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安
《皋兰县红水分县采访事略》（以下简称《采访事略》）原稿存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可能为国民党逃离大陆时携至台湾。1986年由台湾学者影印出版。由于民国二年（1913）才有“红水县”的正式名称，有清一代，一直以“红水分县”称之，因此，《采访事略》当成书于清代，早于民国十九年的《创修红水县志》。关于《采访事略》产生的背景以及其价值，在此稍作探讨，以抛砖引玉。
《采访事略》的产生背景
由于《采访事略》本身未透露采写背景以及时间等信息，需要在此加以说明。
成书时间
原来以为《采访事略》是为《创修红水县志》（以下简称《红水县志》）所作的准备工作。经过对比，除部分碑铭外，今所存《红水县志》内容与《采访事略》相同处甚少，一些碑铭抄录不甚完整，无论体例，还是内容，均可看到《红水县志》是另起炉灶，而且年代相去甚远，这说明《采访事略》不是为撰修《红水县志》而动议。《红水县志》的一些条目，大段抄录光绪十八年《重修皋兰县志》，因此，即《重修皋兰县志》，也与《采访事略》无关。再从《采访事略》无条目、体例杂乱看，亦非为创制志书而做的准备。
据《采访事略》“灾异”部分（《采访事略》本身未列此条目，但从内容分析，当为“灾异”条。故暂称之。）最晚记载到光绪三十四年，“三十四年三月十六日申時，一星从永城兌宮坠之城外大照壁前，形如碗大，色赤，气始红继青，蜒蜿似蛇，寻天鼓鸣。”“光绪戊申三十四年四月朔朝，倐风霾，雪霜大作互飞，觱发栗烈，胜于一日二日，直严冬状，自寅至翌卯始息。将郊野禾苗草木冻杀干枯，以成民灾。岁饥由此。”因此可以判断，《采访事略》成书于光绪三十四年（1907年）或稍后。
《采访事略》在记录《蔡郭氏节考事实》后建议“志局采择为幸”看，这是一次政府倡导下的修志行为。据此，可以判断《采访事略》是光绪三十四年前清政府修撰地方志举动后的产物。那么，在此期间，有无其他资料可以证实呢？
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和《采访事略》同印于一册的《永昌县乡土志》提供了线索。
据《永昌县乡土志·序》：“戊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九月，上宪札催编辑乡土志。杨公集书吏询之，始知奉文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至冬，正前任史公升调之日，接篆者李公铭九。李公以此事未经造入交册，故停阁两年之久。杨公遂责书吏以误事，即可亲造学宫，与雷公商之，因命树桢等采访编撰，限以一月成书。桢自惭谫陋，何敢修辑？幸赖旧乘俱在，故管窥蠡测，不辞僭妄，征诸古书，询诸父老，有者仍之，无者续之。杨雷二公综括其纲，维剪裁其枝叶于说之，存疑者则削之，于词之稀美者，则汰之，阅月余而事蒇。谨遵例目，编成两函，缮写清本，以备採择。”由此可知，《采访事略》是光绪末年清政府一次全国范围内修撰地方乡土志的产物。
《乡土志》的采写源于清末维新改革派欲从爱国、爱乡土来激发国民性的一次文化革新举动。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一月底，清政府在军政、财政、教育等多个方面进行改革，废科举、立学部、兴学堂等措施陆续出台。翌年（壬寅1902年）7月，《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颁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试行现代意义的全民小学义务教育。‘史学’、‘舆地’是小学阶段规定必修的两门课程。具体要求：初等小学第二学年‘舆地’讲‘本乡各境、本县各境’；第三学年‘舆地’讲‘本府各境’。虽然这时还没有明确提出‘乡土史地教育’的概念，但‘本乡各境、本县各境’，实际已经把乡土史地课程纳入教学内容。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十一月，新出台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对小学乡土史地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历史，……尤当先讲乡土历史，……令人敬师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地理，……尤当先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以养成其爱乡土之心’。”
《部颁乡土志例目》像编定教学大纲一样拟定了十五门内容为程式：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民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于是，全国各地，都开始着手撰修乡土志。《乡土志》的内容并纳入小学课程，被认为是终结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旧式封建教育、开启近现代新式教育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因此，可以肯定，《采访事略》应是在此背景下为《红水分县乡土志》的撰修而采访的素材隗集。
