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性因素及其表现
在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已经有了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依然十分突出，除了受工业化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外，关键还是制约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诸多体制性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主要表现为：
第一，城乡有别的管理体制。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加快工业化建设，国家一方面运用行政手段，如通过强制性粮食统购统销和工农产品剪刀差，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积累；另一方面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维持资本密集型城市大工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有别的户籍管理、劳动用工和社会福利制度在相当程度上被沿袭下来。尽管一些地方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但这些改革因为隐藏在背后的社会福利等诸多因素，需要支付的社会成本较高，进展还不大，因而城乡居民在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水平事实上的不平等还未根本改变。
第二，城乡分割的市场体系。从商品市场看，农民由于组织化程度低，一般只能进入城市集贸市场进行零星的、小规模的现货交易，基本上没有进入批发市场。更难以参与大宗远期合约和期货交易，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批发贸易基本仍由国有流通企业垄断经营。从要素市场看，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因农业平均利润率偏低和受利益驱动，主要面向城市经济，城市相对充裕的资金没有进入农村，农民参与进入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条件和渠道都十分有限；农村土地转化为工业和城市建设用地还不能直接市场化。必须通过国家征用转化为国有土地后才能进入市场。一级市场由国家控制，二级市场农民很难进入，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分享农地向非农地转化过程中形成的巨额增值收益。
第三，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模式。计划经济时期集中农村资源推进城市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阻隔了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改革开放后，实行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模式，农产品生产、流通和加工没有形成有机联系，农民难以分享农产品的加工增值收益；乡镇企业在管理体制上独立于行业管理之外，既无所不包，又自成体系；农村“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并行发展和过度竞争，使得农村工业在市场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和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后，发展空间受到明显制约，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减弱，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农民分享工业化的成果。
第四，实行有别的投入机制。计划经济时期，为了维持资本密集型城市大工业的发展，国家将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集中投向城市。同时依靠农业积累支持城市工业发展。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农村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在经济效益驱动下，向城市转移和集聚；另一方面，国家在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设施投入上，继续向城市倾斜，农村却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自我积累。如“三统筹、五提留”，进行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由此带来城乡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各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
综上所述，体制性因素事实上形成了农业和农村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相互隔离。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
（四）充分认识改革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新体制。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包括用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造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生产要素重组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迁移、城乡产业有机整合和组织方式的变化等，还包括整个社会结构、组织、文化等的变迁。这个过程是一个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在城乡二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日趋突出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加快推进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不失时机地在重要、关键环节推进改革。
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是伴随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长期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进程要求的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个过程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到面临的矛盾和困难。要肯定，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已经有较大改善。但是，也应该看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性体制因素，如城乡生产要素市场的统一、农村土地征占用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依然滞后，有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要有充分的估计。要循序渐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根据条件成熟程度，不失时机地在重要环节取得突破；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局部地区先行突破，带动整体推进。
（五）深化改革，统筹城乡发展
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和机制，就是要以体制和政策创新为突破口，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利于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各项制度，从根本上消除阻碍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促使城乡经济体制向不断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要求的方向转变，为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社会结构转变创造良好的体制条件。
第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在有条件的地区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取消农业户口，以合法固定住所或稳定职业为依据，实行新户籍管理制度。农民取得城市户口以后，与原城市居民一样，尽同等义务，享受同等权利。逐步取消城市各种消费补贴和城市特有的社会福利，同时逐步加大对农村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较大幅度地提高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
第二，推进农村土地征占用制度改革，实行“土地换社保”的政策。改革土地征占用制度，要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公益性用地要提高补偿标准，合理调整土地增值收益在国家和农民间的分配关系；经营性土地要真正引入市场机制，开展集体用地交易试点，由市场机制决定土地占用价格。探讨建立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与省以下政府的土地出让金的分成制度，并将土地出让金纳入国家及地方预算，以体现国家对土地的所有者权利，抑制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和对土地资源的粗放性使用。探索土地出让金按年征收的可能性，以避免地方政府的急功近利，促进地方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农业用地非农化实现“土地换社保”的政策，用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形成的批租收益的一定比例，建立专户定向用于失去土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第三，深化农村税费制度改革，逐步统一城乡税制。统一城乡税制的主要对策，一是逐步减征直至最终取消农业税，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缴纳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由此形成的地方财政缺口由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解决；二是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过渡期内可加大中央和省、地、市三级对农村财政转移支付的同时，逐步减免和取消乡镇统筹等收费，将农村公益性支出和乡镇行政管理支出列入政府预算，并逐步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投入；三是巩固和完善县统筹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省和县（市）统筹，区别情况实行不同的统筹比例，中央逐步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
第四，促进最低生活保障向农村延伸，逐步扩大社会保障在农村的覆盖面。在有条件的地区，促进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向农村延伸和覆盖进入城市的农民，逐步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城乡一体化。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首先覆盖农业用地非农化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再覆盖进入城市就业并愿意退出承包地的农村转移人口，进而逐步覆盖到农村地区。
第五，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入，提高农民福利水平。加强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城乡统筹规划。规范对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并使其制度化，国家新增财政收入和股权收益，用于投资和社会福利支出的，大幅度增加农村的分配比例。
第六，提高农民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鼓励农民建立新型的经济合作组织，增强农民获取市场信息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第七，积极发展农村金融，活跃农村金融市场。按照市场化原则，适当放宽对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促进农村信用社的股权多元化，股权形成和流动的开放化，努力消除资金流动的城乡封锁和分割。在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前提下，谨慎积极地促进民间金融发展和改革创新，有条件地放宽对民间金融发展的限制和约束，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发展。
第八，深化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稳妥地推进撤乡并镇，适当扩大乡镇政府服务半径，不断提高办事效率。有条件的地方可试点推行乡镇政府改为县政府派出机构的改革，减少行政管理层次，大幅度减少行政管理人员，降低行政管理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