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下午五点，我从学校外面看到一些留下来的学生在打扫教室。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我好像才回来没几天，但明天又要回坎帕拉了。今天布鲁诺、艾琳、伊万、那图坤达还有其他十来个学生准备晚些回家，因为他们听说有客人要来。对孩子们来说，见到村外人是件稀罕事，所以他们深感好奇。其实我也很期待这次会面。
未见汽车，先闻其声。布鲁诺踮起脚尖，奋力望向马路，好像这样他就能看到篱笆和树木后面一样。艾琳喊道：“他们来了！”孩子们咯咯笑着跑出教室，有些甚至挥起了扫帚。
一辆满是尘土的白色丰田皇冠颠簸着开进了学校大门，穿过草坪直接向我驶来，最后停下时离我只有几英寸。发动机发出奇怪的声音，柴油的气味弥漫开来。司机戴着棒球帽，下面一张顽皮的脸上满是笑容。我认出那是一张老同学的面孔。他名字也叫斯蒂芬，和我的侄儿一样，而且他们两个都很调皮，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名字的缘故。我也笑着向他挥了挥拳头。
艾玛·穆吉沙坐在他旁边，衣着整洁，神态安详，她是一位圆脸蛋的女士，并且扎着头发。那卡艾滋孤儿学校的建立离不开一批核心志愿者的努力，包括森帕·贝克尔、山姆·穆吉沙、我姐姐克莉丝汀，首席校董哈比卜·穆苏卡以及两位老师芙蕾达和阿加纳。但当学校只是贝兰达和我的一个梦想时，是艾玛的策划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四年后，艾玛是乌干达最大的银行——巴克莱银行的出纳。尽管她一直都很关心学校，这还是她第一次来这里。昨天晚上我接到她的电话，她说要来布谢尼区走亲戚。最近有很多全球基金（全球基金是联合国用来防治全球范围内致死人数最多的三大传染病——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专项基金）在乌干达遭挪用的报道，艾玛决定顺路来学校看看。她希望返回坎帕拉以后能让巴克莱银行放心。
穿着牛仔连衣裙的艾玛从车上一下来，孩子们就上前围住了她。
那图坤达比艾琳和布鲁诺要小，但她第一个说话。“欢迎您，艾玛小姐，”她说着还微微屈膝，“欢迎您来那卡。”见面时下跪的传统风俗在此间并不流行，但稍微屈膝仍然是尊重的表现，那图坤达是班上最有礼貌的孩子。父母去世后，她曾和奶奶一起生活，但不久她的奶奶也去世了，她现在与姨妈和表亲住在一起。
那图坤达抱了一下艾玛的腰。“我要谢谢您，”她说，“为了免费的教育、课本还有笔。”
艾玛的目光看向了我。“应该谢谢你们的理事。”
艾琳让孩子们排好队。“艾玛小姐会拥抱每个人。”她说。他们站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边笑边窃窃私语。最后甚至连害羞的布鲁诺也给了艾玛一个拥抱。
我也笑了起来。客人给孩子们带来的惊喜总是超乎想象。他们能说出所有来学校教过他们的志愿者的名字，从最早的斯蒂芬·克恩斯到最近的莎拉·瓦迪亚，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让她惊叹：“他们在家有那么多农活要做，但总能按时到校。”
我帮司机卸下艾玛的包裹，替她付了车费。孩子则排成两行，一起唱起校歌和一首欢迎曲。这时老师们也来了。
“这是我第一次来安纳谷这边，”我们走进教学楼的时候艾玛说道，“景色真是壮观，我大开眼界。然后又是这么隆重的欢迎，这么多可爱乖巧的孩子。这栋楼也很不错，能看到自己的构想变成现实真是太好了。”
