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共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历时四十一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在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论十大关系》。
1月12日21时，毛泽东回到北京。1月15日下午15时至19时，他在天安门城楼出席了“北京市庆祝公私合营全部完成、手工业改造全部完成、郊区农民全部转入高级社的胜利大会”。 北京市各界二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欢呼北京市率先进入了社会主义。同仁堂老板、北京市副市长乐松生向毛泽东呈送了喜报。
1955年到1956年初，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改造高潮在全国蓬勃兴起。1956年1月1日，北京市的私营工商业者提出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到1月10日，仅仅十天时间，北京市的私营工商业就全部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继北京之后，在1个多月的时间内，上海、天津、广州等全国各大称呼司和五十多个中等城市，也相继实现了全部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
与此同时，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顺利完成。在手工业改造过程中，也存在着要求过快，操之过急的偏差和问题，中央也做了一些纠正。1956年3月4日，毛泽东在听取修理、服务行业关于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的汇报时很不满：“这就糟糕！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剪刀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毛泽东的思想是复杂的，即使在他头脑很热的时候，他还会说出“要冷静”的话。1956年1月20日，在中央的知识分子大会上，毛泽东再次提醒：目前高潮已经来了，应该给以支持，但是不可太过，要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做那些有根据可以做到的事，不要一味地鼓，不要去做那些没有根据或者是做不到的事。[ 《杨尚昆日记》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30-231页。]
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立刻引起他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共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历时四十一天。在紧张疲劳的状态下，度过了这难得又十分重要的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他们时而插话，发表意见。各部事先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从毛泽东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见解。为了听汇报，毛泽东还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
到4月11日，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结束了，整整用了三十五天。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结合听汇报，从4月12日到17日，毛泽东又连续六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这个展览设在中南海瀛台。展览的规模不算小，几乎占满了瀛台几个院落的所有平房。展室是古老而陈旧的，但展品则是现代的，代表当时中国一流水平的。内容很充实，使人开眼界，长知识。毛泽东每天下午来到瀛台参观，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三个来小时，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进一步钻研。
从4月18日起，新的一轮汇报又开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24日结束，共六天。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向三十四个部门作系统调查的延续。前一阶段是专业性的，这一阶段是综合性的，先分析、后综合。每次汇报，毛泽东都有插话。他的认识在深化，在发展，进行归纳和理论概括的工作。《论十大关系》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
4月24日，调查全部结束。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他对此深有感触。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论十大关系》发表的同时，毛泽东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建国后，毛泽东曾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过几场斗争。1950年底和1951年初，曾批判电影《武训传》。电影《武训传》写的是一个真人的故事。主人公武训，原是清朝末年山东堂邑县的一个乞丐。他靠着乞讨，筹款兴办义学，想让更多的穷人家的子弟能够读书识字。
毛泽东对武训很不以为然：“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
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华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对《武训传》的批判，在思想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不好的先例。但当时在对人的处理上是比较慎重的。影片的导演孙瑜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他的工作。几年以后，毛泽东还问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判，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
