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聪
黄河是今天景泰与靖远两县的自然分界线。黄河在景泰县尾泉入境，途经龙湾、索桥、五佛、翠柳等地，由北长滩下五龙旋口出县境，蜿蜒流程约110公里左右，该段有红山峡、黑山峡和虎峡等峡谷。
但由于该地区黄河落差不太大，下切进度慢，
其间一些水流平稳、两岸地势相对平缓的地段则容易形成渡口。现今黄河两岸的居民点之间几乎随处都可以摆渡。可以认为，景泰境内的渡口，自从有了人类便已经出现。但在历史时期，有文献记载，由国家设置并予以控制的渡口——官渡，仅仅分布在今五佛寺上下游一带。这一带河面比较开阔，两岸地形适宜通行大队人马、商队及辎重。景泰境内的官渡有两个阶段非常繁盛，即两汉时期和明代。也仅仅提到汉代和明代的渡桥。下面分别予以叙述。
一、汉代的媪围渡口
居延汉简（E．P．T59：582）（以下简称居延里程简）记：
媪围至居延置九十里居延置至鲽里九十里鲽里至揟次九十里揟次至小张掖六十里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第39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这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由长安出发西进河西的线路里程记载。时间当在西汉昭、宣时期。何双全《两汉时期西北邮政蠡测》，原刊于氏之《双玉兰堂文集》下，现参见西北师范大学编《西北史研究》第2辑，第603页，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最迟不晚于成帝时期。见同书第534页。按照学界研究及考察结果，媪围在今天景泰境内，大致在芦阳附近。因此，我们姑且把媪围城附近的黄河渡口名为媪围渡口。该简的出现，明确显示，由媪围去向小张掖是当时的一段主要交通线路。据史书记载，汉代的河西长城当起于令居（今永登境内），但在媪围北边一带也有汉代长城遗址。《中国历史地图集》有明确标识，李并成先生已经考证出该段长城的详细走向。很显然，该段长城的作用是保护媪围渡口及西去商路的通畅。这条长城的修建时间可能要晚于令居起点的长城，所以在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修建令居段长城的目的是抵御北方匈奴的南下，汉武帝打败匈奴之后，匈奴的势力逐渐衰退。媪围一带在地理位置上更为偏北，因此属于新开发之地，同时也意味着汉与匈奴的对峙地区由庄浪河已经北移于媪围一带。由于是后起，所以一开始就更显重要。另外，居延里程简记录路线的起点是西汉都城——长安（居延里程简的记载中有间断），因而，有理由认为，在这一时期，媪围渡口为汉代通向河西的首选渡口。根据考古发掘，景泰境内很早就有人类生活，汉代遗址主要分布在今芦阳附近（参见下表），可证明该地区的早期开发与利用，也可以作为媪围渡口兴盛的一个旁证。
《景泰县志》所列汉代及以前墓葬统计表
墓葬名称所属时代出土器物具体位置文保级别
吊沟汉代灰陶罐、五铢钱芦阳城东五公里县级
张家台新石器时代彩陶、夹砂陶、石斧等细石器芦阳镇东关村县级
校场梁汉代灰陶罐、红陶仓、刀币、五铢钱芦阳镇张家磨村县级
城北墩汉代、魏晋彩绘陶壶、红陶仓、玉雕芦阳乡城北墩村县级
西林汉代绳纹灰陶罐、五铢钱芦阳镇席滩村县级
马鞍山东汉灰陶管、壶芦阳乡城北墩村县级
喜集水新石器时代彩绘红陶喜泉乡喜集水村县级
兴泉堡汉代灰陶罐、五铢钱、素面灰陶喜泉乡兴泉村县级
二、明代索桥渡口
明代，景泰黄河渡口又一次繁忙起来。该渡口在河东岸名为索桥渡口。索桥渡口的位置在地方志书中有好几种记载。康熙志本文未确指的《志》均指不同时代的《靖远县志》。记载：
