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由于贝兰达工作的变动，我们一家搬到了密歇根的东兰辛。我们在那里买了房子，这让家里的经济更紧张了。我没有收入，只能尽快找了一份全职工作。那段时间，我又得工作，又得忙那卡学校的事，还得帮贝兰达照顾儿子，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但我们坚信一定能实现这美国梦！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忙着向一些关注非洲艾滋病问题的基金组织申请救助，可一直都没有结果。无奈之下，我还向加拿大的斯蒂芬·刘易斯基金会提出了申请，这家机构的目标是帮助非洲最基层的艾滋病患者减轻痛苦，无疑，那卡的办学目的与此非常契合。
10月份，我回到那卡叶兹村，查看学校的进展情况。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迎来了第一批实习老师，来自史密斯女子学院（史密斯女子学院是目前美国最大的女子文科私立院校，成立于1871年）的艾希莉负责学生的英语和戏剧，医学预科专业的斯蒂芬·科恩斯在这一个半月的访问中深受触动，他还计划当了医生之后就再回到这里。这里现在有86个学生，可真正意义上桌椅齐全的教室却只有一个，还有太多太多的事要做。
回到村子的那天早上，父亲还是一如既往地忙着自己的事，我只能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吃早饭，热牛奶、香蕉、菠萝、鳄梨还有我从坎帕拉带回来的面包。母亲在后院里忙着准备晚上为我接风，看到芙蕾达和一个年轻女孩在那里帮忙，我感到十分欣慰。自从多年前有头牛在母亲的后背上踢了一脚，她就一直在忍受疼痛的折磨。有时候疼得受不了了，她就只能停下手中的活躺在地上。我后来了解到父亲让那卡学校一个叫吉祥的女孩住到了我们家，这样母亲需要帮助的时候也有人照应。
在美国，我时常会待在家里照顾尼古拉斯，还会帮贝兰达做家务，这在乌干达是很难想象的。两性分工的差异化让父亲从不愿去帮母亲做家务。
为了锻炼锻炼身体，舒展舒展筋骨，我从家里出来就没从后面的香蕉园抄近道。刚出门还没走到路上，就有邻居招呼我，至少有十个人在这儿活动。
“你好！”
“你好！”我还跟他们每个人都握了握手。我慢慢往前走着，碰到的人也越来越多。有我那些中途辍学的同学、教过我的老师、父母的朋友还有村里的亲戚。
一位瘦小的老妇人慢慢走近的时候，我看到她眼里满是疲惫。我认出那是我们家邻居玛蒂娜，就赶紧停了下来，每次我回来老人都会来看我。
“特威西，”她叫着我的名字，用她那瘦骨嶙峋的手跟我握了握，“上帝总算把你安全地送回来了，你住的地方怎么样？你老婆跟儿子没一起回来吗？”
“这次就我自己，”我告诉她，“上帝也很眷顾你呀，身体还这么硬朗。”
“上帝对我啊，还不错，”说着，她的眼里就满是泪水了，“但现在我已经老了，身体不行了，把孩子养大还要照顾孙子。有时候我动都不想动，直接睡到天亮，可醒来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了。”
我勉强带着笑容安慰她：“玛蒂娜，上帝肯定知道你在受苦呢！”
她点点头，“如果没你我们可怎么办呀，特威西？”说着，她又紧紧握了握我的手，“我那些孙儿都在你那里上学，还有护士照顾他们，有时候他们还带些吃的回来，这真是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谢谢你这么说。”我说道。
“上帝一定会回报你的。”玛蒂娜又和我紧紧握了一下手，道别后我继续往前走。趁着她说的那些事还没让我再添愁绪，我加紧走了几步。
在那卡叶兹村甚至整个非洲，有很多像玛蒂娜这样伟大的奶奶，在她们应该颐养天年的时候却要扛起一个家庭的重担。正是玛蒂娜、哈里特、伊妮德、玛格丽特这些人给了孤儿一个家，没有她们的热心帮助，那卡艾滋孤儿学校也很难有今天的成就。
现在村里的人差不多要开工了吧，我这样想着，仍沿着这条小路继续往前走。果然，有些人慢慢落下了。很快，剩下的也散开了，又剩我一个人了。
学校在离马路很远的地方，坐落在铺满草地的山丘顶端。教室呈L形排列，L型上端的3间教室都安上了紫色的百叶窗，门也装上了，它们以后会成为老师的办公室。下端的四间教室还没完工，只把框架搭好了，为了适应地形只好呈阶梯状分布。几个月后，挨着已完工教室的其他房间就会成为四年级的教室，现在地面都铺好了，就剩下安百叶窗了。只要捐助不断，其他几间教室的窗子和地板来年也会弄好。我很希望到2005年底学校就能建成，这样所有七个年级就都有地方上课了。
在教学楼的北面，立着一个能容纳10000升水的水泥槽，这是新墨西哥州的那些好心人捐建的。现在学校的用水干净多了，这简直就是上天的礼物！不过，学校以外的其他地方就没有这么优质的水了。这些孩子回到家还得喝受过污染的水，这些水混着动物还有人类的粪便，这说不准又会让他们染上什么病。
丹尼斯是卡农古地区的水环境工程师，他建议我们给整个那卡叶兹村建一个自来水系统。来这儿之前，他就帮其他地区做过类似的规划。他的热情和规划让我很感动，可我不得不告诉他目前我们还难以负担这么贵的供水系统，那可需要12000美元啊！
