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部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甘肃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邓宝珊先生的生平事迹为题材的长篇传记文学。
作为横跨新旧两个世纪、从中国大西北雄浑壮阔的黄土地上崛起的传奇式的现代历史人物，邓宝珊的人生道路和思想见解，是颇为独特的。他生于一个弃儒经商的贫苦知识分子家庭，幼年父母双亡，一度沦入社会底层，过早接触了人世的艰辛。但他不甘沦落，一再与命运抗争，终于在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感召下，少年从军，远走边陲，踏上了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他坚忍沉稳，好学善思，交游广泛，豁达宽容，考虑问题不囿于党派成见，能够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随着历史发展的需要决定进退取舍，不计个人恩怨，择善而从。数十年来，他一直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接触，多次同共产党人合作共事，在一些著名共产党员的影响教育下，始终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在光明与黑暗殊死决战的关键时刻，他终于作出勇敢的抉择，同饱经苦难的人民站到一起，迎来了新中国金色的黎明……
不过，人生有如河流。世界上恐怕没有一条大河是清澈见底的，清澈见底的只能是潺潺小溪。没有流归大海的志向、兼容并蓄的气量、百折不回的精神，就不可能成为一条大河。湍急的上游，平缓的下游，明丽的波光，滔天的浊浪……恐怕是任何一条大河都会具有的现象。流程越长，流域越广，汇聚的流量自然越大，挟带的杂质也必然越多。情况正如法国哲人狄德罗所说的那样：“人是一种力量和软弱、光明和盲目、渺小和伟大的复合体，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作为扮演过许多重要角色的复杂人物，邓宝珊更是如此。
但是，不管多么复杂，在邓宝珊这条大河的主流上，一直奔腾着我们中华民族追求自由、追求解放的洪波巨浪。从甲午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在他长达74年的人生历程中。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始终如同哺育他成长的黄河那样，不舍昼夜，滔滔流淌！
二
文学，既然被尊为人学，就得以人生作为自己注视的中心。执意品尝人生的况味，大胆揭示人生的奥秘，竭力表现人生的美好，帮助人类日趋自我完善，生活得更加文明、健康和幸福。
毛泽东对斯诺说过：“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得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①
是的，随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不仅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快，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人生的色调也会越来越丰富而驳杂。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简单明了的、田园牧歌式的关系，将会不复存在。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人的面目也许会更加难以辨识；伟大与渺小、崇高与庸俗、庄严与滑稽……也许会交织纠葛，更加难以分清。作为人学的文学，职责恐怕还会加重。作为以实际存在的人物为主人公的传记文学，是否会受到更多的欣赏与欢迎？
郁达夫认为：“新的传记，是在叙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该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述。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②
可惜，要完全实现郁达夫提出的这些要求，却颇为不易，我们还难以完全摆脱“树碑立传”的传统观念。在不少人眼里，传记，不过是一种政治待遇，一个人能否入传，不是看人物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内涵和人性内涵等文学价值，而往往取决于其职位。至于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那一套陈腐的东西，也还严重地束缚着某些人的手足。一些传记文学作品，也缺乏作家应有的主体意识，缺乏作家对传主的独特把握，顾及了材料的真实而忽视了人物的真实，使作品仅具有史料价值而缺乏文学价值，把活泼泼的人生变成了失去血肉的生物标本，大大减弱了作品震撼人心的感染作用。
三
这是我写的第一部传记文学作品。之所以要以邓宝珊先生为传主，不仅由于他是我的前辈同乡，其生平事迹为人们所熟知，采写起来比较方便；也不仅由于他是一位对祖国和人民有过重大贡献的将军，被收入了伦敦出版的权威性很高的《世界名人录》。不，引起我巨大兴趣的，首先是他这个人——这个内涵丰富、性格独特、具有传奇色彩、值得研究、值得表现的人。他没有高贵的门第、烫金的文凭、显赫的后台，甚至也没有地盘和军队，凭靠什么在那变幻莫测的政治、军事舞台上站稳了脚跟？他屡遭挫折，历经艰险，饱受困顿，为什么不中途落荒，半路消沉，始终把人生作为“一个不息的奋斗过程”？他纵横捭阖，情系八方，交满天下，为什么不论失意得意，逆境顺境，总是不忘朋友，信守然诺，念旧情殷？他广听博览，随和大度，存异求同，为什么却不随波逐流，模棱两可，轻信盲从？……为解开他人生道路上这些令人饶有兴味的哑谜，我才产生了难以抑制的创作冲动。
为了写出一个真实而丰富的人生，写作中我努力试图从人的角度，而尽量避免从社会的角度去把握传主。因为，人是社会的本体，是“万物之灵”。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已习惯于从社会的角度看人，很少根据人的需求、人的幸福、人的发展去检验社会，而往往本末倒置，用统一的社会的精神的模式去衡量人、要求人、改造人，这就使得我们的文学，很容易失去文学的品性。但现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呢？我希望能得到切实的批评。
此书的采访写作经历了三个寒暑。甘肃省政协、甘肃省文联、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兰州邓宝珊故居展览馆、天水市政协、陕西三原县政协，都给予了有力支持。除邓宝珊先生的亲属之外，甄载明、徐耀斌、王焕文等几位老先生以及许多同学和朋友，都给了我热情的帮助。又承蒙霍松林教授题签。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黄英
1988年岁暮于皋兰山下
注：
①《斯诺在中国》297。
②《郁达夫文集》6卷2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