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秋，在我庆幸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就要高中毕业，回到二百多公里外我家所居住的那座城市，在那里随我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同学一同到农村插队，而不在这里，随我高中阶段的同学一同到农村插队的时候，学校领导通过班主任，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原因是有同学反映，说我在同学中间传唱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当时被定为****，它就是现在已被世界上公认为爱情的经典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
这是王洛宾创作的一首青海民歌。
王洛宾在创作这首民歌时，我还没有出生。一九五六年我出生后，起码有两年的时间，我没有记忆；六零年我开始有了记忆以后，大地呈现给我的是一片的凋零。想想看，那个时候，人们连肚皮都填不饱，谁还会有心思来唱情歌？六二年到六五年，国家通过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生活有了少许的保障后，我耳边唱响的是“麦浪滚滚闪金光”这样的歌声，并且，随着这样的歌声，我慢慢地懂得了旋律是可以从一个人的喉咙里发出的这样一种情况。到了六六年，神州大地就开始燥动不安起来，随后，所有的人们就被红色的海洋淹没。这样以来，激昂、高亢，并且明显带着血腥味的歌声就充塞了我的耳膜。直到一九七二年秋，也就是我从二百公里外转到这所学校后，一些略带情感色彩的歌曲才在民间开始传唱。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才在私下听到有人唱这首歌。
说句实话，刚开始，我对这首歌并没有好感，原因是传唱这首歌曲的人，都几乎一致地篡改了歌词，把对爱的圣洁给亵渎了；也几乎一致地唱跑了调，把旋律中原有的那种悠扬和深沉给抹掉了。直到在火车上听了几个北京知青唱这首歌曲后，我才猛然发现，这首歌曲，其实是世界上最能打动人心、最能震撼人心的一首歌曲。
那是我转入这所学校的第二学期。期中考完试后，我回家取钱和粮票，在西安转乘火车时，我又与几个北京知青坐在了一起。
这是一趟往返于西安、铜川间的慢车。那个时候，铜川几乎是全国各地进出延安的唯一通道，所以，我已不止一次在这趟火车上遇到从北京坐火车到西安，再从西安坐火车到铜川，然后再从铜川坐汽车到延安的北京知青了。
北京知青毕竟是北京知青，他们与内地知青有较大的区别。首先，在衣着上，内地知青就穿不出北京知青的品位。例如，同样是一件劳动时穿着的外套，内地知青和北京知青就有着明显的区别，但这区别不是外套，而是内衣。内地知青的内衣，其脏的程度绝不亚于外套，因为，外套的賍只是干农活时附着的尘土或擦挂上的油渍，而内衣的脏却是身体的分泌物和其它异污的黏合污，因此，当你看到内地知青既油腻又黑糊的内衣领口和袖口，再联想到他脏兮兮的外套，你就会条件反射地感到不舒服。北京知青的内衣就不同了，他们的内衣总是干净的、一尘不染的，不论是衬衣还是秋衣，也不管是什么颜色。这就给人了一种感觉：北京知青穿这件脏兮兮的外套，只是为了干活或坐卧，是特意穿上的。而内地知青穿这件外套外出，则完全是因为他平时就穿这个，上哪儿，什么场合，他都这般行头。
这是在穿的方面。在言谈举止方面，那差别就更大了。内地知青的言谈举止，实在不敢让人恭维。他们当中，总有那么几个人，在开口说第一句话时，嘴里都带着不堪入耳的“把儿”，说话的中间，那不堪入耳的“把儿”就更多了，往往是一个接着一个。要是遇到一件不顺心的事，内地的知青立刻就会愤怒，接着就会群而攻之，大打出手。曾经有一次，我看到一群内地的知青，为了一件小事，在车厢里把一个不相识的旅客打得半死。还有一次，我看到他们自己和自己打了起来。原因很简单：另一节车厢的内地知青来这节车厢里闲逛，发现了一群同是内地的知青，多看了他们几眼，于是，战火就在车厢里开始燃烧。那天，要不是乘警及时赶到，非出人命不可。
