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布果然摇了摇头，不以为然地说道：“公子的话虽然有理，却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关键所在，若依下官之见，则其关键只在理财。”——这分明便是王安石的论调，“国家不可以无兵无官，若有善于理财之人，那么充足的财政收入足以解决这些问题。”
石越不过是抱着试探的目的，自然不去与他争论，不置可否地一笑，反问道：“曾大人，难道吏治的问题也可以用理财来解决吗？”
“吏治之事，省官益俸养廉，祖宗之法甚佳，只须依法而行，并无大碍。”曾布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在下却听说，治国需得贤臣，如若地方守吏与各部监官员不贤，虽有良法亦不能行。”
“不错，不过这个问题王相公却早已解决。”曾布面有得色。
石越怔道：“恕在下孤陋寡闻，还请大人明示。”
“王相公派遣四十多个提举官察行天下，地方官岂敢执行不力？”曾布洋洋得意地说道。
石越心中不自禁的苦笑：靠四十个人就可以解决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吗？只是自古以来，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他与曾布相交未深，便不敢以肺腑相托，只淡淡一笑，道：“原来如此。”
唐棣性格耿直，却忍不住冷言问道：“曾大人，这四十余人若是有一二奸邪之人，与地方奸吏上下其手，那么一路百姓，岂不要遭殃了吗？况且学生在江湖市井之中，也听闻地方官吏专以苛刻为急务，只怕有违王相公本意……”
“毅夫，如何可以以偏概全？”石越不料唐棣如此直言不讳，怕他因言惹祸，连忙出言制止。
曾布摆摆手笑道：“无妨，唐公子说的也是不错的。奸人自古皆有，不过以王相公之明，他用的人，断不会有奸邪之辈。况且朝廷还有监察御史……”
“子明，王相公的才学，实可与孟子相俦，当今皇上又是英明之主，与王相公君臣相得，千古以来，唯刘先主之遇孔明可以相比。”曾布说得兴起，竟直呼石越的表字，倒似相熟朋友一般，一面又向众人说起王安石的学识——王安石治《老子》和《孟子》，本是当时有名的大儒，学问自然非比寻常，因此曾布说到精妙之处，颇让众人赞叹不已，只有石越这个现代人，对这些却天生免疫。
自此之后，曾布竟频繁来往于桑府，石越也回访过几次曾府。二人私交日见亲密，曾布对石越的才华、见识十分佩服，石越却是刻意要从曾布、王安礼等人身上了解王安石的为人与政见。但是每次长谈，都只能带来更多的失望。
石越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提出关于新法的种种建议，曾布却似乎认为王安石的措施已经相当的完美，虽然对石越的建议表示赞赏，实际上却毫不重视。石越装作不经意的说起变法必然牵涉到多方利益，须审时度势，有时用猛有时用宽，宽猛相济才是上策，不料曾布丝毫没意识到石越是委婉地说他们推行新法过于“猛”了。石越又说起如何调和与旧党的关系，让新法顺利推行，曾布却认为只要用“征诛”之术，学习商鞅的果断与坚持，新法就一定能大行于世，又以为王安石和皇帝君臣相知，根本没有妥协的必要……
石越的心在一点一点往下沉。
新法的支持者们似乎普遍有一种神经质的反应——若有人提醒他们要小心奸人，他们马上就怀疑有人意图污蔑他们，找借口攻击新法；若有人说老百姓认为新法不便，他就说这是“流俗”，不必在意，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胜利；若有人说士大夫反对新法，他就说这是“顽固、迂腐、不读书”……总之，天下的道理一定是新党正确。
石越谨慎地判断着——他知道政治上的选择至关重要。
一次选择错误，终身皆有污点。轻易的投入王安石阵营，将来想反出新党，不仅旧党认为自己反复，新党也会认为自己是叛徒，打击起来必然更加不遗余力。
石越小心翼翼地伸出自己的触角，猛然发现自己碰上的东西很危险，立刻就机敏地缩了回来。一个曾布已经如此固执于新法的正确，号称“拗相公”的王安石又当如何呢？
也许曾布们不过是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偏激而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旧党往往针对一些小事情就极力的扩大化，攻击到新法的全部，而新党由此也变得格外的护短，几乎任何来自新党之外的意见都听不进去。
如果自己进入新党之中，或者说话就更容易被接受，但是石越终于不敢冒这个险。将一切寄托在王安石是否采纳自己的意见这种未知之上，不是石越的性格。
