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建设是个烧钱的玩意儿。1426年朱棣的孙子朱瞻基即位为宣宗，年号宣德。此时，安南的反叛活动加剧，大明战事不利，损兵折将。朱瞻基用人不当，他任命王通为交趾戍军统帅。1426年年末，王通受到攻击，损失了两三万人。朱瞻基派兵前往解救，1427年援兵在谅山附近受到伏击大败。听闻这场灾难，王通战斗意志近乎崩溃，于宣德三年（1428）自作主张把军队撤出交趾。收到消息后，朱瞻基想重入交趾，作了一些外交努力，但并没有得力人手可以帮他实现这个希望。宣德五年，郑和第七次南下西洋，这一次，他走到了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峡的地方，宣德八年（1433）回航途中死于印度古里。
但下西洋的故事并未结束。
“雄主之野心”依然，郑和第二还在。明成化十一年，就是公元1475年。郑和虽已去世40年，但哥伦布还没找着他的军舰。此时，太监冯保劝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效仿朱棣再下西洋。朱见深雄心勃勃，颁诏命令兵部尚书项忠到兵部索拿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并开始规划建造宝船。
郑和档案存于兵部，但当项忠奉命到兵部检索郑和航海档案时，找了三日也没找到。项忠大怒，他责问看管档案的小吏，在如此机密的兵部，怎会有案卷丢失的？在一旁的车驾郎中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旧案虽存，亦当之。”
意思是说，郑和下西洋是项面子工程，于国家无益，即使有他的档案在，也当销毁不用。刘大夏字时雍，号东山，湖广华容县人。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生。天顺三年（1459）中湖广乡试解元，七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宪宗成化元年（1465）授兵部职方司主事，后升兵部车驾司郎中，改职方司郎中。郑和的档案，其实是让他给藏了起来，最后一把火烧掉。
刘大夏所以要不顾后果地毁掉郑和的航海资料，阻碍中国人再下西洋，主要是涉及利益集团的私利之争。下西洋的事由太监负责，政府官僚插不上手，而下西洋是烧钱的事，动辄数十万的银两，这就损害了政府官僚的利益。对烧钱，皇帝可以不在乎，但贪官们却是不能不在乎的。因为，国防用的钱越多，可供贪官们捞钱的空间就越少。所以，刘大夏说下西洋是“弊政”，说穿了，就是想维护官僚集团的私利。
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成化十七年，安南继续它的扩张政策侵略老挝，老挝人民奋起反抗，安南兵败。太监汪直得到消息，立即要求兵部找出以前安南的文牍，以乘机收复安南。刘大夏又一次将文牍藏匿，不肯交出。他对兵部尚书余子俊说：“兵衅一开，西南糜烂。”道理虽然漂亮，但本质上，只是担心兵战一开，就会增加财政负担，这样，官僚们捞钱的空间就被压缩了。
在明“仁宣之治”年间，社会开始变得腐败，在征战中，贪污的军官只征穷人当兵，而向富人出售免征券。在征用物资时，勒索黎民百姓，非法使用士兵作为自己的私人奴仆，并侵吞他们的军饷口粮。宣德帝对此颁布了多条法例，并派出监察官员到各地“清军”，以求消除腐败。其实，安南的最终叛乱，也是由于官吏苛逼所致。
所以，中国下西洋的航海活动令人惋惜地在还没有达到鼎盛的时期而中断，不在于雄主之野心失去了，也不在于郑和，不在于国力，而在于行政官僚的贪婪和腐败。
郑和并没有给我们留下遗憾。郑和是伟大的。他开创了一项伟大的事业，而他的后继者，也正整装待发。如果不是刘大夏那为了官僚私利的一把火，冯保将必定会循着郑和的足迹再次到达莫桑比克，而他也必定会学着郑和的样子，走得稍远一些，走得更远一些，绕过好望角去。中国人不是不爱海洋，我们是大陆国家，但我们同样热爱着海洋。只是行政官僚的贪婪和腐败，才毁掉了中国人的航海事业。
五
2005年6月18日《京华时报》报道，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北京郑和下西洋学会副理事长郑明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史》（高中全一册）选修课本中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内容提出质疑。课本是这样写的：“郑和下西洋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对异域珍宝、特产的需求；他采用的不计经济效益的做法，给明朝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当国力衰退后，下西洋的壮举也随之消失了。”
郑明说：“我们的教科书怎能向孩子这样介绍郑和下西洋呢？”“郑和下西洋不仅仅是为满足所谓‘统治阶级’对稀罕玩意儿的追求，下西洋的壮举也不单单是国力衰退后结束的。”
是郑明的话说得对，还是历史教科书写得对呢？
这只能由朱棣本人来回答，他是否特别地需要些异域珍宝来填补自己的精神。人总有好奇心，在偶然机会下遇到些异域奇珍，当然不会拒绝开一下眼界。但要说到特别组建一支空前规模的庞大船队，耗费那样巨大的资源，还要到不知什么地方，不知有没有奇珍异宝的地方去冒险。没有特别的奇珍嗜好，恐怕是不容易作出这样的决策。如果不是为着找长生不老药，秦始皇才不会花那么些资源组建船队下海呢。
