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刊》(Poetry)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诗歌刊物，从20世纪初“新诗运动”起，至今已一个世纪，还在出版，而且始终保持着对美国诗坛的凝聚力。
《诗刊》的创立者哈丽特·蒙罗(Harriet Monroe，1860-1936)是芝加哥文化界人士，自己也有一定诗名。1910年她周游世界，到中国。她留下的最深的印象，除了天坛建筑之美，就是诗歌在中国的地位。中国成为一个特殊世界的象征，在那里诗变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普通人也有诗的理想，每个中国人或多或少是个诗人。这似乎是当时有机会访问中国的外国人共有的观感，例如尤尼斯·狄任斯访问北京后很受感动，因为“要做北京警察局长也得会写诗”。
这种观感有多少正确的成分，不必在此说明了。但当蒙罗1911年回到芝加哥，她的确发现美国诗处于一种可怜的被冷落的境况，因此下决心募捐筹款以创立《诗刊》。这种冲动，至少部分来自中美诗歌所受尊崇程度的对比。蒙罗自己对中国十分喜爱，30年代她想退休到中国去居住(当时她姐姐在山东芝罘度晚年)，而让《诗刊》停办，被庞德来信劝阻。
蒙罗对中国诗的热爱是否影响到《诗刊》的编辑方针，或者说，《诗刊》对中国诗的热情是否超出新诗运动刊物的平均水平？笔者仔细分析了《诗刊》所发表的中国诗的内容和规模，并与同时期其他杂志的情况做了比较，觉得并非如此。文学史家都同意，蒙罗对新诗运动各种倾向流派之一视同仁态度是《诗刊》能成为新诗运动主要喉舌的原因。蒙罗自己倾向于芝加哥诗派，并不很欣赏“高度现代主义”的先锋派。但是她也能倾听别人的意见，例如她不喜欢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但当庞德坚持，她也就发表了。
从《诗刊》存盘的信件中，我们可以发现她并不是见到中国题材、中国风味或译中国诗就接受。喜欢写中国题材的女诗人伊丽莎白·柯茨沃斯寄来几首诗，长久没得到回答，最后她写信催问：
很可能这些诗你感到不合时宜——也许你觉得在《诗刊》的桥下已有太多的中国龙和日本桃花。
但是我们得承认，蒙罗对已刊登出来的中国诗有时是有偏爱的。伐切尔·林赛(1879-1931)的诗《中国夜莺》即是一例。
林赛于1913年在《诗刊》上发表《布斯上校升天》，次年发表《刚果》，把他那种爵士乐节奏朗诵诗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引起很大轰动。1915年他在《诗刊》上发表《中国夜莺——壁毡上的故事》(Chinese Nightingale： Story on Chinese Tapestry)，以旧金山唐人街华人洗衣工为主人公，但故事却是童话式的。此诗写得很迷人，虽然童话的框架使它不可能写得很深刻，可是蒙罗认为《中国夜莺》是林赛的最佳作。
当年(1915年)，《诗刊》评奖(莱文森奖)，蒙罗坚持颁给《中国夜莺》，而这一年《诗刊》上还刊登过Ｔ·Ｓ·艾略特的成名作《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不少美国文学史家现在提起这一点就愤愤不平，认为蒙罗不识好诗。但在当时，识得《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好处的人并不多，而《中国夜莺》却是得到众口赞扬的。1917年麦克米伦公司出版林赛的诗合集，题名就叫《中国夜莺及其他》，据林赛的信，这书名是商业敏感性极强的出版社取的。
1926年，亨利·贝拉曼(Henry Bellaman)对蒙罗的全部编辑工作作一检讨，指出她的编选并非没有缺点，但有不少真知灼见，发现不少好诗，其中包括《中国夜莺》：
蒙罗小姐看出林赛早期诗之可爱，也发现《中国夜莺》那种令人难以忘怀的魅力，这首诗肯定是当代最出色的诗之一。
林赛当时在美国诗坛享有盛誉，当然也有人对此不服气，说他只是个“娱乐家”。但弗赖契说了一句公平话：
自从《刚果》和《中国夜莺》出版后，我便认识到这个诗人理应得到美国公众给他的赞美。
蒙罗也再三坚持认为她选中《中国夜莺》没有错：
即使这本新书只有其标题，它仍是一个成长的记录。《中国夜莺》有一种形式上的美——紧凑而又完整——比作者其他较长的诗都出色。
多年之后，她依然坚持原看法：
很可能《中国夜莺》会成为林赛表现人的精神的最雄心勃勃的作品，在这个神秘而又宏伟的宇宙中，人面临屈辱又面对幽默，既有骄傲又有惊诧。
不少美国新诗人对中国艺术品有狂热的爱好。我在芝加哥图书馆翻阅了哈丽特·蒙罗游览中国时的日记，可以看到她在中国购买艺术品时所花的钱比其他所有的开销加起来还要多。而且，从她记下的价格来看，中国艺术品也真便宜得出奇：一个珊瑚猴子值70美分，一个玉扣镶红宝石只花150美分，可以想象蒙罗回到美国时之得意。弗赖契说他1914年10月访问《诗刊》编辑部，发现蒙罗“谈起中国艺术就眉飞色舞”。
使哈丽特·蒙罗最受震动的是中国建筑艺术，尤其是天坛之美——她称之为“东方理想的至善至美的表现”。她的《天坛》(The Temple of Heaven)一诗，对中国建筑艺术那种“圣洁的美”之赞颂，令人感动。
蒙罗1932年再度访问中国时，再次被天坛等北京建筑的美所感动，她写文章说：“我与庞德有同感：让我在中国色彩中得到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