在这方面，北京知青就文明多了。
说句实话，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北京知青在车厢里与人打架，就是吵嘴，我也没有见过。
起初，我肤浅地认为，北京知青之所以比内地知青平和、沉稳，主要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大都市，那里的文化氛围浓厚，所以就造就了他们为人处事的态度。殊不知他们本来也并非如此，只是他们在经历了比内地知青更加无序的“特殊时期”这个腥风血雨之后，在大起大落中看尽了人事沧桑，事态炎凉，所以才把那些狂燥、火爆、不安份现状的情绪给掩藏了起来。当然了，北京知青的这个变化，是在我过了多年之后，通过熟读“特殊时期”史和钻研心理学，才弄清的一个事实。
每一次乘车，我都希望与北京知青为伴，这并不完全是为了安全，最主要的是，从他们较平和的态度里，我体会到了一种温情；从他们较礼貌的言行里，我体会到了一种尊重；从他们较融洽的关系里，我体会到了一种平等。这些都是自从转到这所学校以后的我很久都没有体会到了的啊！除此之外，我还非常乐意听他们神侃。他们会用散发着迷人一样的京腔，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发生在京城的大小事件。这无疑对我旅途中常常生出的那种无名的郁闷起到了特殊的缓解作用。
但是，这次与我同座的这几个北京知青在交谈时却与我以往遇到的不同。这不同主要表现在氛围上。比如，话题有人引，但无人应，于是，引起话题的人也就索性无味了起来。又比如，有人突然说起了一个人或一件事，这引起了同伴的兴趣，于是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但说着说着就嘎然而止了。
“这其中必有隐情！”我自己对自己说。
有了这个猜疑以后，我就认真地观察了起来，不久，我就在一些细节里，发现了这隐情出自我对面坐着的一个始终都不言不语的知青的身上。这个细节就是：不管谁说话，都不忍心冷落这个知青，尽管这个知青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敷衍地点一点头，或者用恍然无依的目光回望一下给自己递话的人，但他的同伴还是在交谈的中间或者结尾，用一个较温和的语气或一个较温和的面孔，来招呼了他一下。
这是一个面容清秀，神情忧郁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人都保持着一种坐姿一动不动，盯着远处的目光只是在有人向他递来温和时，他才会条件反射地露出一丝灵气，反射过后就又恢复了原来的状况。
这显然是一个人对他过去的往事进行追忆，对他思念的人进行追记时常有的状态。一般情况下，处在这一状态的人是非常专注的，没有人能够走进他的内心。
或许是他的同伴都不愿打扰他，所以，几次很好的交谈，都没有被真正地扯开，就终止了。
西安至铜川的火车是晚上7点20分开车，这个时间在深秋的时候天早以黑了。想象看，在一个灯光昏暗、车体晃动的车厢里，五、六个同伴同坐在一起，没有人说话，只有车轮与钢轨接头碰撞时发出的单调的声响，这能不让人觉得沉闷吗？所以，感到沉闷的我也就索性地闭上了眼。
闭上眼的我是容易思考问题的，尤其在这样一个环境，我思维不可能一点儿也不活跃。就在我猜想着我对面坐着的这个北京知青的身世时，我听到了这样几句对话：
“‘浩’呢？”
“前面去了。”
“去前面干吗啊！”
“可能又去车厢连接处透风了吧。”
听到这几句对话后，我睁开了眼。这时，我发现，我对面坐着的那个北京知青，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座位。
我是正方向座位，要想看到去车厢前面连接处透风的那个被称作“浩”的北京知青，只须坐直了身子。就在我坐直了身子，眺过对面车座的长座靠背，向车厢前面连接处张望时，我又听到了两句这样的对话：
“这次回北京，他是不是又没有找到那个叫‘荣’的小女孩。”
“是的。”
