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益高涨的“藐视运动”，白人当局开始了反击。他们用报纸和广播告诉参加运动的群众：“你们的领导在家里舒舒服服地享受，而你们却在监狱里受苦。”然而，这种离间计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1952年7月，南非警察突然袭击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办公室，他们缴获了大量的文件。不过，警察在搜查他们的房间时，态度十分友好，尤瑟夫的妻子阿米纳·卡茶利亚还给他们端来咖啡和三明治，然后带领他们去搜不重要的文件。而尤瑟夫则乘机转移了另一个房间里的重要文件。多年之后，当曼德拉回忆起警察在他们的办公室喝咖啡的情形时，脸上还会忍不住浮现出一丝笑意。
到了7月底，警察的行动开始升级了。他们先后查封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的16处工作地点，并逮捕了20位领导人。后来，这20人都获得了保释，并被通告于9月在约翰内斯堡的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9月，“藐视运动”达到了高潮。在这一个月内，共有2500位抵抗者被逮捕。让政府感到头痛的是，这些抵抗者宁愿在牢里待上一周，也不愿意交区区10英镑的罚款。同时，曼德拉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其他领导人莫罗卡、西苏鲁、马克斯等人在约翰内斯堡受审，大批的示威群众涌向法院门口，将法院团团围住。
在法庭上，胆小软弱的莫罗卡主席为了换取从轻处罚，竟然当众承认放弃非洲人国民大会坚持抵制的原则，并承认黑人本应该低白人一等，不配和白人拥有同样的权利。他说：“你们同印度人和共产党人的合作，让我感到害怕。我不想再参与你们的反抗运动了。我原本就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切事务不感兴趣，当初也是你们劝说我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现在，我决定脱离非洲人国民大会，并与你们的反抗行动彻底划清界限……”更为可气的是，莫罗卡竟信口雌黄地说曼德拉、西苏鲁等人是共产党人。
莫罗卡的叛变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曼德拉起初不愿意原谅莫罗卡，他说：“莫罗卡最大的错误在于将自己的利益置于集体和人民之上。”但是，曼德拉也为莫罗卡曾经的勇气感到钦佩，他说：“莫罗卡相对比较富裕，比起运动中那些一贫如洗的人，他失去的可能更多，而且，他还有很多白人朋友。”
多年后，曼德拉还是原谅了他，在监狱里写成的自传中，曼德拉将莫罗卡描述成一个勇敢而果断的领导人。后来，他还请莫罗卡当自己第一个孩子马迪巴·泰姆比的老师。
当年12月，曼德拉等人被法庭判决有“法定共产主义罪”，判处9个月监禁，缓期2年执行。在缓刑期间，曼德拉等人不得离开约翰内斯堡，也不得参加任何会议。
随着白人当局的镇压升级，“藐视运动”渐渐转入低潮。1952年10月，伊丽莎白港和东伦敦一带出现暴动。伊丽莎白港暴动的起因是列车巡警想逮捕两个在新布莱顿要下车的黑人，因为他被告知这两个人偷了一罐油漆。这两名黑人大声疾呼，得到了其他乘客的同情。在冲突中，巡警向围观的群众开枪，打死1人，打伤2人。随后引起很多过路人的围观，并聚集在警察局门前抗议。愤怒的群众向赶来解围的警察扔了石头，警察又向群众开枪，打死数人。群众只好逃离警察局回到出事地点，并将怒火向白人发泄。4个白人被打死，其中包括一名修女。在镇压中，警察开枪打死7名非洲人。
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立即对所有的黑人和白人遇难者家属表达了慰问，称这次“鲁莽的、不幸的、欠考虑的行动”给他们带来了痛苦，并指责政府故意派出破坏分子。
然而，这次暴乱却给了白人当局口实，他们于当年12月出台了《公安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规定，一旦再出现非法集会和群众暴乱的情形，可判处3年监禁和鞭刑。这一法律的颁布，让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曼德拉说：“我们从未想象过如此严厉的处罚。”
白人当局还充分利用了《镇压共产主义条例》。1952年年底，政府下令，要求摩西·考塔尼、尤瑟夫·达多、马科斯、大卫·波佩普等人退出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以及很多其他组织，禁止他们参加政治集会。
在白人当局的残酷镇压和严刑峻法的威胁下，“藐视运动”终于停止了。然而，这次运动却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它释放出了巨大的社会力量，影响了千千万万的南非黑人。曼德拉说：
这是让群众发挥政治影响的最有效途径，是我们对政府表达愤怒的有力方法。“藐视运动”能给政府施压，对国家安全与稳定极具威胁。运动激发、唤醒了一批受人压迫、忍辱偷生的“乖乖人”，使他们成为决心投入战斗、永不妥协的战士。
整个国家变成了战场，解放的力量与反动、邪恶的势力展开殊死搏斗。我们的旗帜飘扬在每一处战场，成千上万的同胞聚集在我们的旗帜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