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对中国大陆重新开放的希望，包氏父子决定先做一宗见效较快的进出口贸易。这时，包玉刚的几位朋友也从上海和宁波来到香港，大家相聚在一起讨论出路问题，其中有两位是与包玉刚在银行里共过事的旧同事，跟包玉刚意见一致，于是与包氏父子共四人合伙成立了一家四人联合公司。
那时候，香港的写字楼奇缺，找一个办公的地方很不容易，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间小房。那是位于皇后大道中和毕打街的、具有五十多年历史的华人行中的一间写字楼其中的一部分，因租用这间写字楼的公司付不起昂贵的租金，于是开辟出一个小间转租给包玉刚他们，月租两百多元。
那间办公室真是小得可怜，四个人挤在一起，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其中一个人回忆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想开抽屉，那么必须等另一个人离开办公室走到外面去才能腾出空间。”办公的地方是“寄人篱下”，他们甚至连挂一块自己公司的牌子的地方都没有，但是，这几个坚韧的宁波人，从没有放弃，他们默默地做着中国土特产的买卖，如干货、豆饼、鸭毛、肥料以及动物饲料等。
生意进展还算顺利，这间小小的进出口贸易公司总算是立住了脚跟。当时，中国大陆地区已经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并开始了战后的重建工作，迫切需要食品、机器、化学品和原材料。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与当时苏联党和政府的关系，中国政府在重工业方面主要依赖苏联的帮助，而别的物资则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兵支援朝鲜，美国操纵联合国对新中国实行贸易禁运。这一禁令对于在香港经营大陆生意的英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损失惨重，但对于中国的商人来说，却是个发财的机会，一些现代香港超级大富豪，都是在那时把联合国禁运的物资运进中国内地，掘得了第一桶金，才逐渐发达起来的。包玉刚他们的四人公司也加人了偷运禁运物资的行列，从欧洲等地购进化学品、铸锭、轮胎等，通过第三国和澳门等地运到中国大陆，这种生意在形式上并不犯法，在道义上也讲得过去。因此香港当时有不少人都干过这种买卖。当然，由于人与人做生意的眼光、手法以及胆识都不尽相同，所以有些人发了财，而有些则是微利。包玉刚他们由于作风保守，赚得并不多，加上当时国内很快搞起“****”、“五反”等政治运动，国内政治局势有些变化，一些贸易停止了，包玉刚他们的公司则改为做食糖的生意，在台湾买糖，用船运到香港，交由另一家公司运进中国大陆。
在那些日子里，包玉刚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负责发给员工和股东每月的薪酬和红利。据他的搭档李某说，在公司里面工作，大家都很诚实，包玉刚对大家都很公平，互相之间从未发生过因为分配不均而引起的不愉快事情。由于业务上的需要，包玉刚开始与当地人和有关机构沟通和联系。他们第一个存款的银行是恒生银行，当时银行的经理是美国人，叫弗兰克·荷华。朝鲜战争爆发后，那所银行关闭并撤离了香港。包玉刚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荷华是流着眼泪走的，他是一个经验丰富、颇有建树的银行家，那次撤退，他失掉了几个大客户和一些新客户，我们的公司便是其中之一。后来，我把生意账目移至汇丰银行。”
在开始跟广东人接触的时候，包玉刚感到比他去汉口读书时还要困难一百倍，他完全听不懂他们讲什么，而他们也不明白他的意思，不管他讲宁波话还是英语。包玉刚决定避开这些在汇丰银行进行业务的广东人，另寻办法。一天，他走进位于皇后大道一号的汇丰银行总部大厦，要求拜见资深的英国职员。也许是工作人员从来未曾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也许是被包玉刚镇定自若、充满自信的气质所慑服，他很快便如愿以偿，见到了汇丰银行进口部的桑达士和盖伊·塞耶两位先生，当时，这两个人马上就要升职，前者是项目经理，而后者则是银行主席。
上了年纪的香港人可能还会记得，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汇丰银行仍然保留着这样一条惯例：外国人进入汇丰银行，是从正门进去的；而中国人则只能从后门进入。很明显，英资财团当时是很瞧不起中国人的。不仅如此，汇丰银行当时还不屑于与中国人直接做生意，中国人要向汇丰借钱，必须通过怡和、会德丰等英资洋行，即汇丰把钱贷给这些洋行，再由他们转借给中国商人。