索桥堡城：前后设建处所不一，故堡城尺丈亦无定。据今考，哈思吉堡西南六七里至黄河岸，又三四里至大口子、小口子即昔年初建索桥地也。盖隆庆初，创筑船桥以通往来。寻因河水泛涨漂没无存，仍以船渡。其马（码）头故迹犹存。万历年间，创建芦塘，修筑新边，又置索桥于哈思吉西十里。始亦用船桥，后卫冲损，亦用船渡。其码头故迹亦存。万历二十九年，始筑一堡于桥东，名为铁索关，门上有石碣额曰：索桥堡。旁镌钦差靖远等处地方参将丁光宇，故迹犹存。至于今之索桥堡，则万历四十二年以来所建也。道光《靖远县志》卷2《城池》，第143页。
可见，索桥堡及索桥的地址变化不定，至少有3处：哈思吉堡西南三四里至六七里处；哈思吉堡西10里处；今所见索桥堡。《甘肃省通志稿》卷2《城池》则记载有万历二十九年所建。
索桥渡口仅仅在明代万历以后畅通一时，此前此后均无大的影响。如明代万历以前，松山一带为蒙元遗部占领，景泰——兰州段黄河为明朝与蒙元势力的界河。《康熙志》记载蒙元残部进攻路线有5条，其中“一路自迭烈逊老龙湾乘冰渡河，由旱平川白崖子、打剌赤入犯安会临巩地方”。道光《靖远县志》卷2《形胜》，第105页。这股势力当来自于松山。蒙元势力对明代形成极大威胁，时人叹道：“北则西夏之运输不通，东则环固之地方骚动，南则会安之民无宁之区，秦陇之士无息肩之日矣。”隆庆三年冬在京上兵部尚书霍思宝、卫贡生高冠：《议设沿河堡更（？）据要隘以虚废以消鲁患疏略》，《靖远县志》卷8《杂说》，第691页。明朝也多次予以还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市兰工坪明戴廷仁夫妇墓》（《文物》1998年8期）记有嘉靖丙辰（1556年）、万历己丑（1589年）年两次冲突。万历二十六年，明代收复松山。并且修筑了索桥至土门段长400里的长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
五边考：靖鲁卫东北二十里有大小松山，……隆万间，虏酋宾兔盘踞其中，时肆侵掠内地。削弃仅存一线。万历二十六年，抚臣田乐克复其地，建堡筑城，屯戍相望，乃割芦塘等处属固原，红水河、三眼井等处属临洮，阿坝岭、大靖城、土司儿等处属甘肃。自靖鲁卫界、黄河索桥起至土门山共长四百里，而兰靖庄浪千四百余里之冲边始安。
《明史》记载：
甘宁间有松山，宾兔、阿赤兔、宰僧、著力兔等居之，屡为两镇患。巡田乐决策恢复。云偕副将甘州马应龙、凉州姜河、永昌王铁块等分道袭之。寇远窜，尽拔其巢，攘地五百里。
万历朝以后，索桥渡口繁盛一时，康熙志显示，渡口的地址及渡河方式也一再变化。直至清前期，索桥渡口在也一直被沿用。
三、对两个繁盛阶段的认识
景泰境内黄河渡口两个繁盛期的出现在时代背景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黄河作为中原王朝的内河，该地区成为交战双方的对峙地区。
秦汉以前，黄河是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天然屏障。夏秋季节山洪暴发，河水暴涨，渡河很难。少数民族的骑兵只有在冬季踏冰桥过河。汉武帝开发河西，设立四郡以后，河西走廊的走廊作用才真正得到发挥。在甘肃境内的一段黄河也变为内河。商贾和官吏渡河往来频繁，人数骤增。但是，该河段北边有匈奴，南边有羌人，对丝绸之路的畅通有很大的威胁，作为最为捷便的景泰黄河渡口必然受到重视。景泰黄河渡口的第一个繁荣期也就出现在这一时期。