之后不久，又发生了电影《清宫秘史》的问题，有人认为这部电影是“爱国主义”的，有人则批评它是“卖国主义”的。毛泽东对这部电影基本否定，但对《清宫秘史》没有像对《武训传》那样大张旗鼓地进行批判。
1954年10月，毛泽东从支持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开始，发动了一场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毛泽东认为，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提出了在思想领域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大问题，而不单单是一个纯学术问题。从两个青年人批评权威受到冷遇这件事，他还认为党内存在着压制新生力量的情况，觉得不能容许。
10月31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和文联主席团联合召开了有关《红楼梦》事件的六次扩大会议，《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副主编陈企霞都做了检查。随后，由周扬主持，一个大规模的批判胡适的运动也逐步展开。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了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由郭沫若挂帅，茅盾、周扬、邓拓、胡绳等人发动艾思奇、侯外庐、范文澜、黄药眠、冯友兰、何其芳等文史专家，分别召集各学科的国内精英，批判胡适的哲学、政治、历史观、文学、哲学史和文学史思想，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众多文章。
1955年1月，毛泽东又发起了对胡风思想的批判。胡风是中国左翼文化阵营的一个代表人物，曾经受到鲁迅的肯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文艺理论观点上同党内一些文艺工作者的意见分歧较大，争论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也继续存在。林默涵、何其芳在《文艺报》上公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胡风写了长达三十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予以反驳。其中写道，按照林默涵和何其芳的观点，在读者和作家的头上都放着五把“理论”刀子：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先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单单这一条就足够把一切作家吓哑了；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观点；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
1955年1月12日，毛泽东将胡风的文艺思想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改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为后来的批判胡风运动定了基调。
对胡风的批判展开后，作家舒芜交出了胡风在四十年代写给他的一批信，这些信件使用晦涩的暗语，对一些党和非党作家不满。毛泽东对这些材料作了强烈反应，最终将胡风及一些与他关系较近的文艺工作者定性为“反党集团”。后来，胡风等人又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
1955年5月18日，胡风被逮捕。1965年被正式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在“文革”中又被改判无期徒刑。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才得到彻底平反。
1956年4月25日至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这一方针有个背景：1954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要编写一部中国史教材，他们知道郭沫若和范文澜对古代史的分期看法不一致。究竟采取哪一位权威的观点呢？他们就向中宣部请示。陆定一认为，这是学术问题，应当由地下发掘的资料，由专家研究来确定，中宣部不能拍这个板。毛泽东很同意陆定一的观点，他说：“中宣部如果去管这些事，请马克思来当部长，恩格斯当副部长，再请列宁当副部长，也解决不了。”
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不同意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毛泽东认为这是学术思想上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这里明确了在学术问题上可以同任何领导人讨论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是说，在学术讨论中，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毛泽东特意对一些问题作了说明。
那段时间，毛泽东还主持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主要是针对苏共二十大有关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引起的争议。
1956年2月24日夜至25日晨，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指出斯大林犯了肃反扩大化、违背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等严重错误，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进行了集中揭露和批判。6月4日，这份“秘密报告”居然在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在全世界引起轰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不少共产党员纷纷退党，英国共产党总书记高兰后来说，这个秘密报告使他们丧失了七千名党员。