“同学们该回家了。”我大声说。天空乌云密布，马上要下雨了。“天快黑了，你们还要做作业和干活。”
大部分学生放好扫帚后离开了学校，但布鲁诺、艾琳、那图坤达还有几个非常小的学生却磨磨蹭蹭。
“怎么啦？”我问。我想他们可能希望搭车，但更想听到他们大大方方说出来。他们尽可以开口直说。
“我家离学校很远。”那图坤达说。
艾琳向前走了几步，眼睛看着脚尖。“理事，您能让我们搭车吗？”
“当你看着脚尖的时候我听不到你的话。”我说。
艾琳抬起下巴。“理事，您能让我们搭车吗？”
我开心地笑了。“我会把你们带到穆霍卡，但现在你们要等一会儿。”
我走进一年级的教室，芙蕾达正给艾玛看教具、桌子以及木柜。她也让艾玛看了课本、学生作业、字母表以及孩子们画的画。
“看得出是精心设计的课程，”艾玛对芙蕾达说，“非常不错。”
“谢谢你，”芙蕾达说，“我们都非常努力。”
这提醒了我，想起芙蕾达桌子上还有一些那卡学生写给美国资助者的信要带走。这里的航空邮票要一美元，结果是无论学生还是学校都无法从乌干达寄信，但他们肯定喜欢收信。我打算把信件带回美国，自己寄出去。
“等教师办公室建好了，这里会更有地方，”我对艾玛说，“估计再过几个月，我们就能建好其他教室，到夏天可以建好接待实习生和访客的旅馆。”
“我经常给资助项目和教师薪水签支票，”艾玛说，“但现在才知道它们派上了多大用场。”
接着我们参观了玛莎区，这里包括二年级和三年级的教室，还有贝瑟尔区，现在这里足以容纳整个四年级。我想起了那个出生在这间教室外面的婴儿。那卡又何尝不是一个新生儿呢？我们需要关心它、滋养它，好让它强壮起来。
我们参观完的时候，艾玛看起来有点累。我拎着她的包，穿过香蕉种植园回到我父母家，我的家人也热烈欢迎她。但我随即离开那里，天很快就要黑了，我不能忘记我的承诺。
我走到房子前面，发动了丰田越野车。我在细雨里开到学校操场，只见艾琳、布鲁诺和几个更小的孩子正等在树下。
我摇下车窗。“快进来吧。”
“谢谢理事。”他们齐声说。艾琳和布鲁诺一起坐在第一排，剩下的六个挤在后面。我们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着驶向坎布加，大雨倾盆而下。
“最近学习怎么样？”我问。
“我觉得一切顺利，”艾琳说，“我在那卡是班长。”
“学习也很努力？”
“是的，理事，”她说，“我希望以后能当律师。”
我点点头。艾琳在班里是优等生，我很希望能募集到资金送她上中学。
“布鲁诺，你呢？”我问，“你学习努力吗？”
“是的，理事。”布鲁诺非常坚韧，而且积极主动。尽管他的考试成绩不及艾琳，但我知道他会成功。
到坎布加的时候几乎看不清路了，到穆霍卡镇的时候雨小了一些，那里有一排商店和一家医院。我答应学生送他们到这里，但要看着他们走进雨里，心里还是觉得有点内疚。如果是在密歇根，车上坐的是我的儿子和他的朋友，我会送每个孩子到家门口。但这些孩子并无这样的期待。我一停下车，他们就鱼贯而出，为搭了这么远的便车兴奋不已。
“谢谢理事。”艾琳说。眼中充满那卡学生特有的兴奋。
成功没有万灵药，我想着。关键是努力、决心和对生活的热情。只要我们的学生对未来有热情，我们就已经打赢了这场战役。
雨夜里道路一片漆黑，头顶上连一颗星星也看不到。车灯打在树篱上，形成了一条奇异的隧道。雨水的声音像鼓点，水洼不时溅起水花。在漆黑的夜色中，我仿佛又成了那个冒着被安纳谷吞噬的危险，跋涉在深一脚浅一脚的水里、偷偷跑去学校的“羊”男孩，那个在医院里住了几个月才康复的男孩，那个违背父亲期望的叛逆少年。
这里只有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