明朝的景泰黄河渡口具有同样的时代背景。明朝初年，修筑嘉峪关，占领河西地区，最初也在永登一线修建长城以防御蒙元势力的南下，后来，收复松山一带，边墙也循汉长城旧迹修建。景泰再次成为防御北部游牧民族南下的前沿。更值得注意的是，万历以后，甘肃境内的一段黄河再次由原来的明朝与蒙元势力的界河变为朱明王朝直接统辖区的内河。明朝通过赐印、封王等形式对青藏高原地区拥有管理权，但青藏地方政府的独立性依然很强。青海湖以西有鞑靼土默特部落。在今天的川、甘、青交界地带则设立卫所，以行使有效的管理。参见赵云田《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相关论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该河段北面的蒙元势力，南面的羌人、藏族及蒙古族时有威胁。为了经营河西，景泰的黄河渡口再次受到重视。第二个繁荣期也随之来到。
在这两个时期，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北面，匈奴之于汉，蒙元之于明，均为劲敌。比较而言，该河段南面——河湟地区的威胁显然要小得多。该地区之于河西，僧徒商旅之进出，舆夫使臣之往还，偶有取途于此。但是，在运输工具是役畜的前提下，要作为交通驿道，运送大批军需粮草则实在难行。这正是景泰的黄河渡口受到重视的原因之所在。正如清人《许氏方舆百卷》卷38甘肃一：“自河州以西、北至靖远，皆昔人控扼制胜之地也。”
四、两点余论
关于景泰黄河渡口，有两个问题需要补充。首先是唐代乌兰关及乌兰县的问题。
严耕望根据《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资治通鉴》、《武经总要》、两《唐书》认为：
唐代会州治所会宁县在今天靖远县城北约百里，从会州沿黄河东岸西北行180里至会宁关，渡河西岸即为乌兰关、乌兰县（今景泰治东），元和中，吐蕃建乌兰桥于河上。乌兰又西20里至新泉军，统兵7000人，为边防大军之一。盖即为镇护关津而设。新泉又西北400里至凉州治所姑臧县（武威）。
依据《唐六典》及敦煌水部式的记载，对会宁关作了如下推测：
每日来往盖千人以上，交通行旅，可谓盛矣。足见此关之重要性，宜中央训令加强河防，以此关为首也。又考《唐六典》六，京城四面关无驿道及驿道而非京城四面关者，皆为中关。中关十三，会州会宁关为其一。则此关当驿道也。故多行旅往来，且为政府极重视也。
也就是说，在严耕望看来，乌兰县在景泰境内，乌兰关在河西岸，会宁关在东岸。若此，唐代的景泰黄河渡口又有一兴盛期也。
关于严耕望的说法，似乎以下两条材料有所帮助。明代荆州俊《三眼井堡记》：“自乌兰哈思吉堡至大靖泗水堡，延袤四百里，建堡十有二，而三眼井其一边，分属兰州卫移军守之。”此处言乌兰哈思吉而不言靖鲁哈思吉似乎表明乌兰在哈思吉一带。《靖远县志》卷2《古迹》，第127页。
发现于靖远县双龙乡仁和村西约2公里的黄河南岸，发现有“大唐故左骁卫翊府，翊兵部常选氾府郡墓志铭并序”，序言“以天宝七载（784）仲春旬于乌兰县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七。”《甘肃古迹名胜辞典》北城滩汉唐墓群条。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5年。
不过，严耕望的论理中推测成分较多，尤其是关于会州治所会宁县的推断需要进一步的证据。而且据敦煌文书反映，唐代有经过兰州抵达会州而过河的路线，如果将乌兰关、会宁关定于景泰一带，从兰州出发而从景泰渡河显然有些迂远。
所以，认为唐代景泰黄河渡口出现繁荣需要新的证据。
其次是明代的莎桥渡口。在景泰黄河渡口上游直线距离约50公里处，有名莎桥渡口者。该渡口的位置不在景泰境内，但其过河后的去向是景泰。该渡口的演变与索桥渡口关系甚密。故补充论述如下：
