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
——毛泽东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日矛盾的不断上升，将各民族、各政党、各阶级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谋救国大业成为当务之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直接领导了西北局部统一战线的工作，为建立以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为一体的西北局部抗日统一战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
1931年，正当国民党与共产党双方调动自己的军队进行“围剿”与反“围剿”的内战时，日本帝国主义经过精心策划，对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事变。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集团军——关东军——自行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然后贼喊捉贼，反诬中国军队——东北军——破坏铁路。以此为借口，关东军派兵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在蒋介石和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的“不抵抗”的命令下，尽管有一部分官兵违抗蒋介石的意志，奋起进行了零星的抵抗，但无济于事。根本阻止不了侵略者进攻的脚步。一夜之间，日军占领沈阳城，并向东北其他地方发起了进攻。在“不抵抗”政策的扼制下，留守东北的十几万东北军面对只有。一万多人的关东军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东北沦陷。9月底，辽宁（不包括辽西）、吉林两省沦陷；11月，日军再占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1932年2月，黑龙江全省沦陷。至此，整个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三千万同胞生活在日军的铁蹄之下。
这就是著名的九一八事变。
这就是让中国人永生不会忘记的九一八事变。
日军大规模地入侵中国使中国各阶层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各阶层人士对国民党政府的屈膝退让政策无不义愤填膺，自发地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此时，中央红军正进行着激烈的抗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1931年11月宣告成立）多次发表宣言，号召中国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族“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全中国工农士兵劳苦民众“拥护反帝运动的惟一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文件提出：党在九一八事变后要“大胆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但是，由于此时国民党正调集30万重兵对中央根据地实施大规模的“围剿”，特别是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人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把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看做反苏战争的前兆，认为“目前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最主要的危险”，九一八事变“是最露骨的反苏联战争的序幕”，视而不见日本的侵略在中国国内引起的社会阶级的新变化，否认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在发生的变化，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尽管临时中央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但是所谓的“统一战线”是排斥一切上层分离、排斥一切中间势力，只要“兵”，不要“官”的所谓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临时中央没有把政策的重点放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发展革命力量上来，而是片面强调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的对立，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的进行着”，红军和苏维埃会立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临时中央还由此断定：“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周恩来作为临时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名成员，其思想明显地受到了“左”倾关门主义的掣肘。1931年12月底，他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由于中央苏区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军事上如何打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周恩来到达苏区后的主要任务是与毛泽东、朱德一起指挥中央红军进行反“围剿”战争，并领导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根据地与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1933年8月，移师福建“剿共”、曾在上海英勇抗击日军的第十九路军，派旅法时曾同周恩来在一起的吴明（陈公培）作为代表到福建延平前线，与红军联络，要求进行共同合作，抗日反蒋。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9月22日，他致电中革军委代理主席项英，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滕代远，建议派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福建西芹地区与吴明进行会谈，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经过会谈，红军与十九路军在前线进入了休战状态。10月26日，双方在弄清各自的真实意图后，在江西瑞金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
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立即停止双方间的相互敌对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恢复商品贸易，解除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双方互派常驻代表。之后，双方又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中央红军与十九路军停止了双方的敌对军事行动，确定了边界，恢复了交通贸易。其后，十九路军从福建往中央根据地运送了大量的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物资，部分解除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十九路军是“剿共”的一支强敌，协议签订后，红军与十九路军化敌为友，如果配合得当，将会给红军正在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以有力的支持。但是结果却不是这样。
1933年11月20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等领导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24日，周恩来与朱德向赣东北根据地的刘畴西、蒋介易、寻淮洲发出指示，要求赣东北红军借十九路军抗日反蒋、蒋介石调兵向浙赣边境集中之际，开展游击战，截击敌人的联络运输：扰乱其后方。同一天，周恩来还向中共中央建议：以中央红军要三、第五军团侧击进攻福建的蒋介石军队，支持十九路军的反蒋抗日活动。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执行“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对福建人民政府抱着完全不信任的态度而不予支援。周恩来的建议未被采纳。不过，客观地讲，即使周恩来的建设被采纳，其主要效果只是求得与十九路军的协同，减轻中央红军反第五次“围剿”和十九路军抗击蒋介石的压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共中央此时无暇采取实际措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
在蒋介石优势兵力的进攻下，缺乏支援的十九路军失败了，福建人民政府流产，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因蒋介石重兵进攻，在“左”倾中央的领导下，中央红军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采取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到根据地以外战胜故人，在军事上同国民党军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还提出要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外无支援，主动要求联合红军的十九路军被临时中央拒之门外。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陷入了空前的被动与不利局面。到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已推进到了中央根据地腹地。兴国、宁都、石城相继失守。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要把整个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开始。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华北事变后，因一二九运动而起的全国性抗日救亡浪潮此起彼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问题。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会议——遵义会议。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危机中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历时一年的战略转移胜利结束。这为中共中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陕北局势和全国的抗日浪潮使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从此，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地位。周恩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二、瓦窑堡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
中共中央真正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
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没有像蒋介石希望的那样成为“石达开第二”。中共中央胜利到达陕北后，仍然面临严峻的形势：蒋介石必欲置红军于死地而后快。中央红军身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的包围之中。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必须寻找出路，摆脱包围。同时，在中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到来之际，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
瓦窑堡会议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找到了光明之路，为中国共产党在将要到来的新的历史时期掌握了政治上的充分主动权，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国内战争转向民族革命战争的重要起点。
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与下面这些因素分不开的。
第一，遵义会议为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摒弃了“左”倾中央的关门主义和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敌人的错误，这为客观分析自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出现的新变化打下了基础。
第二，华北事变和随后发生的一二九运动使中共中央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侵略意图，对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有了直观的认识。在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北上到达陕北前夕，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政策，加紧了对华北的掠夺。1935年6月初，日军胁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迫使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两市和河北省；接着又策动华北五省（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察哈尔）自治运动；11月，又唆使汉奸殷汝耕割据冀东22个县，在河北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日军的压力下，12月，国民党准备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实行华北特殊化。
中国人民长期被压抑的愤怒情绪再也阻挡不住了。
地处前沿的华北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步步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断妥协退让，感受最为深刻，反应最为强烈。在国民党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宣布成立的时候，华北人民深感华北沦陷已迫在眉睫。身处北平、天津的青年学生对于时局的演变，尤为敏感和关切。他们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领导和影响下，1935年11月1日，北平、天津10余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名发表了《为抗日救国自由宣言》。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北平各校通电》，强烈谴责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妥协投降政策，痛陈当今之中国“惟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9日，北平大中学校的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游行请愿示威活动，要求国民党当局公开宣布对日交涉经过，停止内战，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16日，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的日子，北平城内外的大中学生与市民举行了规模比9日更大的示威游行，迫使国民党当局宣布延期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学生运动影响下，全国各地的人民纷纷行动起来，抗议国民党对日妥协和镇压抗日运动，支援北平学生的斗争。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文化界起来了！海外侨胞和留学国外的学生团体起来了！一场局部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扩展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
这场史称一二九运动的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评价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一二九运动所掀起的全国性的救亡浪潮对中共中央的政策调整，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三，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为中共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明了方向。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鉴于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形势。向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要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分析了中国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于是，中共中央于11月13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华北事变表明日本“不但要并吞整个华北，而且要把全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提出“全中国的民众们！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领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保卫华北和保卫中国，以争取中国民族的最后解放”。28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和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反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