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薄薄的书，写了二十多年，从1978年允许我按自己的兴趣读书开始，一直到今天。当然这二十多年也做了一些别的事，无非是读书教书写书——很多都是人生不得不做的事。从马齿徒长到满鬓苍然，多少“事业”不过是人生的规定动作，得分失分都不会太意外。人生悲哀莫过此：动作做完，鞠躬下台，回想起来，只有一两个过门动作，允许别出心裁。
这本书不然。这是我想写的书，没有人要我写这种文字，绝对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课业，既不能靠此争工资升级，又不能作学术会议发言，到哪个大学都算不上学术成果。一句话，这是纯为爱好而写，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胡乱涂下的游戏文字，但是又积习难改，好玩之中，想说出点意思。
本书主要写20世纪上半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人物——西方人来中国，中国人到西方，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些什么。为什么集中写20世纪上半期？因为下半期这种交流停止了，虽然因此而神游者反而越来越多，例如萨特神游“文化革命”的中国。
80年代开始的国际大串联，人头攒动，狂潮汹涌。这次的大规模集体舞，每年来回的人数，可能超出上半世纪全部的总和，其历史印痕，至今不太清晰。因此，除了第四部分说到一些有关情况，暂时就不给当代“交流人物”每人一篇的待遇。
本书写到的人，绝大部分已经辞世。留下一辈子是非，正好让我们后代自由发挥。
20世纪，中国人到西方，是去做学生的，徐志摩去做曼殊菲尔的学生，金岳霖、张奚若去做拉斯基的学生，吴宓、梅光迪去做白璧德的学生，梁宗岱去做瓦雷里的学生。大部分人是望门弟子，严复没有做成赫胥黎的学生，李劼人没有做成左拉的学生，李金发没有做成波德莱尔的学生，邵洵美没能做成王尔德的学生，只是伦敦和巴黎的空气中，全是这些人的遗踪神韵。至今中国人来西方，大半还是当学生。像我这样教书的，只是教师不是老师。
西方人到中国，是来做老师的：庄士敦来做溥仪的老师，燕卜荪给西南联大做老师，杜威罗素萧伯纳来给整个中国知识界当老师，瑞恰慈几乎要给全体讲汉语的人做老师，1951年，最后一位硬想留下来的老师燕卜荪被赶走，换上俄国人做老师。我个人认为，有师无类，有人讲课总比没人讲课好。最好是师出多门，三人行必有吾师；只要不做一边倒的“好学生”，不必句句当真理就是了。瞧着把俄国老师也赶走了，天下事益发不可为。
一教一学，教的什么学的什么？是近代西方特产，20世纪最重要一门功课，即是“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意识，可以说是“学得性现代意识”，不是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吾友王宏图谓：“中国文化传统资源，不敷以支持现代化。”我的看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从来不是用来支持现代化的，而是维持历史相对稳定地循环往复。不过这不是中国文化的重大缺陷。张之洞挑起的体用之争，李约瑟发起的中国固有现代性源头之寻，都是无事生非，自己找事。
现代性及其“进步”观念，只是欧洲文化的产物，其他文化都缺乏这种前行性。如果现代化无可避免，学习就是；传统文化有维持稳定的价值，继承就是。何必在优劣高下上纠缠一二个世纪，趋长避短见机而作，“何必曰面子”？
日本人明治维新一开始就能做到这一点，中国五四一代，也能做到这一点。回顾徐志摩、许地山、闻一多、老舍、刘半农，他们留学时，都遇到这个面子问题，他们的对付方式，各有千秋，似乎都不像有愧于“民族大节”。就这一点，我们都有必要怀念五四那一代留学生。
也有些西方人感到西方文明大有缺陷，需要好好向东方学习。他们真是西方人中的圣贤。感觉到西方文明存在问题，也就是觉悟到现代性并非万灵妙丹，“进步”并不无穷尽地给人类带来好处。这部分西方思想家，不少引用中国作为“理想文明”的榜样——古代中国，尤其是道家，但是儒家也并不缺少信徒；以及当代中国，尤其是“文化革命”中的中国，几乎是“另类文明”的地上天堂。