不过石越也清楚地知道，他现在没有任何对抗王安石的资本。短期之内，任何激怒王安石的行为，都属于政治自杀。保持中立，回到自己的计划之上，慢慢地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石越在心里不断地提醒自己。
与王安礼的交往更加坚定了石越的决定。王安礼对于王安石的许多举措亦颇有保留，石越与其谈论古今大事，很是相得。王安礼与王安石有兄弟之亲，他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有什么把握做得到？人家毕竟是兄弟！石越记起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信，信中司马光直言“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明显针对吕惠卿，可是王安石却置若罔闻。几十年相交的好友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凭什么能做到？
他绝不敢拿自己的野心去赌王安石的性格。
石越从此刻意做出一种淡然的样子。他知道在古代中国，伦理被强调到了一个过分的高度，在这样的社会，崇高的道德声誉能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利益，而淡泊功名则无疑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崇高的道德素质。石越深深的明白，道德上的声誉比出色的才学更能够保护自己，并为自己积累足够的政治资本——这一点，甚至许多古人都不明白。
但就在之前三十年的时间内，便有过一个成功的例子。
现在执政的王安石就是依靠道德声誉与才学声誉，二者互相作用，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才得到当今皇帝的一再超拔。
石越也许已经决定，他将向王安石学习一下成名之道。以他表现出来的才华——虽然依赖的是超出千年的知识积累，但在当时却已经足够支持他赢得更多的声誉了。“我需要比王安石做得更出色，因为我不能学他等上三十年。”此时的石越，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名声已经传到了皇帝的耳中。
他的确不需要学王安石等上三十年，三月份的殿试的集英殿唱名，完全超出他的想象。
三月壬子，集英殿。
赵顼坐在高高的龙椅上。殿试官、省试官以及宰臣、馆职等一众大臣入殿侍立，八百二十九名正奏名[7]举人则在殿门之外静候着。
唱名仪式庄严、隆重，也有条不紊。
编排官们早已将殿试的试卷按名次排列在御座的西面。他们将试卷拆封，转送给中书侍郎，中书侍郎与宰相一起对展进呈皇帝。
赵顼亲口宣读了叶祖洽等前三名举子的姓名，站立在阶下的军头司便紧接着一重一重的传唱出去。被唱名的举人高声应答，进殿谢恩，然后赵顼亲自询问他们的乡贯生平，给敕赐第，并赐予绿袍、笏，表示他们从此正式成为了大宋的官员。
然后，从四甲起，便转由宰相唱名，举子们也不再进殿谢恩了。
赵顼机械的听着宰相陈升之念着一个个陌生的名字，他挺厌烦这种形式，但是他也知道这种形式必不可少。读书人需要的，就是这一瞬间的荣耀！
忽然，年轻的皇帝眼中闪过一丝兴奋之色。“四甲第８１名，成都府唐棣——”
“四甲第８１名，成都府唐棣——”军头司高声喊道，一重一重传出殿外。
唐棣连忙跪倒，高声应道：“臣唐棣！”
名次排在前面的陈元凤充满优越感的望了唐棣一眼，忽然，殿中传来了出人意料的声音：“宣唐棣、李敦敏、柴贵友、柴贵谊入殿觐见！”
数千道艳羡的目光一齐聚集在这四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身上，每个人都在心里想着：“这就是《论语正义》的作者吗？”
唐棣等人也想不到皇帝会亲自问起，巨大的荣耀竟让四人慌得手足无措，好不容易才勉强控制住激动的情绪，在万众瞩目中走入集英殿内，叩首跪安。四人此时绝不知道，如果嫉妒的目光可以杀人，他们只怕早已被陈元凤的眼神杀死。
赵顼细细打量着四人，温声问了乡贯简历，方笑道：“《论语正义》可是诸卿所著？”
唐棣连忙答道：“回陛下，臣等不敢欺瞒，《论语正义》其实是石越一人所著，臣不过编排之功，具名书页，心中实感惭愧。”
“啊？！”殿中响起细微的惊讶之声。《论语正义》由这几个年轻人合著，已经让人不可思议，此时说是一人所写，更是惊世骇俗。除了王安石、苏轼以外，殿中众人无不吃惊。赵顼连忙追问其中原委。
四人之中，李敦敏答对最为机敏，于是便由他把前事说明。一时间，所有的人似乎都忘记了这是在举行着殿试传胪大典，集英殿中一片寂静，只听得见李敦敏娓娓而叙：石越如何出现，如何大相国寺相识，如何改进棉纺机、木活字印刷术，如何写《论语正义》……直把赵顼与众大臣听了个目瞪口呆！
