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的出尔反尔，******是有思想准备的。因此，针对******的主张，他明确表示：有关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问题，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央后决定；有关红军指挥机关及边区政府人事安排等，不能同意，并严词驳斥了******要******、朱德“出洋”的无理要求。双方争执很久，中间虽经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张冲往返磋商，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这次谈判没有取得成果。
6月18日，******返回延安，向****中央汇报了与******的谈判情况。****中央专门开会研究了******的意见。为顾全大局。****中央决定由******起草，提出了一个新的让步方案：“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之政治基础”，“同盟会组织原则，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双方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方案同时提出：对具体问题，准备7月中旬发表宣言；提出红军改编后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军、师以上如蒋同意设总指挥，则红军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将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选举，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选择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任副长官；力争朱德为改编后的红军指挥官，******不拒绝出洋，但非到适当时机不去；不放弃国民大会民主选举的基本原则，但要注意联合各民众政治团体，以促进******的转变与扩大统一战线。新方案尽可能地照顾了******提出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再次做出的重大让步，表明了合作的诚意。
为了尽快达成协议，6月22日，******打电报给******，说明红军师以上必须有指挥机关及指挥人选，党中央同志认为非有此，实无法进行改编，尤以朱德去留影响极大，务请鉴察此间实情，改变方向处置，但******仍不改初衷。鉴于抗日形势日趋严重，****中央作好了两手准备：一是准备再作让步，如果蒋仍坚持原议，红军改编后不设指挥机关，改编后红军以政治机关名义指挥，力争朱德为政治主任；一是万一上述要求也得不到满足，就自行宣布改编。
同时，****中央审慎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国共两党的现状。考虑到国内和平虽已实现，但国共双方代表的阶级立场截然不同，双方的力量对比异常悬殊，在共同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上是很难达成协议的，因此，决定先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争取党的公开，以利发动抗战。于是决定由******起草《****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初，******完成了《****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起草工作。此时，******电邀他到庐山谈判。****中央遂决定派******、博古、林伯渠前往庐山与******再次进行谈判。
7月4日，******等3人从延安出发，经西安、上海，前往庐山。当他们到达上海当晚，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13日，******一行抵达庐山，开始了第二次庐山谈判。此时，******、汪精卫正在这里举行庐山谈话会，邀请各方人士聚谈国事。但是，谈话会是******、汪精卫做主人请客，不是开“圆桌会议，共产党没有参加”。******后来说：“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上庐山后，******向******提交了《****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的反应十分冷淡。1945年******回忆说：“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他修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这次谈判是在******、林伯渠、博古与******、邵力子、张冲之间进行的。争论的焦点仍在红军的指挥机关和人事安排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比上次庐山会谈时更加后退。原先******曾表示：红军改编后在3个师以上设立的政治机关可代行指挥权，这次却通过张冲提出：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对******的出尔反尔，******于15日写信给******指出，“此与来（******的自谦——引者）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这当然是对******轻诺寡信的严正抗议。
7月17日，鉴于国共谈判没有进展，洛甫、******致电******，提出：“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率。”第二天，******将所拟十二条（包含洛甫、******电示意见）谈判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意见的主要内容有：应允许各报刊转载《****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中央发表书面谈话表示赞同；迅速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先择一人担任边区政府正职，由林伯渠任副职，边区范围应包括现在所辖的十八个县，边区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同边区政府共同划定；国共双方派人赴鄂豫皖、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允许****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对红军改编的具体意见。
******仍我行我素，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3个师直属行营，各师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训处主任只转达人事、指挥，并提出以******为政训处主任，以******为副主任。******当即予以严正拒绝说：我党决不接受这样的安排。
谈判陷入了僵局。******和博古、林伯渠离开庐山前往上海活动。
此时，因“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中央决定对谈判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要求******、林伯渠留沪观察，等待形势发展。接电后，******等于21日联名致电洛甫、******，对红军改编提出具体建议：“不管形势如何发展，须立即自行改编三个方面军，各方面军一万五千人，各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配备，使各方面军能独立工作。”（由于抗战形势日益紧迫，******急需红军开赴前线作战，27日，通过蒋鼎文转告******：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
7月28日。******返回延安与****中央面商红军的改编问题，决定3个师以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任正职、彭德怀任副职。
8月1日，******电邀******、******、朱德三人到南京商讨国防大计。****中央决定，******不去，派******、朱德、叶剑英三人参加。8月9日，******等人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同时与国民党继续谈判，这就是南京谈判。
四、南京谈判：瓜熟蒂终落
****中央对******、朱德、叶剑英这次南京之行提出的目标是：（一）发表宣言；（二）确定政治纲领；（三）决定国防计划；（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五）红军作战计划。
8月9日，******一行飞抵南京。11日，******、朱德参加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并分别作了发言。******在发言中提出：在当前战争中，应当培养独立持久作战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中，不能够停留于一线与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还要采取游击战。这些军事作战思想与******的游击战思想是一致的。
八一三抗战（即淞沪抗战）爆发的当天，******与朱德、叶剑英联名就与国民党谈判条件向****中央提出了几点建议：（一）努力抗战，以巩固******的抗战决心；（二）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三）力争发表《****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四）催促发表红军改编后的正副总指挥。
由于七七事变特别是淞沪抗战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已向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全国各界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日，这些都不能不使******改变一下他的顽固态度。尽管他对****起草的《****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如不同意宣言中“民主”提法，要求改为“民用”，要求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解释，不同意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共赴国难等等。但不管怎样，这次谈判终于就两党关系和团结抗日的若干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
第一，******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训令，改编后设总指挥部，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使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后指挥及人事安排问题获得圆满解决；
第二，同意****派人到南方省省游击队传达****中央的指示并协助红军游击队改编，同意****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办事处。
第三，关于红军的作战方针，******、何应钦同意******提出的红军作战原则：红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钳制并消灭敌人。
在谈判期间，******还使一些被关押的****重要干部被国民党当局释放。
这次南京谈判历时十多天，尽管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协议，但仍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如边区政府管辖范围、行政长官的人选，国民党向八路军派遣军政干部等。这些问题成为******以后与国民党方面进一步谈判的内容。
在南京期间，******、朱德、叶剑英还会晤了四川省主席刘湘、云南省主席龙云及国民党高层官员冯玉祥、白崇禧、邵力子、于右任等人，为以后与他们的进一步交往打下了基础。8月21日，******离开南京，返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至此，******转辗4个地方，耗时7个月的艰苦谈判结束。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拖延已久的《****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发表庐山谈话，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以上述两件事为标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华民族从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投入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抗外来侵略者的伟大战争中去，并最终取得了这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所奠定的国内和平局面是脆弱的，很不稳固的。这是因为******在西安事变后，并不甘心与共产党和解，不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屈三中全会虽然制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开放言论、释放******等原则，但还通过了“根绝赤祸”的决议案。这是******思想的真实反映。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企图溶化共产党，对红军总是以“投诚”对待，严重阻碍着国共两党关系的进一步改善，拖延了全面抗战的发动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上述形势下，******受****中央委托，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了前后长达7个月的艰苦谈判。在中国国民党由内战政策转向合作抗日的过程中，在中华民族掀起全民族救亡斗争的转折关头，他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个人得失，往返奔波于延安和国统区之间，把高度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用于同******国民党的谈判桌上，为推动国民党加速实现政策的转变，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