《甘肃通志稿》卷20《建置五》关梁条记载：“莎桥：在县北七十里迭烈逊。明隆庆初建，设船桥以凉庄路。”《中国西北稀见方志》（1）《甘肃通志稿》，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728页。据考证，该渡口位于今白银市平川区水泉乡黄湾。刘再聪《有关迭烈逊渡口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1期。明代初年，“元将贺宗哲攻风翔不克，自固原之六盘山遁去，明师追之，复由迭烈逊渡河遁。后设巡司于此，每岁冬增兵戍守。”《读史方舆纪要》卷62《陕西·靖远卫》。看来，在元代末年，这里已是通往河西的主要道路。《康熙志》云：“明初设立巡检司防守，建置船只，索桥通凉庄路。”由于蒙元势力的威胁，渡口及巡检司曾一度被移废。康熙《靖远县志》记载：“在迭烈逊，旧置船只，通凉庄路。明成化年间改移打剌赤，后罢废。”道光《靖远县志》卷2《古迹》，第127页。但由于地理位置重要，最终还是难以割舍。《明会要》：
（宣德）七年五月，复开平凉府开城县迭烈逊道路。先是，陕西参政杨善言‘西安靖府州，岁运粮饷赴甘州、凉州、山丹、永昌诸卫，皆经平凉府隆德县六盘山蝎晰岭。山涧陡绝，人力艰难。开城县旧有路，经迭烈逊黄河，平坦径直，抵甘州诸卫，近五百余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凉拨军造济，人以为便，既乃罢之。今请如旧开通，以利民。《明会要》卷75《方域五·道路》。
盘踞松山的蒙元势力被击退后，该线路更加繁忙。（明）吕大用《建设水泉堡碑记》记：
迄庚子岁，赖我皇上天威，扫空松穴，于是北通甘凉，西达洮靖，东接固原，寻为三镇通衢。冠盖驻节，旗盾即次。兵饷之飞运星转，边商之蚁攘蜂熙，咸于此假道托宿。迎送奔驰者，苦无宁日。本道逐徙迭烈逊、陡城二军以实之。《靖远县志》卷6《碑记》，第523页。
水泉堡在迭烈逊东10公里处。于迭烈逊渡河后，其去向是景泰的脑泉、营盘沟，翻过老虎山再西去。《白银市平川区志》第15章《交通》，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45页。2005年本人去景泰参加会议，从当地人士王自德、杨悦春处得知：老虎山有余脉称龙沙山，山中有一低凹处称龙沙岘，此山为南北走向，有一条官道从中穿越而过，当为当年的丝绸之路。该渡口作为兰州至宁夏干线的渡口一直使用至上个世纪中期。所以，在明代，除渡口受到关注外，景泰境内尚有一条西去的路线。
结论
本文所言景泰黄河渡口的繁盛仅仅就景泰本地而言。因为，黄河渡口不可能局限于一处。丝绸之路的走向也不限于一条。新出土的汉代悬泉里程简（Ⅱ90DXT0214（1）：130A）记：“仓松去鸾鸟六十五里鸾鸟去小张掖六十里小张掖至姑臧六十七里姑臧至显美七十五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5期。录文在33页，图版在29页。这是又一条关于河西路程的简文。与居延里程简比较，两条简文都出现小张掖，如果判断无误的话，两条简文表明，去小张掖的路程至少有两条。据研究，该简所记路线属于汉代武威郡境内，大概在今天祝和古浪至武威城一线，此条线路的过河地点不明两条简牍均有残缺，考古报告及参加发掘人员的相关文章均有说明。但可以肯定是，不会与上一条路线的过河点重合。也就是说，媪围所在的路线仅仅是其中之一。在汉代如此，在明代同样如此。明代的迭烈逊渡口同样能够证明这一点。
但是，景泰黄河渡口在历史时期的作用同样不容置疑。汉代对付匈奴，明代抵御蒙元残部，该地区既是前沿，也是通往河西的要道，更是渡河的要津。因而长城、丝路和渡口并存。时势与地理位置共同促成了景泰黄河渡口的两个繁荣期。汉武帝时，霍去病西征的渡河地点，不少学者也倾向定于景泰、靖远一带。因为，从地图上，选择从景泰、靖远渡河直趋武威基本上是一条直线，行程最为捷便。景泰应该是有文献记载的丝绸之路上的河西第一站。
（刘再聪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