而清光绪年间甘肃省确实修撰了一批名之谓《乡土志》的地方志书，如上举《永昌县乡土志》、《安定县乡土志》易雪梅、刘瑛编《甘肃省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P．190，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崇信县采访乡土志》《甘肃省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P．193《泾州乡土志》《甘肃省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P．194、《镇原县乡土志》《甘肃省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P．196、《敦煌县乡土志四卷》《甘肃省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P．202等，为何红水县只有采访录而没有《乡土志》？现存《采访事略》扉页上的“人物一门汝笃裁去”，“汝笃”究竟为何人？无论为何人，说明当时采写的内容中有“人物一门”，是上报时“裁去”？还是修《乡土志》时裁去？都值得探讨。
就甘肃而言，只有《采访录》而没有完成《乡土志》的，还有一些，如光绪年间撰修的《定西县采访录》《甘肃省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P．190、《河州采访事迹》《甘肃省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P．204等，其中原因可能是清政府即将覆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官吏更换频繁，许多事往往有始无终。前引《永昌县乡土志·序》可证。
作者
关于《采访事略》的作者，参考《红水县志》记载，其中的“宋尊仁”是红水人，是老红水人熟悉的一位乡间秀才，红水之有文明和读书人始于该人，被民间亲切称为“宋师父”，其子宋祖尧继承父业，一直授学于红水，也被称为“宋师父”，父子二人对红水的教育有开启始功的贡献，至今为乡人称颂。显然，红水一带的山川、地理、关隘、建置、庙宇、衙署等，当为宋尊仁所采写。
《采访事略》内容最多者为寺滩乡的宽沟、永泰、疃庄等处的山川、地理、人物、官员、建置、庙宇、城池等，当为李国华所采写。李国华，《红水县志·选举》载为宣统时的“文生”，《采访事略》“永泰城记”记载，光绪二十一年“生员李国华、监生阎玉麟等首倡劝众努力，就地筹款壹千有奇，以作补葺之费”，则知李为永泰城中居民。《采访事略》中有其所作诗歌一首。关于其人，还需要查阅当地李姓家谱，予以落实。
有关今天正路乡一带的内容，当为“武绳祖”所采写。据《红水县志》所载，武为咸丰时的文生、光绪时的贡生，清末景泰举人颜学洙门生，可能为正路当地人。
另一作者张文林不知其详。从当时的地理区划分析，或许为今天中泉乡所辖某村人。
采写范围
从《采访事略》所反映的情况看，属当时红水分县所辖之四堡红水、宽沟、永泰、镇虏以及附近各村，其中尤以红水和宽沟、永泰城周边为详细。这可能与采写者本身的素质以及所熟悉程度有关。
《采访事略》的价值
1．《采访事略》是迄今所知有关景泰立县后最早的系统文字材料。虽然杂乱无章，不成体例，但仍记录了许多红水立县以后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移民、垦荒、建置、民俗乃至回民起义、环境保护等材料。
我们知道，清乾隆四年（1739），于皋兰县所属之宽沟添设县丞一员，管理宽沟、红水、永泰、镇虏四堡。县丞为县令之佐官，相当于今日之副县长，县丞驻跸宽沟，此为红水设立分县之开始。但当时尚未以“分县”称之。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甘肃巡抚吴达善提请批准将县丞驻地迁至红水堡，始称“红水分县”。
道光年间，红水分县治所又迁回宽沟。民国二年（1913年）改升为红水县，隶属于兰州府皋兰县，但遍翻目前存留之《兰州府志》以及数部《皋兰县志》，均对当时的红水辖境事迹所载甚少，而创修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红水县志》不但晚于《采访事略》近二十年，而且经对比，创修该志时，出于某种原因，几乎没有采纳《采访事略》的条目，这就凸现了《采访事略》价值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举凡灾异、地方人物事迹、碑铭、山川、地名、里至等，因是当地人写当地事，所以较之《红水县志》为准确、详细。
2．《采访事略》所载碑铭、记述，可补《红水县志》以及《皋兰县志》、《兰州府志》之不足。数“志”所载当时人的碑铭、记述，计有刑云路《永泰城铭》、史载衡《创建义学碑记》、冒蕖《建修宽沟城碑序》、荆州俊《三眼井堡记》数种，而《采访事略》则记录有《宽沟堡义学碑记》、《张公万选德政》、《创建宽沟城堡序》、《宽沟建堡劝捐序》、《创修冒公慈疏》、《永泰城图说》、《文魁阁重建碑记》等。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史料。特别是《永泰城图说》，记载了永泰城为何称为“龟城”的原委，并且详细描述了当时城内各个建筑设施的规模、方位、含义等，是迄今留存的龟城图的详细文字解说网上有一张“龟城图”，从图形看，可能就是《图说》所描述的那张图。尚不知所藏何处。我们看到过许多关于龟城的含义、来历的文字，但由于缺乏史料，猜测、附会的成分居多。而《永泰城图说》，可以说是最权威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