毛泽东对“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很不赞成。3月底一些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研究，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这个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赫鲁晓夫做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毛泽东认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也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畅游长江，毛泽东非常高兴：“飞流直下三十里，我战胜了它！”“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这是多么好的游泳场所，应该号召人们都到大江大河里去游泳，可以锻炼人们的意志。”
5月3日上午八时，毛泽东第一次乘飞机外出视察，从北京飞到广州。罗瑞卿、叶子龙、汪东兴、彭真、谭震林、空军副司令员刘亚楼等一百二十五人，分乘五架专机。
飞机飞到武汉时，要在武昌南湖机场降落加油。跨越长江时毛泽东将脸紧贴在窗户玻璃上，半站半蹲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长江上正在修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跨江大桥，已有桥墩露出水面。他情不自禁地说：“多么好看啊！”
下午十八时，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毛泽东一行入住小岛宾馆，按惯例住在一号楼。当时供需矛盾最突出的是钢材。5月15日，周恩来果断决定，将消耗钢材较多而在南方又往往难以使用的双轮双铧犁的产量，从六百万部减少到一百八十万部。1955年毛泽东在杭州期间，曾在杭州市郊外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里参观过该所改进的双轮双铧犁，并亲自驭犁耕田，同时提出设立专门的部门来进行农具研究工作。正是他在《农业四十条》里，提出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里推广双轮双铧犁六百万部的。这一决定当然会刺痛毛泽东。
身在广州的毛泽东此时无疑是苦闷的，但他并没有公开反对周恩来，而是召集陈云、陶铸等人开会。离京之前，毛泽东选派了家在不同地区的二十六名警卫战士回家探亲，同时调查各自家乡农村情况，4月23日出发，限期归队汇报。5月13日，战士们纷纷回到北京，又即刻赶到广州向毛泽东作汇报。毛泽东利用晚上的时间看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有时还把战士找来细谈，经常谈到深夜。内心里，他当然认为自己是经过调查研究真正了解基层实际情况的，是正确的。
5月19日前，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提出是否可以吸收香港游资，弥补国内外汇和建设资金的不足。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表示，外国的游资这么多，完全可以利用，如果办一个轻工业厂，不出两三年就能赚回一个工厂，再把钱还给人家。
5月19日后，湖北、湖南、广西、江西几省负责同志先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毛泽东这次在广州住了二十七天，召开了二十次会议，听取了五省工作汇报二十九次，个别谈话则没有统计。他下珠江游泳十二次，到越秀山游泳场游泳七次。
5月30日，毛泽东提出要到武汉游长江。罗瑞卿、汪东兴、王任重都来劝阻，还惊动了周恩来。大家向毛泽东陈言：长江水情复杂，主流、侧流、流速、旋涡等都潜伏着危险，而且还有伤人的水兽，万一出了事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待。毛泽东非常愤慨：“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那个地方嘛，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罗瑞卿压根没想过毛泽东不在了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他连忙解释：“主席，不是那个意思，保护你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是不同意你冒风险，哪怕是丝毫的风险也不允许有。”毛泽东反驳道：“哪里没有丝毫的风险，你坐在屋子里，房子也可能会塌嘛！”随后，他让罗瑞卿派人去长江调查，先试试水性。
警卫一中队队长韩庆余到武汉后沿长江考察，他询问了许多人，大家都说长江不是游泳的安全场所，韩庆余牢记着这些话回来报告，毛泽东问：“你说了一大些，你下水了吗？”一下把韩庆余问傻了。毛泽东很恼火：“你到了长江边为什么不下水，不下水怎么知道不能游？”罗瑞卿只得再派副卫士长孙勇去实地考察，孙勇到长江后下水游了，看到韩庆余挨批，回来就只好报告说：“可以游。”
毛泽东这才高兴了，事已至此，大家无法阻拦。当时大家希望毛泽东不要坐飞机，改乘专列去长沙，再去武汉，又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对，他坚持要再坐飞机。王任重急忙飞回武汉，亲自组织游泳选手护泳，选地点，探水情。
5月30日上午六时，毛泽东从广州飞长沙。到长沙后，走出机场，乘机场附近的湘江内的一艘汽轮巡视长江，兴致勃勃地吟诵起《前赤壁赋》。午饭后，约十三时许，毛泽东从猴子石下水游湘江。快游到水陆洲时，一个大浪从身后直冲过来，毛泽东躲闪不及，眼看要碰上旁边的树枝。护泳的湖南省游泳运动员们赶紧游近毛泽东，挡住盖顶而来的巨浪。但他们还来不及搀扶毛泽东，毛泽东早已敏捷地抓住树桩，稳稳地登上了橘子洲附近的牛角洲。
当晚，毛泽东住在蓉园宾馆，听取了湖南省委汇报。31日早晨乘飞机离开长沙，不久降落在武汉南湖机场。在机场，毛泽东看到一座他的大型塑像，很不高兴，对王任重语气沉重地说：“一定要搬掉，不然唯你是问。”随后，他登上“武康”号轮，站在船头，远观长江之水浩浩而来。到了长江大桥建设工地，他看到有的工人在潜水作业，有的在二三十米高的架子上操作，钢梁正在向江中心延伸，异常兴奋，向施工工人频频招手。
