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锡侯也是四川地方势力派的代表人物，刘湘死后，他对******采取了敷衍应付的态度。******曾在山西抗日前线与他有过会晤。南方局通过与他亲近的旧部属关系，对他及其部下做了许多工作。1944年国民党军队豫湘桂大溃败时，邓锡侯一度对抗日缺乏信心，发生动摇。******与他派来的人畅谈抗日形势，鼓励他坚持抗战，稳定他的心态。1949年12月，潘文华与刘文辉、邓锡侯通电起义。
（二）加强与“云南王”的关系
****中央南方局与“云南王”龙云也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石南地处西南边陲，是国际交通的孔道，有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直通国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抗战时期，云南是“大后方的后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云南地位更加突出。******对争取云南地方协力派极为重视。龙云是云南地方势力派首领、云南省主席，在云南主政十多年，与******有着深刻矛盾。******为了维护他在西南的统治，企图控制云南，这与龙云、卢汉想保持他们在云南的统治的愿望，自然形成尖锐的矛盾。早在抗战初期，******、朱德就在南京与龙云会晤过，朱德还送给了龙云一本密码，以便双方联络。1939年南方局批准成立云南省工作委员会，******就此特别指示：“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利用国民党中央与龙云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做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以利我们动员群众，坚持抗战，更好地发展我们党的工作。”他指派云南工委书记李群杰专门做云南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云南工委通过云南国民党上层人物的亲属间接做龙云等人的工作，渗透****的抗战主张。1940年，当何应钦到昆明鼓动龙云成立所谓党政军联席汇报会，以加强对****及其他民主力量的防范时，云南工委及时通过统战对象，向龙云指出成立该机构的利害关系：一是国民党特务乘机插手云南。二是对抗战大局不利，三是挑动骚乱，不利地方。建议他不要成立这一机构。龙云接受了这个意见，借故拖延了数月，才成立由本人牵头的联席汇报会。
南方局还直接派人进入云南军队工作，以加强影响。1941年，南方局派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朱家璧回云南军队工作，******特地叮嘱他要注意自己的身份：“你到过延安，进过抗大，人家是会知道的，这个问题不能回避。你回云南后，只能是以进步的面貌出现，不能装落后。装落后，人家是不会相信的。”朱家璧回去后，遵照******的指示，称自己是请假从抗大回来探亲的，不久被任命为滇军第一旅旅长，为团结争取云南地方势力派做了不少工作。
******不放过每一个可以影响云南地方势力派的机会。1942年4月，南方局决定派张文澄、杨才、方文彬等组成调查研究组到云南开展工作。临行前，******特约张文澄谈话，向他交待工作要点，勉励他多学习，还向他介绍龙云所部第二路军总指挥张冲的情况，要张文澄到达后，设法向张冲转达他和董必武同志的问候。
以后，杨才转入龙云的滇黔绥靖公署，负责龙云与****中央及南方局的电讯联络。第二年9月，因龙云通过罗隆基邀请******到云南会晤，他又派华岗以****代表身份（公开身份为云南大学教授），到昆明秘密同龙云直接接触。******领导开展的这些工作对龙云产生了积极作用。龙云主动建议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在云南设立秘密电台，电台就设在省政府院内。他还同意《新华日报》在昆明设立营业分处。龙云在****影响下，对人民的民主自由要求及活动，采取了开明的姿态，使昆明的民主运动得以广泛开展，昆明因此有“民主堡垒”之赞誉。1949年8月，龙云公开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集团，到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三）团结广西地方势力派元老李济深
李济深是国民党元老、广西地方实力派领袖之一。1929年蒋桂战争后，李蒋关系一直处于尖锐的矛盾状态中。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先后参与领导了抗日反蒋的“福州事变”及“两广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坚持抗战、团结的原则，反对******国民党的妥协、分裂、独裁的行径。抗战开始后，****在桂林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以合法身份积极做广西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1939年李济深担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兼）时，******派共产党员张友渔、梅龚彬到李身边工作。俩人去后，出版了《战地通讯》、《战地评论》等刊物，并经常邀请重庆的民主人士开座谈会，进行抗日宣传。李济深还曾想聘请******为该委员会的设计委员。1940年5月，李济深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多次指示广西做统战工作的同志要充分认识李济深的重要作用，努力做好李济深的统战工作。