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托特纳姆，那时候那里还是个新郊区——可能在那时就已经被当作伦敦郊区了。回忆儿时的画面，脑海里就会浮现红砖房子、泥浆以及大片绿地。我家的房子那时候还很新。大门是双开门，两侧对称排列着栅栏。这样的房子一共有六排，我家位于最后一排。左侧毗邻牧场，偶尔会有人到牧场的空地举办野餐聚会，他们会偷偷摸摸升起篝火，火堆离我家的木栅栏很近，一不小心就会烧着，很是危险。农场主每次看到这种情况，都会把他们轰走，我父亲也很乐意帮助农场主吓唬这些人，因为父亲觉得我们家的栅栏迟早有一天会被烧掉。不过灾祸最终并没有发生，隔着篱笆吵吵嚷嚷的情况倒是不少。有几次，父亲用水浇灭了篱笆另一侧的火堆。这时我就会觉得，父亲奋力保护篱笆还是有意义的，因为那些人恼羞成怒，正是这些篱笆使父亲免受攻击。也因为篱笆，这种争吵总是有惊无险地结束。到后来，我甚至有些期待这些陌生人到邻居家的空地升火聚会，那样就有热闹看了。
我父亲是名医生，鉴于后来我们的社区急剧扩展，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他在避免租房子这方面还是比较有先见之明的。尽管如此，据我现在分析，他当时开的诊所规模很小，直到晚年才摆脱经济上的困境。
我家的房子是按图纸建造的，当时这么做并不是讲究，而是图方便。我家总共有三个会客厅，并且有很多间卧室，但面积都不大。建筑师这样设计，大概是考虑到当时社会的生育趋势，为了迎接更多的新生命。结果我们家只住了父母和我三个人，很多房间都闲着。
楼下门厅左前方的那间卧室被父亲改成了手术室；手术室后面有一个折叠门通向另外一间卧室，父亲把那里改造成了药房。父亲从来不让我跨进药房半步，越是这样我越想进去看个究竟。所以趁父亲不在，我会偷溜进去。药房里有很多架子，上面堆满了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瓶子，很是令人着迷。从那间有些诡异的屋子里飘出来的算不上难闻的气味弥漫了一楼整个楼层，有时在楼上也能闻到这种味道。
在我心中，父亲的形象几乎从未改变过，用几个最简单的词就能准确地加以概括，前提是你要认识到，那些意思明确的词其实是在描述一个孩子的朦胧观感：他很高，偏瘦，中等长度的胡子——长了的话有点像山羊胡。后来，父亲戴上了镶有金边的眼镜，大概是因为他在晚上闲暇时间使用显微镜过多而导致视力下降了吧。当我努力搜索早前那段有关父亲的记忆时，我仿佛看到他正屈膝蹲在刚刚清理过的茶几旁，半边脸被火光映红，半边脸在油灯的阴影中，看起来像是泛着绿光，正低头盯着显微镜；或者他正摆弄着镊子、薄薄的玻璃试管，析出烧瓶中的浑浊液体。那时在我看来，那些液体没什么可稀奇的，只不过是些打碎的绿草罢了。父亲把试液滴在显微镜下的载玻片上时，会把我叫过来一起观察。显微镜中尽是一些奇怪的、快速移动的生物体——一不小心就会移出视野，我实在无法把这些东西和那瓶绿色的液体联系在一起。父亲做起这些事来非常熟练，简直能“无中生有”，常常看得我满脸惊讶。话虽如此，我并不觉得父亲的这项本领有多么值得骄傲。我也不知道从哪得出了这么个结论：他展现的那些看起来很是神奇的手法，每个成年人都会。
星期天早晨，父亲和我会在我们家附近那条通往乡间的小路上散步。父亲用显微镜做研究的业余爱好会让这段散步变得多姿多彩。我们最喜欢通往克莱山的那段路，父亲总是随身携带一根伸缩拐杖，我觉得那根拐杖简直就是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拐杖的末端有一个用螺丝固定的铁环，上面装了一个采集瓶。父亲会时常把瓶子浸入池塘或沟渠，取出瓶子后，再把里面得到的液体倒入口袋里的其他瓶子中。父亲外出时喜欢戴帽子，但不是那种看起来比较专业的大礼帽。他的帽子上有可以御寒的耳罩，耳罩是和冒顶绑在一块的。母亲认为父亲在礼拜天早上戴这种帽子外出与其身份、职业极不相称，但即使母亲多次反对，父亲仍然坚持要戴。
我母亲常常会就什么是高雅、什么是低俗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也算是我早期家庭教育的一部分。我觉得应该先交代一下我七八岁时的社会背景。当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十分清楚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略高于“体力劳动者”的那些中产阶级（当然，在今天看来，他们同样属于“体力劳动者”）却被一种恐惧感笼罩着，他们担心社会传统行为规范会遭到破坏，担心划分阶级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那些在社会底端挣扎的穷人很少接受教育，绝大部分人不具备读写能力。他们没有固定工作，老板施舍两便士就能让他们感恩戴德。他们的居住、吃喝及生育方式跟动物没什么两样。总的来说，他们算是一群诚实且让人尊重的“动物”。我觉得，当时的穷人有属于那个时代的思考方式，正因如此，与今天的“体力劳动者”相比，他们更容易满足。
由于深受母亲的影响，我羞于把自己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跟这些下层人联系起来，因为那是耻辱的标志。父亲和我的生活举止会经常让母亲抓狂，她觉得我们的生活方式脱离了中产阶级所必须具有的行为规范。母亲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与其说她信仰“仁慈的上帝”，不如说她信仰“优雅的生活”。母亲对无神论者和自由思想家十分痛恨，并不是因为他们被上帝抛弃了，而是母亲觉得他们的生活举止不够优雅。
对我来说，母亲的形象并不像父亲那样鲜明。尽管我跟她相处的时间更长些。除非说起宗教信仰或优雅生活，否则她平时很少说话。她经常一个人在房间来回走动，安安静静地做家务，我无法确定她是郁闷还是冷漠。她还经常偷偷垂泪。大概十岁时，我突然意识到，父亲的“生活习惯”对母亲的性格产生了很大影响。又过了几年，我发现父亲的“生活习惯”是受了酒精的影响。如今再看，父亲嗜酒如命的习惯很显然是因为事业不顺。
没想到早年的记忆竟能如此清晰。那些过往的琐事虽然平淡无奇，但仍旧历历在目。我读的第一所学校不必多费笔墨，那可能是所女校或教会学校。我十二岁那年第一次跨入男校，接下来我要着重描述一下那段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