在船上，长江大桥工程局局长汇报了中苏建桥专家共同创造的世界桥梁史上史无前例的大型管柱基础和管柱钻孔法。毛泽东听后，对汇报中提到的“新方法从社会意义上说是社会主义的劳动方法”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说，“在劳动方法上，资本主义国家至少比我们的劳动方法还进步，而劳动方法只是科学不科学。”
吃过午饭，下午十四时，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第一次畅游长江。
毛泽东从武昌汉阳门江面下水，走到齐腰深时就蹲了下去，仰躺在水上，转了两圈后忽然翻身潜入水中，三分钟后才浮出水面，又躺在水上，两手交叉放在胸前，从容地与周围人谈笑。在飞机上他曾对罗瑞卿等人说，他可以在水里“立正、稍息、睡觉、坐凳子”，罗瑞卿和警卫战士表示不太相信，现在毛泽东一一做给他们看，让他们服气。“表演”得正带劲呢，一个浪头突然打过来，毛泽东喝了一口水，他笑了起来：“长江的水很甜呀。”
那时毛泽东早已发胖了，但在水里一点都不显得笨，游泳的姿势也很协调。摄影师侯波很快拍了一卷胶卷，正在换新的胶卷，船突然一晃，侯波身体一抖，装胶卷的盒子掉到了水里。侯波惊呼了一声，船调过头去，想帮她捞盒子。这时毛泽东游过来了，一把抓住了水中的盒子，还念着上面的英文说明书。他长年坚持学英语，但会的单词不算多。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水中念说明书的情景，侯波没能拍下来，错过了一个绝好机会。
毛泽东的泳技很好，有时很长时间在水中一动不动，有时还在水面上抽烟，遗憾的是他在水面抽烟的镜头侯波也没拍到。这次他游了两小时，游程达二十多华里。从汉口丹水池上岸后，大家问他累不累，他说：“如果给我一个馒头，我可以再坚持两个小时。”
6月1日晚，毛泽东视察了武汉国棉一厂，他看到工人的工作条件很艰苦，劳动强度又非常大，很是心疼，一再叮嘱有关同志要努力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
6月2日上午，毛泽东听取了武汉重型机床厂党委书记、厂长史梓铭、副厂长孙毅的汇报。当时这个厂还处在筹备建设的初期，史梓铭表示要提前一年半把工厂建成。毛泽东很高兴，提出要去厂区看看。当时厂里正在搞土建，到处堆放着建筑材料、设备器材，道路高低不平，车子进出很颠簸。史梓铭希望毛泽东不要去看了，但毛泽东很坚持：“你能进去我就能进去嘛。”
突然，一阵暴雨从天而降，厂区本来高低不平的路，遍地积水，泥花四溅，车子进去很可能陷入泥沼。众人再劝毛泽东不要再进厂区，毛泽东无奈接受，但还是让司机开车围着厂区转了一圈，把脸贴在玻璃窗上，透过水柱，朝厂区望着，望着……史梓铭后来无数次地回忆起毛泽东当时的神情，那神情一直激励着他以后的人生。
下午十四时，毛泽东第二次游长江，是从汉阳大桥工地上游下水，穿过大桥桥墩，到武昌八大家江面上船。这次游了两小时四十分，游程达二十八华里。上岸之后，湖北省一位负责同志告诉他，这次游了三十华里。他高兴地说，飞流直下三十里，我战胜了它！后来他还说过，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这是多么好的游泳场所，应该号召人们都到大江大河里去游泳，可以锻炼人们的意志。
当天晚上，毛泽东发现，王任重请他移居的东湖宾馆南山甲所，室内只有高级弹簧床，没有木板床，而毛泽东是从来只睡硬木板床。于是，毛泽东只好睡在了地板上。但他睡得很沉，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睡了九个多小时。这是他近几个月来最香甜的一觉。王任重连夜找人做了一副宽大的木板床，可以睡得下两个像毛泽东这样身材魁梧的人，第二天一大早就送了过来。
6月3日上午，毛泽东接见武汉钢铁公司总经理李一清、副总经理韩宁夫，听取他们对筹建武钢的工作汇报。汇报完毕，毛泽东请他们共进午餐，饭后吃水果，毛泽东拿起一块西瓜，将芒果推给李一清：“楚汉分界，你们吃高贵的，我吃卑贱的。”两人急忙谦让，毛泽东说：“我吃西瓜，吐出瓜子，你们吃芒果，要吐出钢铁。”
下午，毛泽东又畅游长江。这天下着毛毛雨，江面上刮着三四级北风，浪头很大，但毛泽东上船时气不喘，腿不虚，神情自若。这次游了一个小时，两岸几万群众观看。人潮涌动，随着毛泽东的游程向前蠕动，非常壮观。毛泽东向岸上群众频频致意。
入夜，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长调词——《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龟蛇静，
风樯动，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6月4日中午，毛泽东从南湖机场乘飞机离开武汉返京。在飞行途中，飞机遇到雷雨，为了避让雷雨，迟到了一个多小时。下午十七时十六分，飞机安全抵达北京。侯波不会忘记，那次飞行是她跟随毛泽东多次外出心情最紧张的一次，她的丈夫徐肖冰在北京等候飞机安全降落的消息，也非常紧张。两人多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还“啧啧”连声，心有余悸。
到中共八大，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作出这一决定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
1956年9月15日下午十四时，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毛泽东的开幕词，总共不到三千字，鼓掌达三十二次之多。整个会场，充满了热烈、激动的气氛。
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完政治报告后，9月16日，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修改党章的报告里，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