在广西，先是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负责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八路军办事处撤销后，******派李亚群到桂林负责建立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由其负责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通过地下党员、中间党派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对李济深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李济深利用桂林办公厅主任的身份，在帮助转运华侨赠送八路军、新四军物资，协助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撤退，掩护进步人士从桂林转道香港等方面给予了许多照顾。同时，在李济深的主政下，桂林成为大后方进步文化活动的重要中心。桂林地方当局允许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开展活动，并成立了由****领导的“新中国剧社”，进行抗日宣传。李济深不仅同意在桂林举行十月革命纪念大会，而且亲自主持大会，并为《广西日报》题写援苏专栏标题，公开支持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批文化人士从香港撤退，聚集桂林，在李济深的关照下，都得到了妥善安置。1944年豫湘桂战役惨败后，李济深不愿意到重庆做官，******热情鼓励他回到家乡——广西苍梧，组织民众，成立自卫武装，配合地下党游击队共同抗日。在******的支持和影响下，李济深、何香凝和蔡廷锴等人在抗战后期积极筹划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抗战胜利后，李济深等人成立了以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四、广泛团结、教育和保护知识分子
******在武汉时期凭借自己任军政部副部长的优势，利用第三厅团结了大批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在抗战宣传中的作用。赢得了许多人的信任。出任****中央南方局书记后，他仍把团结、教育和保护广大的知识分子作为统一战线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一）发挥“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作用，团结文艺界知识分子抗战
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聚集着许多文艺界人士，他们大都具有抗日爱国思想，但由于对国共之间日益扩大的纠纷感到担忧，特别是对国民党顽固派明里抗日、暗地里反共的行径认识不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又不了解，对抗战前途感到渺茫，思想处于苦闷之中。如何祛除他们的苦闷，活跃重庆的抗战气氛，鼓舞抗日士气，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想到了文艺界人士，想到了文艺运动。
武汉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的具体指导下，团结了大批知识分子，打开了抗日宣传局面，成为重要的革命文化阵地，因此，被国民党顽固派称为“共产党的租界”。******越来越不能容忍第三厅的活动。当第三厅撤退到重庆后，国民党当局就对其采取了严厉的钳制政策，借口精简机构、压缩编制，将第三厅三个处9个科缩减为4个科。之后，国民党政府三次胁迫第三厅人员集体加入国民党，蒋亲下手谕：“凡不加入国民党者一律退出第三厅。”这遭到了郭沫若等人义正辞严的拒绝。在第三厅全体人员集会上，郭沫若慷慨陈辞：“对第三厅的去留我是毫不介意的。我曾几次申请辞职，我早就反对作任何人的花瓶。不过，在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像第三厅这样的机构，从事抗日救国宣传工作是非常必要的，有它存在的价值和作用。但我不明白，这与第三厅工作人员参加不参加国民党有何关系，与三民主义又有何关系。有人说，我们第三厅大多数人不是国民党员，这有什么要紧？信佛的人不一定是和尚，和尚也未必真心信佛，真心信佛的酒肉和尚不是很多吗？所以，我认为只要是真心革命，真心抗日救国的人，入党不入党，抗日是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是一样革的。”郭沫若的一席话说到了三厅工作人员心坎上，纷纷提出辞呈。见强迫第三厅工作人员集体加入国民党不成，国民党当局于是决定取消第三厅。1940年9月，国民党当局借口改组政治部，撤销了第三厅，郭沫若也被免去了该厅厅长职务。
为了继续团结知识分子，******特地找到时任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激将他说：“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而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请你借几辆卡车给我，我把他们送走。”聪明的张治中自然不愿这批人为共产党所用，就说：等我报告了蒋委员长再说。******显然更不希望这批文化人到延安去，壮大共产党的力量，他要把他们滞留在重庆。因此，几天后，******突然召见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库、田汉等原第三厅的主要负责人。对他们说：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时，你们不能离开。我想另外成立一个部门，还是由第三厅的人参加，仍请郭先生主持。******的机要秘书说明了******的意图：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隶属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郭沫若、阳翰生等人感觉到这是******怕他们去延安，要把他们圈起来，不想参加。******知道后，劝告他们说：“就答应他吧，他划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可以同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开展我们的工作。”他还鼓励阳翰笙等人说：“我们处在无权无势时，还能在地下工作，现有一个地盘给我们站住脚，难道还怕干不成事吗？”