“你能找人捐款给学校，也肯定能给那卡叶兹村找来资助！”丹尼斯像是在给我鼓气。
我真希望他的话能应验。水污染造成的疾病让不少孩子都缺了课，解决了吃水的问题，整个村子也就有救了，这不是更好吗？
还不到早上八点，我就在校园里看到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了，他们是在为欢迎我回来做准备吧。有群男孩正在空地上踢足球，女孩子们则站在教室的门口，一边聊天一边看男生们踢球。孩子都穿着紫色校服，因为大部分都只有这么一件好衣服。有几个还穿着白袜子黑鞋子，这是他们最近才收到的礼物。但大多数还是光着脚，估计是怕把鞋袜弄脏吧。
他们看见我的时候，我差不多都要进校门了。
“理事，理事！”有人在喊我。教室里的孩子赶紧透过窗子往这边看，踢足球的孩子们也停了。他们从四面八方朝我跑来，我的眼前一下子全都是穿着紫白相间校服的孩子，还有他们那纯真的笑脸。
“理事，欢迎回来，欢迎回来！”
86个孩子！我伸出手来，真想挨个摸摸他们。看到这些红润的脸庞，看着他们健康的身体，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那卡，他们的生活又是什么样！我看到他们在慢慢成长，从当初生活在艾滋病阴影下的羞怯到现在的自信，每个人都在慢慢改变。他们是未来充满希望的学生，再不是没人要的孤儿了！
我注意到人群中的简，那个纤弱的小姑娘，圆圆的脸上眼睛一闪一闪的。我记得，1998年简的父亲受艾滋病的折磨去世之后，他们一家就被迫从坎帕拉来到了那卡叶兹村。由于无法忍受无休止的苦难，简的母亲自杀了，只留下她和两个小弟弟相依为命。他们只好去投奔叔叔一家，可叔叔家里也有四个孩子要养活。不得已，九个人组成的家庭就挤在两间屋子里生活，地面坑坑洼洼，房顶还漏着水。简每天都要做重的家务，做饭洗碗打扫卫生都是她的事。叔叔自己的孩子上学家里都买不起书本、校服，更别说送简去上学了，这根本就不可能。简12岁那年，叔叔甚至打算把她嫁给一个大她很多岁的男人。幸亏那卡学校的一位老师及时赶到，帮简和她的弟弟报名上了学。此后，这家人就收到了学校多余的粮食，学校的护士也经常来给他们看病。
上帝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机会让我帮助简和这些受苦的孩子，谢谢你给我机会，让我拯救这些孩子！
这时我看到小山那边来了位老师，他穿着褐色的礼服衬衣和黑色裤子。那瘦弱的身影一看就知道是阿加纳，他自学校建成后就在这工作，除了教二年级的学生，他还是合唱队的指挥。他眼睛很大，鼻子也像雕刻的。走近的时候，他圆圆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欢迎回来。”他一边跟我说，一边使劲从学生中间穿过来。他还跟我握了握手，“学生们挺想你呢！”
“我也想他们啊！”我说。
“今天还有好多事要做。”说完，他就拍拍手，“合唱队的同学，该练习了！赶紧去把教室里的长椅放好。理事不会走，他要在这待一周，你们还有很多时间看他呢！”
学生们好像不大愿意去，没人听他的话。
“现在就去！”他假装生气地喊道。
看到他生气了，学生们赶忙朝教室跑去。这时芙蕾达也来了，孩子们就像河水遇到石头那样从她旁边绕开。
“欢迎回来，”芙蕾达高兴地跟我说，“学生们看到你都太兴奋了！”
莉迪亚看到我们几个在那里，也赶忙大步走了过来。她很瘦，颧骨也高，笑的时候露出稀松的牙齿，头发束在后面扎成了短短的马尾。孩子们似乎很喜欢唱歌，现在我们一共有两支合唱队，莉迪亚也当起了指挥，她还是三年级的老师呢！
我们几个一起朝教室走去，他们还跟我说起了这些日子里的种种际遇，有收获也有挫折。我挨个儿看完所有教室，确保我收到的消息和照片都属实。我很高兴现在这里有了这么大的改观。不过，四年级的孩子一月份就要开课了，可他们的教室跟其他几个年级的教室比起来还是空荡荡的，这让我有点不安。我希望能从斯蒂芬·刘易斯基金会那里获得资助，这样就能给孩子们买学习用品了。我提交了那么多申请，感觉这个最有希望。如果成功的话，这笔钱不仅足够把教室盖好，就连老师的工资、学生的学习用品和午餐都不是问题。
在学校外面，我们碰到了负责巡夜的人，他穿着脱了线的衬衫，手里拿着把大刀，还有手电筒。他直直地站在那里，还没跟我握手，就先敬了个礼。
“先生，一会儿我可得好好跟您说说，”他跟我说，“我得有把枪才能更好地保护您为那卡做的一切。”他紧缩眉头，好像谈论的是国家大事一样。我尽力掩盖着自己的窃喜，父亲招这人的时候可没少花功夫吧。“要想保护好学校，”父亲当时这样说，“雇佣什么样的人最可靠？当然是最想搞破坏的人呀！”
为了请这个人来，我们不仅得准时给他发工资，还要让他为保护这村子里最重要的东西而感到自豪。
我能想象出父亲做决定时在太阳穴边打着响指的情景，特别是那种眼神。“真是一箭双雕的好办法！”他肯定会这么说。在我看来，这既是对这个灵魂的拯救，又解决了潜在的问题，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我承认，虽然这话听着并不那么顺耳，但它确实让我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