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是以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而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称著于世的。到中共八大，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作出这一决定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从1949年起，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一些重要文件时，都把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专门发出一个通知。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定这个通知稿时，还加了一句话：“在写文章做演讲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邓小平报告后，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大会结束前，有一项重要议程，就是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陈伯达、胡乔木负责起草的。决议的核心，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据此而作出的关于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规定。
决议写道：“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9月27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
胡乔木后来回忆：“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两个人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
据档案记载，毛泽东于1956年9月27日下午十三时十分至十三时五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陈伯达和胡乔木就是在这个时候将修改后的决议稿送给毛泽东审阅的，这时离大会闭幕式开会只有一个小时。[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537页。]
因为如此仓促，毛泽东后来对这个决议提出了异议。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有一个回忆：“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
八大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一批出席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坦诚友好的交谈。 会见都安排在下午，地点是政协礼堂主席团休息室。每天下午一般是两次会见，有时是三次。一次会见，少则一个多小时，多则三个小时。会见结束后，又常常接着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和各代表团团长会议，直至深夜。这样紧张而繁重的工作，对于年过花甲的毛泽东来说，如果没有充沛精力，是不可想象的。看了当年那些会见记录，谁都会深深地感到：毛泽东的思想是那样的敏锐机智，思路是那样的清晰，知识是那样的渊博。当他问起对方国家的情况时，你又会看到他是多么如饥似渴地想知道外部世界的一切。
10月1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兴致勃勃地观看焰火，回到住地，已经十点多钟了。稍事休息后，又在颐年堂会见了杜克洛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他们一直谈到次日凌晨二时三十五分。毛泽东问客人：“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一番交谈后，杜克洛表示，“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的工作。”毛泽东对此说了三个字：“请帮助。”
“请帮助。”简简单单的三个字，表明了毛泽东希望能够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技、先进装备的迫切心情。由于美国的阻挠，直到1964年1月中法建交后，毛泽东的这个愿望才逐步实现。
周恩来、陈云仍在按照一五计划的既定目标稳步推进经济建设，但毛泽东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心情太急切了。1956年8月30日晚，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钢产量今年四百多万吨，明年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千万吨。
在谈到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时，毛泽东提出要在五六十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设想：“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八大会议后，各部门各地区向国家经委提出的基建投资额高达二百四十三亿，周恩来和陈云最后压缩为一百一十亿。陈云提出：宁愿慢一点，慢个一年两年，到三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一点。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周恩来说，这个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盲动，右了就投降。
在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在做报告时，引用了周恩来、陈云的话请教毛泽东，究竟是“左”倾一点好还是右倾一点好。毛泽东说：“看是什么右。”刘少奇说：“是快慢的右。”毛泽东说：“这种右可以。”刘少奇也很认同：“对阶级敌人，你右了，人家就进来了，那个右是不许犯的。快一点慢一点不是失掉立场问题。昨天有一位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
在小组会上，周恩来引用毛泽东“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话，强调我们搞工业化，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你不关心人民的利益，让人民过分地束紧了裤腰带，重工业搞起来还得停。而毛泽东则说：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往他们头上泼冷水。显然，毛泽东虽然没有反对周恩来、陈云、刘少奇的意见，但内心里是不满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