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藏语称青海的泽库县和同仁县为“热贡”，“热贡”有浓郁的艺术气氛，寺院的壁画、唐卡、佛像、木雕、石刻都有自己的风格，泽库和日寺院山顶上的石经墙被誉为“世界石书奇观”，规模为世界第一。
石经墙矗立在荒凉的、人迹罕至的山坡上，主体长165米，宽两米，高1.1米，是用大小不等的3万多块石片雕刻成经文、图案后，按顺序排列而成的，构图优美，刀法精细流畅，这是藏族民间艺人用毅力和聪明才智凝结而成的艺术珍品。雕刻的经文有藏传佛教经典《甘珠尔》、《丹珠尔》等，收录了各种著述5000多种、共两亿多字。除经文外还有佛像、佛教故事、各种图案等，经墙外壁有绘着花边的护栏和佛龛。这是宗教和艺术的宝库，对研究藏传佛教史，藏族文学、美术，藏文书法等都有重要的价值。
望着规模宏大的石经墙，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在青藏高原雀儿山下碰见的去拉萨朝圣的人们，有男人也有女人。他（她）们面孔黧黑，满面满身都是尘土，手上戴着皮套和木板，皮袄上套着生牛皮制成的长围裙。皮套和围裙已经磨光，脚上的胶鞋早已露出脚趾，额头和肘部都磨出了干茧，干茧上又渗出了鲜血……他们每前进一步便要先合掌举过头顶，然后手掌降到鼻尖、胸口，身体前扑，全身匍匐在地，划一个记号，起身，跨两步，再合掌举过头顶，再向前扑……他（她）们的神情在肃穆中透出满足和快乐，回答我们的问候时，脸上的微笑简直像灿烂的阳光。
随着“磕长头”周而复始的动作，雪原上响起了木板叩击在冻土上“哒哒”的声音，似乎在重重地叩击着我的心灵……
百折不挠，生死置之度外，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和信仰的虔诚。
泽库的石经墙大概是两百多年前开始刻制的，1955年完工，在1958年和“****”中受到了严重破坏，现存的不足一半。尽管已经被毁坏了一半，但站在石经墙前，望着那些刀法精妙、字迹清晰的图像和文字，仍然会让人产生敬佩和感动之情。
信仰的力量的确是伟大的，在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我们是不是也需要信仰的力量，做到尽心尽力、锲而不舍呢？
青海省林业局的高级工程师、林业规划院副院长董得红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些数据：
青海是我国受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省区之一，荒漠化面积仅次于内蒙古、新疆和西藏，位居第四，荒漠化区总面积39.96万平方公里，为全省总面积的55.4％；荒漠化土地占全省土地面积的28.4％；
在柴达木盆地、青海湖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戈壁和草原上开垦的耕地大部已变为沙化土地；
尽管全省沙化的趋势明显减缓，但仍然在以每年2.5万公顷（37.5万亩）的速度继续增加，沙化面积远远大于防治面积；
荒漠化土地每年约增加9.3万公顷（139.5万亩）……
他还说：
防治荒漠化的关键在‘治人’，约束和改变人们的不合理行为，制止人为的生态破坏是关键。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常规的植树造林上，还要考虑那些不能植树造林的风蚀残丘和人为活化的戈壁沙漠，在那里建立封禁保护区，保护自然生态，促进植被的自然修复，在不能生长植被的地方，保护沙漠的结皮层。另外我们还要运用适当的法规、政策和行政管理措施，通过强化法制手段，严格禁止滥砍滥伐、滥垦滥牧，保护治理成果。《防沙治沙法》和******《防沙治沙决定》都明确规定，土地沙化的防治责任在地方各级政府，并实行问责制。重点沙化县政府每年都要向本级人大报告防沙治沙工作，这是地方各级政府的法定责任。对于荒漠大省青海来说，荒漠化问题不仅是青海的问题，也是中国的，甚至是世界的……
马背上的民族要定居？
面对我国生态与生存的冲突、环境与发展的矛盾，经济学家、生态学家、社会学家都进行了许多研究，不少专家主张，对青藏高原一些生态环境极端脆弱、极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应该坚决进行生态移民，有人甚至大声疾呼应该“在西部制造更多的‘无人区’”，并认为这是保护西部生态环境的一条捷径。
对这种主张我也曾欣然赞同，并广为宣传。因此来到青海后，便很注意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移民情况，在我的想象中，移民应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得到专家、政府和老百姓方方面面的拥护，按当前时髦的用语，就是“取得多赢”了。
谁知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每当我和青海省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谈起移民的情况时，对方总会露出一种为难或尴尬的表情，有的推脱“不了解情况”，有的摆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强调“我们只负责协调，具体情况你去找业务部门”，找到业务部门后，又让去找上级部门……皮球踢来踢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好容易，好心人向我说了实话。原来，过去专家和政府都把移民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以为沙化地生态恶化后，已经无法支撑畜牧业了，老百姓的生活很苦，国家拿出资金搞生态移民，一定会受到老百姓的拥护……谁知一执行，没有想到的许多问题和矛盾便随之出现，目前，移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已经是三江源地区的一大难题，治安问题也随之产生。移民点多建在县上或乡上，而青藏高原在马背上成长的牧民，长期过着与世隔绝、生产方式单一的生活，习惯于与蓝天白云为伴，对放牧的牛羊了解很多，和草原心心相印，而对当前的城市生活却很隔膜，正如一位藏族工作人员所说：“定居生活对牧民们是一种压抑，城镇这种充满竞争的环境，不适于他们的习惯。”