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成立后，下设国际问题研究组、艺术研究组和敌情研究组3个组，由郭沫若任主任委员，阳翰笙任副主任委员。为加强对文工会文化统战力量，******采纳郭沫若的建议，电邀在延安的著名作家茅盾到重庆协助做工作。在******的直接领导和郭沫若的主持下，文工会除保留着原第三厅的骨干外，还包容了更广泛的各界人士，如著名作家老舍，历史学家翦伯赞、邓初民等，团结面比第三厅更大了。
文工会是一个研究团体，不能像第三厅那样组织剧团、宣传队、演剧队等群众团体，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宣传活动。就组织成员或进行文艺创作，或著书立说。这一时期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著书立说，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文艺创作方面，郭沫若创作了《屈原》、《天国春秋》、《棠棣之花》等剧本，阳翰笙写作了《法西斯细菌》、改编了《复活》，曹禺创作了《蜕变》、改编了巴金的小说《家》，著名导演应卫云导演了《屈原》、《天国春秋》、《法西斯细菌》、《家》、《复活》等戏剧，茅盾完成了《腐蚀》，老舍写完了名著《四世同堂》，沈从文发表了《长河》，巴金写成了《寒夜》。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出现了大批成果：郭沫若发表了深受******喜爱的《甲申三百年祭》，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翦伯赞分别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中国史纲》，邓初民、侯外庐则分别写成了《中国社会史教程》、《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专著。文工会还跳出研究团体的圈子，举办各种座谈会、报告会、纪念会等活动，启发并加强文艺界人士的政治意识，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进行。仅1941年1月～9月间，就举行了多次文艺讲演会，举办新诗、戏剧批评等座谈会和民歌演唱会，如邀请郭沫若讲“古代社会研究”，请翦伯赞讲“新史学”，请老舍讲小说，田汉讲戏剧，贺绿汀讲音乐，张志让、潘念之讲国际形势，等等；还同“中苏文化协会”合作，举行了苏联作家高尔基逝世五周年纪念会，利用协会办的《中苏文化》和叶籁士等办的世界语刊物《中国导报》，开展国际性的抗战宣传。
******不仅积极鼓动文工会开展活动，而且只要有时间就亲身参加这些活动，利用这些机会赞扬先哲，对知识分子进行团结抗战教育。如1940年10月9日在由文工会组织的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称赞鲁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战士，认为在鲁迅的一生中，有四大特点值得大家学习：“（一）律己严；（二）认敌清；（三）交友厚；（四）嫉恶如仇”，鼓励“大家学习鲁迅的精神，认清我们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并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用嘴及笔来一齐打击敌人”。1945年3月，文化工作委员会再次被国民党当局解散。
（二）赋戏剧以新意：借古人之口，抨击现代黑暗之事为了进一步团结文艺界知识分子，******要求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加强对文艺现状的调查研究。密切与文艺界人士的联系。他特别重视戏剧的作用，组织进步文化人士以戏剧为突破口，反击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政策。皖南事变爆发后，面临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政策，一部分进步文化人士撤往香港，重庆及大后方笼罩在沉闷之中。为了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使进步文化运动得以复苏，1941年夏天，在******领导下，由郭沫若、阳翰笙策划，成立了“中华剧艺社”，应云卫出任社长，陈白尘、陈鲤庭、贺孟斧、辛汉文、孟君谋等知名人士加盟。中华剧艺社成立后，演出了大量戏剧，如《大地回春》、《天国春秋》、《屈原》、《棠棣之花》、《法西斯细菌》、《长夜行》、《石达开》、《复活》、《孔雀胆》等，深受观众喜爱。******积极鼓励、支持戏剧演出，并多次观看这些演出。有的戏，他反复看，如《法西斯细菌》看过两遍，《棠棣之花》更是看了七遍，非常喜欢。《棠棣之花》着重歌颂了聂莹、聂政姐弟不畏强敌、勇于抗争，最后壮烈牺牲的精神。这部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颂扬了气节，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强权，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新华日报》特辟《棠棣之花》剧评专页，******为专页题写了刊头，并亲自修改了《从棠棣之花谈到历史剧》和《正义的赞歌，壮丽的图画》两篇剧评。有的戏剧在写作中，******就与作者共同探讨创作问题。最典型的是******积极支持郭沫若创作《屈原》。1942年1月，郭沫若写出了一部历史剧《屈原》。******听说郭沫若正在写作《屈原》后，专门到他家里，同他探讨剧本创作的一些问题。******对郭沫若说：屈原在当时受迫害，才忧愤而作《离骚》。我们现在也受迫害，这个题材好！在******的鼓励下，郭沫若仅用了10天时间，就把剧本写出来了。剧本于1月24日至2月7日在《中央日报》的《中央副刊》上连载，获得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