元20多元。所收羊毛和皮张，还由各部落负责运到湟源交纳，不付运费、不计损耗，交纳中还以大秤压斤。这些亏损加起来，等于正税的数字，所以实际是征一交二。此外，还需以豹皮、冬虫草、鹿茸等礼物，层层送贿。在各盟、旗、部落中，王公、千百户又将本身应纳之税，分摊给所属牧民。如祁连八宝的阿里克千户南木卡才巷，拥有当地牲畜的75％，但他应交之税，全部分摊于仅有牲畜25％的牧民。从而社会底层的牧民负担日益加重。马步芳对各地区往往以纳税的态度，作为衡量对自己服从与否的尺度。果洛地区各部落由于延缓交税，即遭到军事镇压。河南蒙古族亲王一向顺从，每年减免税额30％～40％，刚察千户每年也减免50％左右。此外，马步芳还借换发或补发草山执照以敛财，每次收费在五六千元以上。有时收款发照，有时仅收款，连新照也不发。
再说苛捐杂税。青海税目甚多，应归财政部征收而实际由省政府经办的国税，有酒类产销税、酒类公卖税、烟类产销税、烟类公卖税、百货税、印花税。省县两级的地方税，有牲畜税、牲畜牙税、粮食斗捐、粮食牙税、油牙税、煤炭牙税、煤车捐、木料牙税、面粉牙税、皮牙税、毛牙税、屠宰税、车牌捐、店牙税、门牌税、警灯捐、路灯捐、油磨串税、契税、省印花税、金场课金、山货柴草产销税、粮茶税、麦麸捐、警察捐、地照捐、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对西宁还另加3种捐：房捐、娱乐捐、筵席捐。以上这些捐税，一般正税之外，还有附加税。有些税油水很大，如金场课金，按各场沙娃（淘金工人）人数征收，冬、夏各征一次，冬季每人收沙金3分到5分，夏季收1钱到1钱5分。淘金工人逐年增加。到1946年达到1万多人，税收平均每年至少收黄金1000两以上。估计40年间，马家搜刮黄金在10万两以上。有些则并无多大油水，如麦麸捐，每盘水、旱磨按季分等征收一次，最高为麦麸宁升5斗，最低1斗。即使如此些微，马步芳也不肯放过。正由于这样无物不税、无事不捐，才大大增加了搜刮数量。如仅西宁一市，1945年即收税银元99000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