而年老的牧民更感到惶恐，为什么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生活，而现在却不行了呢？一些老人甚至说，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搬迁，因为几十年来他们早已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而且现在的搬迁并不是过去的“游牧”——只是换一个草场，而是搬到一个自己完全不知道也不适应的环境中去。
马背上的民族要定居，由于生活习惯、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从高原的牧区迁到农区或城市附近后，牧民们对生存环境的变动往往采取了一种带着惶惑、抵触和怀疑的观望态度。由于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便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自己并融入新的生活。离开了广袤的草原，离开了终日相伴、作为个人财富和地位标志的羊群、牛群，他们感到空虚和深深的失落，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已经全无意义，于是他们烦躁不安、困惑无奈。
这些移民都是从沙化地或“黑土滩”迁出的，当地已经让他们无法继续生存，他们拥护政府的决定，卖掉了牲畜，修建了新居，离开了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畜牧业。但是，政府除了帮助他们建立移民村，并给予他们一定的生活补助外，无法给他们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经济发展滞后、财政拮据的青海，特别是边远、自然条件艰苦的三江源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很低，后续产业远没有形成，少数头脑灵活一些、关系多一些的移民去做生意或搞运输，但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这些条件，他们最多只能去挖矿、挖沙、挖虫草、凿石，这些工作能容纳的劳动力也并不多，而且对生态环境又造成了新的破坏……当然，即使政府提供了就业机会，长期在草原上生活、文化水平较低的他们，缺乏竞争意识和相应的职业技能，参加了工作也无法适应。再加上，牧民们的就业观念还存在误区，他们认为当清洁工、修理街道的下水管道等服务性工作都是“很丢人的事情”，即使贫穷也不愿意干。
于是，他们成了特殊的、彷徨失措的“边缘群体”。精力旺盛、心情烦躁而又终日无所事事的他们，便发生了偷、抢、打架等“治安问题”……以致青海省一些部门谈起生态移民都感触颇深，一位年轻干部曾坦率地对我说：“我们估计，搞生态移民要花五六十年时间转变几代人的观念，应该是，把老年人养起来，对20岁至40岁的青年人进行再就业思想教育和技术培训，让他们真正脱离畜牧业，不再依靠草原……可能要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吧，情况才会好转……”
如今，青海省正在探索建设后续产业的道路，某企业集团准备在移民妇女中培养织毛毯的工人，但要真正形成产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生态移民，举步维艰，青海全省500多万人，原计划生态移民5.5万多人，自2004年起，国家便按年下达了移民和补助的计划，计划已经下达到2007年，但到2007年8月，青海仅仅完成了2004年的计划，连2005年的计划都还没有落实。
有没有比较成功的例子呢？
到泽库后，我提出来想了解生态移民的情况，县林业环保局副局长张志诚便带领我到离县城80多公里的宁秀乡智格日村移民点去，这个点的移民工作由林业环保局负责联系，情况比别的移民点要好一些。
草原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村庄，一排排崭新的住房，一条条平坦的道路通到每家每户的门前，路旁还有幼小的行道树，已经成活，泛出新绿了。
最使人注意并感到意外的是，几乎每一家人的门前或房内都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质朴的藏族同胞对待毛主席仍然像对待“神灵”一样。
一群面庞被高原上的太阳晒得黝黑的男人热情地迎接着我们，满面笑容地把我们领进了党支部、村委会办公室。办公室虽然很普通，但在偏远的三江源地区可以说实在难得了，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墙上贴满了奖状——先进党支部、科技示范村等等。