永乐三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永乐五年回到南京。郑和当然带回了些东西，但是，看看朱棣的日程，除了觉得他很忙之外，实在看不出他有多少闲暇时光来玩弄奇珍异宝。
永乐四年，朱棣设立哈密卫，并派人到西域。同年发兵安南攻打胡季嫠。永乐五年，郑和回到南京。首航的成功，朱棣兴奋莫名，他随即颁诏郑和二下西洋。永乐七年，朱棣在女真地区设立奴儿干都司，管辖黑龙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及库页岛等地。开始营建北京天寿山长陵。朱棣要以此向蒙古贵族宣示立足北方的决心。同年九月，郑和三下西洋。数月后，永乐八年，朱棣亲率50万大军北征蒙古。这是他登基后第一次出征漠北。鞑靼部降服。其部臣阿鲁台接受和宁王封号。永乐九年，疏浚会通河。六月，郑和返回南京。永乐十年，朱棣颁诏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永乐十一年，朱棣平定思南、思州土司叛乱，设贵州布政使司，并派遣官吏到西藏迎番僧入京封赐。永乐十二年，鞑靼部败后瓦刺部逐渐强盛起来。瓦刺首领仗恃势强，出兵攻打鞑靼。阿鲁台请求明成祖攻打瓦剌。朱棣第二次北征蒙古。皇太孙朱瞻基从行。蒙古瓦刺部受到重创，向明朝贡马谢罪。永乐十三年，朱棣凿清江浦，使运河重新畅通。七月，郑和回到南京。永乐十四年，紫禁城开工修建。十二月，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永乐十七年七月回南京。永乐十九年正月，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朱棣迁都北京。永乐二十年，在瓦剌部失败后，鞑靼部日渐恢复强盛。阿鲁台改变政策反叛明朝。朱棣第三次北征蒙古。阿鲁台闻悉朱棣亲征，连夜逃跑，避而不战。朱棣回师途中，大败兀良哈部。八月，郑和回到南京。永乐二十一年，阿鲁台又再侵犯。朱棣第四次北征蒙古。阿鲁台部众阿失帖木儿率部众降附。随后，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部众来降。大有诸葛孔明七擒孟获之风。永乐二十二年正月，朱棣并颁诏郑和出南洋旧港，册封当地华人领袖施济孙。阿鲁台再出兵扰袭大同。朱棣第五次亲征蒙古。阿鲁台又再远遁避战。朱棣遂令班师。七月，回师至榆木川，十八日，朱棣病死军中。
在郑和出海和回来的期间，都是北方形势危急的时候，即使郑和带回了些新奇玩意，他也没有多少闲情别致可以悠着。郑和的行动，实际上是朱棣在北方的军事行动呼应着的。如果说朱棣是为着些异域奇珍才颁诏令郑和下西洋，是污辱了这位比朱元璋更伟大的皇帝。这样的说法不可接受，是自残的民族历史观。
郑明的观点无疑正确。要说明朝国力再不济，组织一支辉煌的大船队让郑和出海，还不会让朱棣觉得拮据。弹丸之地的西班牙国王，尚且能搞支无敌舰队呢。其实，国防这事情，你固然是花钱了，你的对手也一样得花钱，大家是扯平了的。有些钱，该花还是得花。像冷战期间，美国就在军事上花了不少钱。而前苏联，当然也得跟着花，这钱你不花就笨了。前苏联的垮台，并不是因为在国防上花了钱。
朱棣第三次亲征蒙古前，户部尚书夏原吉、兵部尚书方宾等人以频年用兵，戎马资储丧失，粮储不足为由，力劝不宜兴师。但回顾历史，正是朱棣这五次亲征，沉重地打击了蒙古贵族势力的侵扰破坏，保障了明朝边境的安宁，打出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如果不是因为宣德时期，经济意识占了上风，采取收缩政策，没有趁蒙古势力暂时受到削弱时继续主动向北打击，否则，可能也不会有后来满清入关的故事了。
六
朱棣虽然雄才大略，武功彪炳，文功卓著，但不受封建士大夫阶层欢迎。所以，一句“仁宣之治”就在历史里给架空了。明仁宗在位八个月就病逝，明宣宗在位十年，但死时才36岁，正是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因此，这两位皇帝除了口碑以外，没留下什么实质性的东西给后人。宣德年间社会稳定，没有外部战争威胁，这个和平环境主要还是朱棣留下的遗产。而朱棣唯一还没来得及彻底解决的尾巴，是安南的反叛问题。但这个麻烦因为明军主动撒出交趾而获得解决，朱棣八十万大军的努力算是白费劲了。于是，四海安定，两位皇帝都获得极高的历史评价。
朱棣在历史里的尴尬，是因为他在巩固自己的政权的过程中得罪了士大夫阶层，所以失去口碑。这真是个历史的两难，如果朱棣不努力巩固自己的政权，他还能是个皇帝吗？
即位后不久，朱棣就诫谕自己的靖难功臣“当思自保。凡人致富贵难，保富贵尤难。尔等从朕数年，万死一生，今皆身有封爵，禄及子孙，可谓难矣，但当思保之。夫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朕不敢曲宥”。
他是丑话在先，执法严明。对失职造成恶果，轻则降级免职，重则下狱处死。监察御史王愈和刑部、锦衣卫官4人，会决死囚，误杀无罪者4人。朱棣闻知，即命刑部将王愈等4人逮捕治罪。杀人错案要由皇帝亲自来更正，可见掌握政权后，士大夫阶层已开始官官相卫。而朱棣严明执法，无疑是得罪了一些功臣和高官的。
