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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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收获》第2期“走近鲁迅”专栏刊登了三篇文章：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林语堂的《悼鲁迅》。这三篇文章一出，如同石破天惊。特别是王朔的那一篇文章，作为目前国内顶尖级的小说家，他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却以全面否定的态度看待鲁迅。让人吃惊不小。他为什么要这样看，这样看的依据在那里？所以，文章一出，就引起轩然大波。
首先是绍兴市作家协会主席朱振国致信中国作家协会，对他们搞这个专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想以对巨人的轻侮衬托自己的高明，或以为巨人已长眠地下不可能辩护和抗争而显得猖狂，只能证明自己的愚蠢、浅薄和卑劣。”
随后，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张梦阳教授针对王朔的《我看鲁迅》，写了一篇《我看王朔和鲁迅》回应。他说：“你丫（这是王朔常用的字眼儿，陈村也借用过）坦然承认自己是‘无知者’，‘无畏’地说出了许多别人不敢说或不便说的真话，的确挺可爱。不过，倘若总以‘无知’自命，甚至自诩、自傲，及至称霸，以为‘无知’即可胡言乱语、横冲直撞，则会走向反面，变得不可爱了。”
他们的批评，很重要，但却都让人觉得还是有批不到点子上的遗憾，也许，他们是要给那些著名作家留下点儿面子，心存一点仁念。王朔们需要通过轻侮名人的手段来衬托自己的高明吗？他们已有足够的名气了。王朔们有“无知”与“无畏”壮胆，说出来的就是真话吗？也许他们是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但未必是“真话”。因为，“真话”这个词，在人们头脑中，有真理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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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是鲁迅的朋友，也是鲁迅的论敌。鲁迅针对他在《语丝》第五十七期发表的《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写下著名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文章。鲁迅认为，林语堂所提倡的那种资产阶级的绅士风度，还是暂时缓行为好。当今中国更需要的，是“痛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所以，在谈论鲁迅的时候，就应该秉承他的这种勇猛。
林语堂《悼鲁迅》中，把鲁迅描述成“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的堂吉诃德式的可笑人物。表明林语堂是一个很不错的漫画家，但不表明他笔下的鲁迅就是真实的鲁迅，甚至也不表明这就是他心中真正的鲁迅。林语堂作为一个与鲁迅交锋过的人，道理上驳不过对方，但又认为自己没有错。论敌故世了，自然不便谈相互间争论的谁是谁非，为了对世人有个交代，绕过争论本身，在争论之外谈对方之为人，是更讨便宜的自辩。
但鲁迅的战斗精神，绝不是他个人好勇斗狠的个性使然。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写于1925年12月，在1926年1月发表。正是中国国民大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之际，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战斗精神，是一个伟大时代的产物。
1925年，国民革命军消灭陈炯明和邓本殷的军队。1926年1月，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全境。6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通过出师北伐案。7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出师北伐宣言》。一连串的战斗，把大革命推向胜利的高潮。
北伐宣言是这样写的：
“中国人民之困苦，至今日而极矣！……帝国主义侵略之程度日益加深，军阀之暴虐日益加甚，则中国全国人民之困苦，自然日益加重。……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者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贼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宣言用词文雅，但字里行间，充满慷慨激昂的战斗激情。宣言执笔人投笔从戎时的英雄气概，仿佛迎面袭来。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的雄壮歌声，随着北伐军将士的足迹，唱遍了全国。
面对如此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即使是在上海租界内的文人雅士，还可以优哉游哉地品尝着咖啡，奢谈绅士涵养吗？不仅鲁迅在骂人，骂鲁迅的人，也不少。那是一个战斗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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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篇文章中，以王朔《我看鲁迅》那篇最具打击力度。他从鲁迅的文学成就谈起，对鲁迅的人格、思想和精神，作了全面否定。文学成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历史上有不少赫赫有名的作品，现在读来其实也是索然无味，时代变了，不喜欢鲁迅的文学，那不奇怪。而人的性格，不是决定一切的。世上性格相同或相近的人，多了，但鲁迅只有一个。最终决定人所以为人的，是人的理性。王朔认为鲁迅是不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是“大有可疑的”问题，就真是让人觉得可疑了。更糟糕的是，王朔认为鲁迅即便有思想，也不是什么好思想。因为，在“思想解放运动开始后，老百姓第一个变化就是嘴坏了，谁都敢说”了。这里面，很有一些“民不可使知之”的封建旧意识，这也是鲁迅所必定要“痛打”的意识。