村支书里甲向我介绍道，他们过去住在山里，草场面积小，生态恶化后出现了很多黑土滩，实在没法放牧了，2003年开始修建移民村，2004年进行了“整村搬迁”，搬出100户、450人。他又说，虽是“整村搬迁”，但实际上只迁了一半，现在还有105户留在老地方，不是老百姓不愿意搬，而是国家没有投资。
我问他：“移民修建的房子多大？国家对移民的补助费是多少呢？”
“房子是每户60平方米住房、100平方米圈棚，每户自筹5000元，国家补助3万元。移民的生活费国家每年每户补助3000元，连续补助10年。”
我在心里默默地计算了一下，每年每户补助3000元，按如今的物价，显然是不够的，如果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问题就更大了，于是又问道：“除了国家补助，村民们还有什么收入呢？”
“实行了轮牧，草场少了，牛羊也就减少了，现在人平只有三四只牛羊，不够维持生活，也有无畜户。有人出去打工，还有人种菜，全村已经建了100座大棚，大家在学种菜、种地，种了些洋芋、油白菜、菜瓜、红萝卜，只是这里离城远，我们又不会做生意，还有困难……至于打工，有建设项目就可以打，过两年如果没有建设项目，打工就成问题了……”
是的，马背上的民族要定居，要从放牧转向种地、经商甚至形成产业链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移民村的治安情况咋样？有偷、抢、打架的吗？”我又问了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村支书倒自豪地笑了：“刚移出的时候治安不大好，但我们村里管得比较严，党支部和村委会都起了作用，想了很多办法，现在已经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从这个移民村的经验看来，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但目前我们有多少移民村做到了这一点呢？
最后，村干部们向我提了几个问题和建议：一个是泽库县移民的补助是每年每户3000元，而从玛多县移到泽库的人——就住在他们附近，每年每户却补助8000元，都是移民，都住在泽库，为什么补助标准不一样？另一个是能不能把移民搞成居民户口，享受城市“低保”，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还有一个建议则是，能不能把没有移出来的那一部分村民也迁移出来，因为老家的生态环境太糟糕，到处都是黑土滩，实在无法生活了！
玛多是黄河第一县，是我去过的地方，他们提到玛多的移民，我便感到很亲切。是不是玛多的移民每年每户补助8000元呢？后来我看到了西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张娟写的一篇文章《对三江源区藏族生态移民适应困境的思考》，这实际上是一篇调查报告，调查的对象正是青海玛多县扎陵湖乡的生态移民状况。文章中说，2004年扎陵湖乡率先进行了整体搬迁，涉及388户、1800人，封禁过牧草场558万亩，国家提供建设补助费每年每户8000元。看来与泽库县移民补助的标准确实不同，难怪泽库县的移民会感到不平了。
张娟在文章中还剖析了生态移民在生产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语言环境以及思想观念各个方面的不适应，以及各种“不适应”产生的原因，这些原因主要是：“移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成为制约生态移民适应新环境的主观因素”；“政府采取扶持政策在实际践行中被架空，生态移民的适应发展缺乏切实可行的政策支持”；“资金匮乏，生态移民生产、生活、发展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
看来，生态移民确实还是一个相当复杂相当棘手的问题，值得认真总结和研究，处理得不好，会埋下大量隐患。我国的水库移民、电站移民都曾产生大量后遗症，严重的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之久，生态移民不能再重蹈覆辙了！
在智格日村，我向村干部们提出要去移民家里看看，本想去探望困难户，但爱面子的村干部们却把我带到了洛藏雪日的家里，并且告诉我，洛藏雪日能干、勤劳，他的家是村里生活条件比较好的，除了大儿子在读中专，他还照顾了家族中的两个残疾人。
我们走进了洛藏雪日家的小院，院里没有花草，但也没有一点空地，绿油油地挤满了树苗、燕麦、萝卜和洋芋，长势都很好，洋芋正在开花，白色、粉红色的花朵把小院打扮得像花园一样，不像牧民的家，倒像典型的农家了。洛藏雪日的妻子背着小儿子一直弯着腰在洋芋地里拔草，洛藏雪日是一个高大、英俊的藏族汉子，戴着宽沿帽，穿着皮鞋、体恤和长裤，黧黑的面庞上露出阳光一样的笑容，站在家门外迎接我们。
洛藏雪日的家也收拾得十分整洁，到处纤尘不染，连门前的小路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经堂里有神龛，有漂亮的唐卡，彩色斑斓的绸缎被高高地摞在炕上，沙发上盖着印花罩巾……有了电视机和摩托车。一望而知，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而且有能干的男主人和女主人。
我向洛藏雪日了解家里的生活情况，并问他还有没有困难。最初这个高大、英俊的藏族汉子有些腼腆，但不久后就变得坦率而健谈。他说，家里共有四口人，现在还有15头牛、30多只羊，生活本来没有困难，但儿子在城里上中专，每年要花1万多元，压力就大了！移民看病已经有了医保，但如果害了大病，也就成问题了。
我问他是怎样适应新生活的？他详细地向我谈起了自己的“转变”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