但真正让封建士大夫气愤不过的，是朱棣用“诛十族”和“瓜蔓抄”的残忍手段对付威胁他的建文旧臣。朱棣的皇位是篡夺而来，政权没有合法性。所以，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让自己的政权合法起来，甚至为此革除建文年号，用洪武年纪。
“靖难之役”攻入南京，朱棣召建文旧臣文学博士方孝孺来为自己起草继位诏书。这事情对朱棣很重要，如果继位诏书由方孝孺起草，这等于向天下宣示他的政权已受前朝旧臣承认，是合法的。但方孝孺严词拒绝。朱棣威胁他：“你不怕我诛你九族？”“便诛十族又奈我何！”方孝孺也不示弱。于是，朱棣命人逮捕方孝孺九族亲眷，然后再加上他的学生凑成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全部处死。
景清与朱棣有旧，得授原宫，但像方孝孺一样，景清也是强烈反对朱棣篡位，一心想除掉朱棣。不过，景清毕竟不是杀手出身。一日，他身藏利刃上朝，朱棣久经战阵，见景清表情异常，内心生疑，即命侍从搜身，把刀搜了出来。朱棣责问景清，他愤然说：“欲为故主报仇耳！”朱棣遂灭其族。因担心景清还有同伙，就“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
朱棣为确保政权安全，坚决镇压任何颠覆图谋，也就成为朱棣在后人眼中的重大政治污点而被士大夫阶层否定。这固然有仁义上的理由，但否定朱棣的后果，对民族的历史发展却是灾难性的。朱棣积极进取的国防政策被抛弃，因为，这是劳民伤财的。南下西洋，也是烧冤枉钱的弊政。郑和活着时，他的名声还在，还可以有宣德帝的支持。力争之下，他还能在宣德五年作最后一次出航。但反对的力量已是相当强大，他死后，下西洋作为朱棣的一大亮点被否定了，直至400年后，梁启超目睹西洋之发达而想起了他。
作为朱棣政策的替代，洪武中期制定的“明祖定训，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被重新搬了出来。于是，太祖“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桡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的国防政策被教条化，雷打不动地紧守下来。
和平了，大家闷声发大财吧。
宣德其实并不昏庸，朱棣对他甚为宠爱，也是刻意栽培。北征蒙古时带着他随行，命“靖难之役”的第一功臣姚广孝为他讲习经书，并立为皇太孙。但在那样一个官僚大环境下，也是有心无力。
“仁宣之治”国泰民安，《剑桥中国明代史》称：“宣德的统治是明史中一个了不起的时期，那时没有压倒一切的外来的或内部的危机，没有党派之争，也没有国家政策方面的重大争论。政府有效地进行工作，尽管宦官日益参与了决策过程。及时的制度改革提高了国家行使职能的能力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两者是贤明政治的基本要求。后世把宣德之治作为明代的黄金时代来怀念，这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这一时期士大夫阶层没有远见，只顾眼前利益闷声发大财的恶劣后果，不久就显露出来。趁着这些人只顾闷声发大财的机会，在北方被朱棣打的四处逃窜的元朝残余势力，默不作声地重新强大起来。1449年8月土木堡之战中，明英宗朱祁镇，也就是宣宗的儿子，被南侵的瓦刺部俘虏。这就是闷声发大财的成本。
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登陆美洲。
有经济学家称，郑和下西洋是“赏赐贸易”、“朝贡贸易”，这些都是误导国民的错误的说法。古代中国从来不把朝贡看作是贸易，这种庸俗的经济历史观，是有害的，让人民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以这样的错误观念来读史，不但不能使人明智，只会让人越来越糊涂。而把郑和下西洋称作是“政治大游行”，就更是抹黑之词。
天妃是护海女神，从宋至清，一直为航海者所祭祀。郑和下西洋，屡次祭祀天妃，修建天妃宫，把下西洋的经过立碑于天妃宫。永乐十四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前明成祖御制的《南京弘仁普济天妃宫碑》云：“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郑和所立《天妃之神灵应记》云：“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土良，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赍币赍之。”
这证明了下西洋的目的确是有改变，从开始的“耀兵异域”变为“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这与西方宗教传教士差不多。不同的是朱棣要宣传的不是宗教教义，而是世俗文化，就是传播文明。至于赍币赍之，不过是发奖金罢了。
纵观中国历史，不乏有为之君，不缺有识之士。但最终还是灾难不断，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士大夫阶层集体疯狂地牟取私利的腐败。汉朝是这样亡的，唐朝是这样败的，而明清两朝，也同样如是。
2005／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