当时，包玉刚是否从前门进入汇丰银行，现在已无法考证，但可以知道包玉刚是不满汇丰银行只间接与中国商人做生意这一行径的——他直闯汇丰，找桑达士谈生意，既充分显示了他的傲骨和勇气，也表明他对汇丰瞧不起中国人这种行为的不满。
但是，当时的包玉刚只是一个普普通的小商人，他直闯汇丰，而受到桑达士等英国人的傲慢无礼和冷遇是必然的。当时的情形是，桑达士见到包玉刚走进来，看也不多看一眼，就把两只脚放在写字台上，那神态，仿佛是一个富得流油的阔佬对着一个行乞者——包玉刚只是默默承受，但内心一定是很不愉快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两人最终还是聊起来了。
这次接触可以说是包玉刚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对于包玉刚来说，这次接触是无价的，他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在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三个人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建立了一种牢固的依存关系，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桑达士回忆道：“在一九五二年，包玉刚的公司并不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公司，看不到发迹的迹象。公司的账目管理并不规范，而且贸易额也太少了。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我已被内定为项目经理，负责有关香港的借贷工作。”
桑达士这个项目经理的位置，是使包玉刚事业走向顶峰的关键所在，这从包玉刚以后的发展可以得到证明。
汇丰银行仔细审查了包玉刚四人公司的账目和运作情况，发现这个公司虽然小，运作上也存在一些不太规范的地方，但第一年仍然有一百多万元的利润，于是决定接受这个公司的业务。包玉刚的四人公司搬到了皇后大道中一座大厦的一间写字楼，与汇丰银行总部相连，面积比原来华人行的那间大四倍，四个人终于可以在办公室进出自如，算盘也被计算器所代替，公司也挂出了黄铜牌子。
不过，包玉刚是胸大志大之人，小小一个四人公司，又岂是他的奋斗目标？那么，包玉刚心中又有什么宏图大志呢？其实，任何一个想有一番作为的人都是不满足现状的。这也是一个成功人士必备的一种动力源泉。
发展所面临的选择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原先在上海的生意人纷纷挟巨款跑到香港。他们当中，有的发展纺织等实业，有的经营地产，有的开银行，用他们的资金和技术，推动了香港经济的发展。
相比之下，包氏父子的经商手法则显得过于保守。其实，他们有资金、有经验，也有学识，并不比其他人差，只是还未选择到一个最有发展机会的行业而已。那么，他们到底想些什么呢？
原来，那些上海来的有钱人，起初只不过把香港作为避风港，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两个计划。第一个计划是移民美国。对于有野心、想干一番事业的本地企业家和商人来说，移民美国几乎是退休的同义词，要在事业上有所突破，大陆才是广阔天地。因此，大多数较为年轻的企业家都倾向第二个计划，就是等待大陆政局稳定后，回去跟新政权合作，重整旗鼓。他们心里明白，新政府是会愿意与商家们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发展经济的。他们挟巨资留在香港，只是权宜之计，其实他们是蓄势以待，伺机而行。据说杜月笙在一九五二年，曾派大儿子以中汇银行经理的身份回大陆，借向其恩人林桂生大姐探病之机，试探中国政府对他的态度，流露出返回大陆的愿望，后来双方谈不拢，杜月笙这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包氏父子也曾有过重返大陆的打算。随着四人公司业务的扩大，包氏家族的成员不断加入到公司里，包兆龙便萌生了发展大陆方面生意的念头。他回了一趟大陆，谁知一去杳无音讯，家里人在焦急中等了几个星期，才见包兆龙一脸沮丧地回到香港。原来，他在大陆被扣留了一段时间，当地的政府不明白包兆龙回去的目的，要他缴纳巨额的税款。这次挫折使包氏父子感到有些不解，他们打消了返回大陆的念头，而决定和其他企业家一样，在香港发展其事业，将香港的生意，由暂时性转为永久性。
但是，投资到哪些行业好呢？
那时候，包玉刚喜欢在工作之余，到维多利亚港，去看看来往穿梭的船只，因为那样，他就觉得仿佛回到了家乡宁波。他还记得，小时候跟父亲到镇海港，第一次见到大海、第一次见到大船的情景。那时候，还天真地想：当一个船长多好，可以环游世界。
当一个船长？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包玉刚禁不住一阵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