赵顼在御椅上嘴唇微动，喃喃说着什么——只有靠得最近的内侍，才听得清皇帝念叨的，是“奇才”二字！
第二天，王安石去见皇帝时，便在袖子里悄悄放好了一份奏章，他准备推荐石越参加茂材制科考试[8]。王安石从《论语正义》表露出来的思想、曾布和王安礼对石越的评价用法不当唐棣等人的省试、殿试策论分析，认为石越是支持变法的。虽然曾布说石越对于新法一直不置可否，但是王安石很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赵顼的心情似乎不错。王安石一来，他就递过几封奏章给他看，却都是推荐石越试茂材科，请朝廷特开制科的。王安石心中不由泛起几分不悦，这几份奏章分别是陈襄、欧阳修、司马光、苏轼所进。赵顼兴冲冲的说道：“这个石越不过二十多岁，就有这般才学，实在是罕见。苏轼说他身世可悯，可是见识与气度，皆为人所不能及。既然依例石越不能参加科举[9]，那就为他开个特科吧。卿以为如何？”
王安石心中有一种被人拔了先筹的不痛快，不过既然自己本意也是想举荐的，那也没有必要刻意的反对；只是他骄傲的个性让他耻居人后，当下淡淡说道：“臣无异议。”袖子里那份折子，自然不用再提。
此时君臣二人还有更要的事情要谈，三月份在科举考试中新党和旧党的明争暗斗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忠实的反映了汴京朝政的现实。自推行新法之后，王安石昔日的好友与支持者一个接一个的走到他的对立面，同时以王安石亲自推荐的御史中丞吕公著为首，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孙觉等一大批台谏官员屡屡上书，指摘新法的过失，其中言辞激烈的人，更是将新法贬得一无是处，罪大恶极，对于王安石与枢密副使韩绛一起领导的新法核心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也是深恶痛绝。只是台谏官员批评宰相，就算是当面弹劾，宰相也只能谢罪而已，这已是宋朝的传统。因此王安石也无可奈何，只能交给皇帝处理。
去年王安石曾经用“征诛”之术，把一批敢为仗马之鸣的官员给贬出朝廷，没想到一波方平，一波又起，看来如果不把御史台彻底控制住，终究是不行，但是御史的任命权，却在皇帝手中……想到这些烦心的事情，王安石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去想石越了。
宣诏的使者来到桑府的时候，桑家上上下下都吃惊不浅——虽然苏轼事先知会了石越，但是石越似乎根本没往心里去。此时使者真的临门，商家富户不比品官之家，也只能草草在院子里设了香案，跪听接旨。
诏书是一篇骈四骊六的大文章，石越若非事先听苏轼说过，几乎要听不懂这诏书是让自己去试茂材制科的。使者摇头晃脑念完之后，便静等着石越领旨谢恩，然后自己好讨喜钱。不料等了半晌，石越一点动静都没有，他这才把一直盯着天空的眼神向地下看去，石越竟然不见了！
使者暗呼道：“糟糕！”上个月司马光拒不接诏，害得给他宣诏的仁兄跑了九次，现在这一位看样子又是不打算接诏了。使者无可奈何的左右顾盼，见到桑俞楚年纪最大，便对他说道：“这位，快去叫石公子出来领旨吧——咱家好回去缴差。”
桑俞楚也不知道石越打的是什么主意，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心里计较半天，朝管家桑来福使了个眼色，桑来福连忙拿了一贯钱过来，悄悄塞到使者手里。使者拿手一掂，知道有一贯左右，说话便客气了几分：“就盼石公子别让咱家为难。”
他知道若是石越不奉诏，他也奈何不得。
不料没多久石越又出来了，他将一封折纸递给使者，一面跪倒，哽咽道：“草民石越，劫后余生，无父无母，不祥之身，实在无意于功名，还请使者转告皇上，请皇上恕臣不恭之罪。”
使者也不敢为难，只好说道：“如此咱家便回去交旨，只是以石公子的大才，只怕还会有恩旨下来的。”说罢便告辞而去。
将使者送出大门，折转回来，唐棣劈头就道：“子明，茂材制科呀！多少人求之不得，若举此科，便直接入馆阁，为何竟要拒绝呢？”当时的人，对于本官升得快慢，并不很在乎，而凡是能登台阁，升禁从的，官场上便引以为荣。这是北宋一代的政治现实。一般试制科的，如贤良方正、茂材之类，一旦通过，就肯定有馆阁的美差加身，这些职位只领薪水，不太要做事情，而且经常可以见到皇帝，参赞机要，如果外放，至少也是一郡太守，称得上是前途无量——石越竟然一口拒绝，难怪便是唐棣也有点想不通。
石越却只淡淡叹了口气，道：“功名余事，富贵等闲，我竟是把这些事都看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