听到这两句对话后，我将放眼的目光收了回来。这时，我看到，我斜对面坐着的那个知青已经陷入了沉思，与此同时，我还发现，紧挨我斜对面坐着的另一个知青和我旁边坐着的两个知青，也都陷入进了沉思。
这是一个极富人情味的沉思，它使我联想到了“同情”这个词，也使我看到了人性中的善良。就在我为这善良而感动时，我又听到了这几个北京知青的对话。
“那个‘荣’，今年多大了？”
“大概十七、八了吧。”
问话的人听到回答后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就发出了一个疑问式的语句：“我有点儿弄不明白？”
“什么弄不明白？”一知青追问道。
发出疑问式语句的知青犹豫了一会儿，接着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你看，”那个知青说，“‘浩’和我们是同级，他今年至少也二十五、六了吧，他怎么会对一个小了他七、八岁的小女孩刻骨铭心呢？”
这是几句十分严肃的对话。由于这几句对话极有可能扯出一段往事，所以，我将我的目光落在了被问话的人的脸上。
只见被问话的那个知青忧郁地望着远处，好像刚才问话的人根本就不曾问过他什么一样。过了很久，他才叹了口气，之后他一字一句地说：“因为，那个叫‘荣’的小女孩，曾经用她的童真，唤起了他活着的希望。所以，她就成了他一生都无法忘记的一个人。”
听完这个回答后，问话的那个知青默默地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他又发出了一句问话。
“你见过那个叫‘荣’的小女孩吗？”
听了这个问话，我斜对面坐着的那个知青把目光移到了问话人的脸上。
“她就住在我家附近。”我斜对面坐着的那个知青回答说。
“那你说说这个小女孩。”问话的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
这个要求一经提出，我就意识到了可能要看到什么。果不其然，我看到了我斜对面坐着的那个知青的眼睛，有了一种光泽。
这是一种夹带着暖色的光泽，这种光泽使我在深秋的凉意中，感觉到了一阵的温暖，也使我在昏暗的车厢里，看到了萤火虫般的闪亮。正当我为这温暖和闪亮激动时，我斜对面坐着的那个知青，用了一种足以使我无法忘记的低沉声音，回答了那个要求他回答的人。
“她是一个端庄、恬静、善良、天真、温顺的小女孩！”
听了这个低沉而又有点儿像梦呓般的回复后，问话的那个知青沉默了。在沉默中，他轻轻地点了点头，之后就把目光投向了远处。
就在我也将目光转移，向远处投去时，紧挨我坐着的一个知青开口了。
“她是什么出身？”
“她父亲是军人。”我斜对面坐着的那个知青回答说。
“她是哪一年和她父亲突然不知了去向？”我身边的知青追问道。
“七一年秋。”我斜对面坐着的知青回答说。
“七一年秋！”我身边的知青有点儿吃惊的接了一句，之后他就不再言语。
这是相隔了不多时间的几段对话。对话的声音虽然都很小，并且都有车体金属部分发出的摩擦声和撞击声干扰，但我还是听清了，所以，在对话结束以后，我脑海里有了两个这样沉重的背景资料：
刚才坐在我对面的，现在到车厢连接处去透风的那个北京知青叫“浩”，他今年二十六、七岁，他曾经经历了一场磨难，这场磨难使他的心支离破碎，就在他万念具灰，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一个叫“荣”的天使般的小女孩来到了他的身旁，她用她的童真抚慰了他，于是，他就把她的童真，当作了上帝送给他的一件礼物，是上帝通过她施舍给他的美丽的天堂，然而，这个美丽的天堂随着她的突然离去，在七一年秋的时候倒塌了，于是，她就成了他刻骨铭心的人；
那个被“浩”刻骨铭心的小女孩叫“荣”，她今年十七、八岁，和我的年龄相同，她是一个天使般的小女孩，她在她很小的时候，曾经用她的童真，抚慰过一个比她大了七、八岁的男孩子，于是，她就在那个男孩子的心里成了一个圣洁，七一年秋的时候，这个叫“荣”的小女孩随她军人的父母，突然不知了去向。
这是两个极易使人产生联想的背景资料，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有可能依据这两个背景资料，把“他”和“她”串连起来，编成一个美丽而又伤感的故事，而每一个编故事的人，在他编故事的时候，又都会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来进行诠释。