王朔《我看鲁迅》是一篇战斗檄文，吹响了战斗的号角。此后，文坛上的成名人物纷纷站出来指责鲁迅的战斗精神。比如，《山西文学》主编韩石山就提出“读鲁迅长脾气，读胡适长学问”的观点。认为“鲁迅阴暗、偏执”，文章里透着“阴冷之气、杀伐之气”，所以“少年人读鲁迅，会长很多坏心术”。
上海文学院副教授葛红兵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中铿锵有力地对鲁迅提出五大质问：
质问一：“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
（鲁迅不是真心爱国。）
质问二：“鲁迅的弃医从文与其说是爱国的表现，不如说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
（鲁迅爱国是假的。只是人生的无奈，不是主动行为。）
质问三：“因为童年长期的性格压抑以及成年以后长期的性压抑，鲁迅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儿性变态？”
（鲁迅的战斗精神是非理性的，是变态宣泄。）
质问四：“仔细想一想难道鲁迅的人格真的就那么完美吗？”
（鲁迅的战斗精神并不崇高，是人格缺陷的结果。）
质疑五：“他的斗争哲学、‘痛打落水狗’哲学有多少和现代民主观念、自由精神相同一呢？”
（鲁迅的斗争哲学是封建意识。）
我们的存在或新的种族
张梦阳虽然作了反击，但他却又认为“鲁迅是不用人保卫的”，大可以“树立自省和宽容的精神，多从自身找原因，不要一听到对鲁迅的不同意见，就激怒，指为‘贬损鲁迅’，自命为‘鲁迅卫士。如果鲁迅“一无人保卫就会倒台，也就不成其为鲁迅了”。
这态度固然理性，却无异于自缚手脚，失去了鲁迅的战斗品质。
“脏”东西虽然不能改变一件伟大事物的伟大，但却能妨碍人们认识这件事物的伟大。真理是需要人们去捍卫的，鲁迅的伟大，同样需要人们保卫。不拨开“脏”东西，钻石的光芒又如何能闪耀出来？
二，保卫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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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论战骂人，最著名的是和梁实秋那一场关于文学阶级性的战斗。在烽火硝烟中，诞生多篇佳作，最后以鲁迅痛骂梁实秋是丧家狗结束。
1926年12月15日，梁实秋首先在《晨报副刊》发表一名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提出这样一种观点：
“我觉得‘人’字根本的该从字典里永远注销，或由政府下令永禁行使。因为‘人’字的意义太糊涂了。聪明绝顶的人，我们叫他做人，蠢笨如牛的人，也一样的叫做人，弱不禁风的女子，叫做人，粗横强大的男人，也叫做人，人里面的三六九等，无一非人。近代的德谟克拉西的思想，平等的观念，其起源即由于不承认人类的差别。近代所谓的男女平等运动，其起源即由于不承认男女的差别。人格是一个抽象名词，是一个人的身心各方面的特点的总和。人的身心各方面的特点既有差别，实即人格上亦有差别。所谓侮辱人格的，即是不承认一个人特有的人格，卢梭承认女子有女子的人格，所以卢梭正是尊重女子的人格。抹杀女子所特有之特性者，才是侮辱女子人格。”
梁实秋的思想，是典型的精英意识。他批判发源于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拉西的平等观念，是一种要否认人类个体之间差异的平均主义。所以，提倡男女平等是错误的，提倡人人平等是不对的。人类社会就应该承认这种不平等，就应该接受这种不平等。否则，就是侮辱人格。
鲁迅敏锐地认识到这种精英意识的反动。他在1925年发表于《莽原》周刊第3期的《杂感》中怒骂道：“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鲁迅愤怒地揭露，梁实秋这类反对人人平等的精英意识，就是“专向孩子们瞪眼”的压迫意识，就是甘愿忍受欺侮的奴性意识。那些鼓吹人间不平等的精英，会是人间的最强者吗？当然不会。总会有更强者出现在他面前。或者智慧比他更高，或者体力比他更强。这些精英们鼓吹不平等的实质，就是预备着随时接受比他更强者的奴役，当然，也随时准备着奴役比他更弱者。比如，孩子们。
1928年1月7日，鲁迅在《语丝》周刊第4卷第4期发表《卢梭与胃口》批驳梁实秋。他说，如果按着梁实秋的逻辑，那么，“所谓正当的教育者，也应该是使‘弱不禁风’者成为完全的‘弱不禁风’，‘蠢笨如牛’者成为完全的‘蠢笨如牛’，这才免于侮辱各人”。
梁实秋所谓不“侮辱人格”的精英教育，实质就是奴性教育。就是要引导国民忍受天命，不要试图改变自己不幸命运的教育。生来是怎样的人，就努力成为怎样的人。出身高贵者，就应该是高贵的。出身低贱的，就应该甘心自己的低贱。教育就是让高贵者不断聪明起来，让低贱者继续无知下去。照梁实秋的逻辑继续推论，弱小的民族就应该永远弱小，落后民族就应该永远落后，认命好了。精英意识，最终也就是卖国意识。
必须指出，梁实秋从人的差异性出发谈教育，与孔子从人的差异性出发谈教育，是完全不同的。孔子根据人的差异性，强调教育要“因材施教”，对不同的人差异施行不同的教育方法，使人获得相同的发展，教育的目标是一样的。梁实秋强调人的差异性，要求根据人的差异性教育出隶属于不同等级的人，教育成了强化人类不平等的手段。这种意识，是完完全全的封建意识。比几千年前的孔子更落后，尽管梁实秋是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年轻人。
鲁迅质问说：“无论是哪一个卢梭的批评家，都有首先应该解决的唯一的问题。为什么你和他吵闹的？要为他的到达点的那自由，平等，调协开路么？还是因为畏惧卢梭所发向世界上的新思想和新感情的激流呢？”