对于这一类中国崇拜者来说，最大的危险，是到中国亲历一番：本书第三部分“梦游者”中，有几位短暂到过中国，却没有多说。一点不奇怪，他们对所见所闻宁愿保持沉默，不想改变头脑中已经形成的中国神话。还有些更聪明的中国迷如庞德，如韦利，干脆一辈子不到中国来，遥遥保持“崇拜距离”。
“梦游”西方的中国人？就免了。可以说，绝大部分现代中国文化人，如果想向西方学点东西，千方百计到西方走一遭，不会惊破好梦。除了一次大战之后的西欧荒芜残破，曾使梁启超不胜惊怵，很少有人被西方的现实吓一跳的。极而言之，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界，从极左到极右，都醉心于这种那种西方思想，整部中国现代思想史，就是朝西的“梦游记”。有几个人，能在扫描范围之外？
我能想起的几个例外中，有俞平伯，北大《新潮社》健将，1920年与傅斯年共赴英伦，慨然有尽收西学之志。不料在英国住了不到一个月，就打道回府。后来在自述中说“金镑涨价，自费筹划尚有未周”。傅斯年回忆录说是这位好友“思家心切”，加上气斯面包难于下咽。俞出身苏州名门，同光朝大儒俞曲园脉裔，从小就延请家教学英文，“筹划”七八年竟然“未周”到一出国门就精神颓唐，终身厌听“西方”二字。然而俞平伯一生，努力将西方“科学式”批评用于红学，50年代被批判为胡适学派第一人。或功或过，能归于一个月的留学？
还有另一个例外：辜鸿铭。此公出生于南洋，在英国留学十年，20岁才踏上中国土地，竟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激烈的拥护者。中文虽然错字连篇，却用典雅的英文宣扬中国文明，而且身体力行，主张男人应留辫纳妾，女人应缠脚吸鸦片。很多人说辜老只是喜欢逆反，作秀而已，他实际上一半西人血统。这倒解释了一切：辜鸿铭要留着中国不变，以便为西方文明补缺。如果我像辜鸿铭一样好走极端，我就说此老是个汉奸。
应当诚实说明，这不是一本成体系的书：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个严肃工作，我只是弄些奇闻逸事，茶余谈资。哪怕写人物，也远远说不上全面。我没有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中一些最重量级人物：去西方者，我没有说严复、蔡元培、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汤用彤、钱锺书；来中国者，我不去碰杜威、罗素、马尔罗、司徒雷登、李约瑟、斯坦因、克莉斯泰娃；梦游者，我敬而远之布莱希特、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为什么？因为这些都不是一言可以蔽之的人物，不容易找到一个特殊的焦点，把重大问题说得有趣一些。这些人物都需要专门研究者来处理，不然很可能胡说一通。
特级人物中，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庞德。这是因为我从80年代初就研读庞德，算是对其人其事有点心得吧。
第二应当说明的是，我有意略过了西方所有的汉学家，同样也不谈中国的西方文化研究家，因为他们对对岸的兴趣，是职业性的。他们的贡献自然极大，没有他们，文化交流就会在19世纪的皮毛上打圈子。但是文化交流的基础，不是对异国文化的知识，而是对自身文化的卓见——真正起作用的，必须是误读，而有意义的误读，只有熟悉自身文化的思想者才能作出。从这个意义上说，跳出新舞步的人物，必然是“业余”舞者。
最后应当说清的是：此书中我个人的“研究成果”不多，大部分都是读各种中英文资料，有所感想。感想本是极廉价，这个世界上只嫌太多。而“切实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却是做专家的首要条件。我读到的资料，都是专家们扎实工作几十年的成果。我不可能为此书中写到的近50位人物，都做一番发掘第一手资料的努力，那样这本书需要至少500年才能完成。
依学术规范，我应当密密加注，说明资料来自何人的功绩。但是这些小文，毕竟只是轻松读物，加注只能让非专家读者厌烦。我在文中尽可能说明资料的来源，尤其当这个源来得有意思的时候。
我唯一可以辩解的是，传记材料虽然来自他人，我却设法给每个写到的人，找一个有意思的，或许国别文学史专业研究者没有看到的角度。这就是为什么此书写了二十多年：传记多矣，并非读几本，就能凑一篇：新角度可遇而不可求，二十几年来也就只遇到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