我在8岁那年，中国大地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特殊时期”，在这场“大革命”中，我目睹了太多的人间悲剧，其中最悲壮的，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纵身从桥上跳下，结果，在他的尸体旁边，出现了一个比我稍大一点儿的男孩。这个男孩撕心裂肺的哭声，立刻驱使我朝家的方向跑去。在我将要跨进家门的一刹那，我看见我那在运动中也遭到了批判的父亲正要出门，于是我横门而立。父亲看到我惊恐万状的样子，一下子大惊失色，于是他连忙摸了摸我的头，又连忙摸了摸自己的头。待他弄清了我只是受到了一点儿惊吓后，就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声“没事，没事”走了。
依据那几段对话给我提供的背景资料，结合我的人生经历，我把“浩”和“荣”，串连成了这样一个故事：
十二、三的“浩”在遭到了重大的家庭不幸后，他本人也经历了一场人格侮辱，终于“浩”忍受不下去了。一天，“浩”站在了一座行人不断的大桥上，他盯着远处的黯淡的目光，被跟随其父路过此地的五、六岁的“荣”发现，于是，“荣”摆脱开父亲，来到了“浩”的身边。
“你站在这儿干吗？”“荣”眨着眼睛问“浩”。
“浩”沉吟了片刻，说：“我想飞下去。”
“荣”又眨了眨眼睛，然后问“浩”说：“你是蝴蝶吗？”
“浩”叹了口气说：“我不是蝴蝶，我是人。”
“可人是不会飞的啊！”“荣”立刻用孩子般的认真劲儿劝导“浩”说。
“浩”听了这话以后，两行热泪从眼角流下。
望着不再说话的“浩”，“荣”将她玉一般的小手伸出，拉住了“浩”，之后就把他牵引到了桥头。
这是我联想出的美丽而又伤感的故事的引子，而发展下去的情节是这样的：
有了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遭遇之后，“荣”成了“浩”心中的一个天使，也成了“浩”心中的一个圣洁。于是，“浩”就开始了与这个小了他七、八岁的小女孩的交往，一直交往到六八年他去陕北插队。七一年秋的时候，在陕北插队的“浩”回北京寻找这个叫“荣”的小女孩，结果，“荣”和她军人的父母，已不知了去向。自此，“浩”就开始了他在人海中的慢慢寻找。三年过去了，“浩”也没有能够找到“荣”。
这既是一个思想深遂的作家式联想，又是一个内心空虚而又充满了惆怅的人的联想。思想深遂的作家这样联想，是为了构思一部作品，然后写出来供世人传看。而内心空虚又充满惆怅的人这样联想，是为了排解自己的郁闷。那个时候的我就是一个内心空虚而又充满了惆怅的人。其中的原因，是我在转入这所学校以后，遇到了我成长过程中的种种烦恼。所以我常常在适合联想的一切空间，展开联想。
这无疑是一个适合我联想的空间：晃动的车体；摇曳的车灯；无语的人们；有节奏的车轮与钢轨接头的撞击声以及我眼前的这些面容凝重的北京知青和他们刚才那几段严肃的对话，我这个内心空虚而又充满了惆怅的人，能不浮想连天吗？
就在我情绪随着我的联想出现了抑郁的时候，《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曲，由我斜对面坐着的那个知青，用一种略带沙哑的轻声声调，悠扬而又伤感地唱了出来。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她的帐房，
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她那粉红的笑脸，
好像红太阳，
她那活泼动人的眼睛，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我愿抛弃了财产，
跟她去放羊，
每天看着那粉红的笑脸，
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
我愿做一只小羊，
跟在她身旁，
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