梁实秋为什么畏惧卢梭所倡导的人生而平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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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个星期，鲁迅在《语丝》发表第2篇评论《文学和出汗》，针对梁实秋在1926年10月27、28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文学批评辩》中“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经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
《依里亚德》在今天尚有人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现在还有人演，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这段话，继续揭露梁实秋的可耻的精英意识。
鲁迅一针见血地反驳说：“‘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哪一种“汗”才算是永恒的人性？“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然而这也许倒是中国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罢。”
他指出了梁实秋一方面提倡教育要成为强化人间不平等的手段；另一方面又要求在文学艺术中超越阶级性，两相比较，可以发现梁实秋的真实目的是要彻底剥夺任何导致臭汗阶级觉醒的可能。鲁迅以英国为例论证说，如果文学是超越阶级的，那么，文学艺术必然就是香汗阶级的文学艺术，而不可能是臭汗阶级的文学艺术。臭汗阶级可以欣赏香汗阶级的文学，可以艳羡香汗阶级的生活，但不能意识到阶级的存在，臭汗阶级应该被文学艺术超越。梁实秋不仅畏惧卢梭所倡导的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并且努力维护人间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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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9月，梁实秋在《新月》2卷6、7号合刊发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两篇文章，用他的精英意识奋力回击鲁迅关于文学具有阶级性的思想。
梁实秋说：“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偏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给了他们。阶级的观念是要促起无产者的联合，是要激发无产者争斗的欲念。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地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争斗的手段。但是无产者联合起来之后，他们是一个阶级了，他们要有组织了，他们是一个集团了，于是他们便不循常轨地一跃而夺取政权财权，一跃而为统治阶级。他们是要报复！他们唯一的报复的工具就是靠了人多势众！‘多数’群众‘集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暴动的武器。”
在这里，梁实秋把精英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认为，无产者首先应该甘于忍受自己的不平等命运，但不要团结起来形成一个阶级，然后，再通过“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地工作一生”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产者。人是不平等的，但阶级却是没有的。无产者可以成为有产者，有产者也可能成为无产者。阶级意识只是几个“富同情心而又态度偏激的领袖”为了夺权需要，把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工具。
为了更有效地攻击这种把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阶级意识，梁实秋特别讽刺鲁迅翻译的《文艺与批评》（前苏联文艺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集）是个“硬译”和“死译”出来的东西，“其文法之艰涩，句法之繁复，简直读起来比读天书还难。宣传无产者文学理论的书而竟这样的令人难懂，恐怕连宣传品的资格都还欠缺”。
鲁迅在1930年3月上海《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上发表《“硬译”与“文学阶级性”》予以反驳，文章题目中的两个双引号，指的就是梁实秋的那两篇文章。
对阶级意识，鲁迅回答说：“‘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原有的东西，就遮掩不久。”
也就是说，如果阶级是不存在的，那么，人就无从自觉它的存在，也不可能从外界激发出这个意识来。而如果能从外界激发出来，能让人们自觉得到，那么，阶级就一定是存在的。而存在的东西，是遮掩不久的。哪怕梁实秋只承认人的不平等，甚至维护人的不平等，但却坚决否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阶级依然存在，不会因为梁实秋的否认而不存在了。
当然，把阶级的存在掩饰为无，而又要维护人间的不平等，得要有绝技才行。而梁实秋刚好有这个绝技。鲁迅把梁实秋的绝技称之为“消除斗争”的办法，主要是下面几条：
绝技一卢梭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梁实秋就以此为基础得出结论说：“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