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73年，他就和森有礼、西周、加藤弘之等人组织明大社，以文明开化的启蒙为己任。该社和次年出版的《明六杂志》，在日本的启蒙时代起了先驱者作用。福泽在这方面确是具有旗手的作用。
作为一个思想家，福泽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他主张从思想入手以改革民心：“兵乱虽治，而人心骚动未止，……宜假此佳机，一扫旧习之惑溺，导以新制，改革民心”。他主张实利，反对空谈。1869年，他在致松山栋庵的信中，就曾极力主张：“一身之独立而有一家之独立，有一家之独立，才能使一国独立，天下独立。而其能致一身之独立者，无他，唯先开其智识耳”。他还提出“争利即争理”的口号，主张限制汉字，把迂阔繁琐的文体改为平易简学而确实的文体，介绍和引进簿记制度，提倡“尚商立国”。他曾在其所办的《时事新报》中大声疾呼：“不要妨碍富豪们的进步”，“国家的富强，在于贸易的发达”。这和他早年在《明六杂志》上反对外国人杂居时的论调“旅行者杂居，虽便于商业，但商业之权而操之在彼，则损亡之源也。”是一致的。他这种把日本引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在明治维新以后促使日本加速向资本主义推进过程中，起很大作用。福泽不仅在思想上提出这些主张，而且还脚踏实地地贯彻到行动中。庆应义塾就是在他这种思想指导下，由他亲自经营管理而成了在日本现代培养出实业家最多的学府。
在政治上，福泽的自由主义思想，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也有一定影响。他提倡普及民智，人民有参政权，主张设立国会。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福泽这种思想，不能不认为是比较先进的。当然，福泽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启蒙时期，有他进步的一面，也有反动的一面。在福泽的思想中，存在着很深的弱肉强食的想法，这表现在以后他所发表的“脱亚论”中。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发生很大变化，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并逐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当它羽毛丰满，武力稍强时，就企图用军事上的侵略，以增加其资本积累，加速其发展。侵略朝鲜和中国的行动，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产生的。对于这些行动，当时日本有识人士中不乏起而反对的，特别是知识分子；可是作为文明开化启蒙者之一的福泽谕吉，却并不如此。在这一系列的侵略事件中，他始终是支持这些非正义行动的强硬论者。
1885年（日明治18年）福泽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有名的“脱亚论”。他认为，中国和朝鲜，对日本来说，都是同处亚洲、东方的恶友，应该远绝。他主张，日本的文明开化，要全部都向西洋学习，像中国和朝鲜那样不知改进，依然迷恋于古风旧习的国家，必须加以抛弃，以免成为日本的负担。甲午战争发生以后，他除捐出私财一万元以充军费之外，还逐日在他所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社论，鼓励士气以支持这次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中国战败之后，他在致山口广江的信中说，“现在邻邦中国和朝鲜，也包括到我文明圈之中，诚为毕生愉快之事，实出意外。”他认为中、朝的战败，是日本输出“文明”的机会。因此，当他听到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军时，竟发出这样的叫嚷：“歼灭一切丑类”，要没收所有土地，把全岛都收为国有领地，建立一个远东的新兴帝国。
福泽谕吉作为思想家有其两面性。他崇尚西洋文化，极力主张日本模仿、吸收其优点以加速日本的文明开化；但同时，由于他出生在封建社会，青年时代受到皇国史观的国粹思想影响很深，加上资产阶级思想中的侵略思想也给了他深刻印象。因此他在批判儒家思想尊攘的国家主义思想的时候，实际上又承受了其中最反动的部分。作为文明开化先驱者的福泽，同时又成为“脱亚论”的倡导者，从外表上看是很矛盾的，实质上其思想根源是一贯的。
1901年（日明治34年）2月3日，福泽因脑溢血不治逝世。
乔治乌·德治
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
（1901～1965），前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乔治乌1901年11月8日诞生在罗马尼亚雅西州伯尔拉德市。父亲塔纳瑟是工人，工资微薄，家境贫困。他11岁开始做童工，15岁到莫伊内什蒂市的罗马尼亚之星工厂当电工学徒。1919年，罗马尼亚工人为争取民主权利和提高工资，爆发蔓延全国的罢工斗争。乔治乌加入了莫伊内什蒂市罢工者的行列。他参与组织工人纠察队，担任各罢工团体之间的联络员。1920年，乔治乌转到雅西铁路工厂，参加了当年10月的全国总罢工。
1921年，乔治乌到加拉茨市电车公司所属工厂工作。这年5月，在工人运动高涨的基础上，罗马尼亚共产党宣告诞生。
1923年，乔治乌应征入伍，在福克夏尼市第三工兵团服役。服役期满后，乔治乌返回加拉茨市，继续在原先的工厂工作。
当时，罗马尼亚共产党处于非法状态。党在工会中进行秘密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乔治乌向往共产党，于1930年加入罗马尼亚共产党。当年，乔治乌在加拉茨铁路工厂组织了党支部，被选为罗共加拉茨市党委委员和工会联合会委员。
乔治乌的革命活动引起保安部门的注意。1931年8月15日，地方当局将他从加拉茨市强行送到德治城。乔治乌利用各种机会向工人说明通过革命争得解放的道理。他告诉工人：“提交备忘录和议会质询是不能使资产阶级退却的……只有全体工人有组织地行动起来，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1932年1月，罗共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工人中成立行动委员会。3月召开铁路员工全国代表会议，成立铁路员工中央行动委员会。乔治乌被选为委员会的书记。委员会发表宣言，动员工人为改善生活，反对剥削和压迫，组织集会、游行和罢工。
1933年1月，罗马尼亚铁路局宣布降低工人工资。布加勒斯特的格里维察机车修配厂甚至拒绝向工人发放已被降低的工资。乔治乌组织该厂工人在1月28日举行示威游行和四小时的抗议罢工，要求厂方增加工资并停止解雇工人。工人们在自己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于2月2日宣布罢工并占领工厂，要求政府承认工人建立的工厂行动委员会。罢工浪潮波及普拉霍瓦河谷、雅西、克鲁日、加拉茨、巴什卡尼、康斯坦萨等地。
政府为诱使工人复工，被迫同意工人的要求；然后又在2月14日宣布对一些工业中心实行戒严，当夜就逮捕了1600多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在乔治乌的领导下，格里维察机车修配厂7000多工人再次罢工，占领工厂并筑起街垒。近两万名布加勒斯特各工厂的工人聚集到该厂门前，开展声援斗争。2月16日，政府命令军警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进行镇压，许多工人倒在血泊中，几百名工人被捕。转入地下的乔治乌也在当年6月被捕，提交克拉约瓦军事法庭审讯。
在法庭上，乔治乌慷慨陈词：“即使等待着我的是绞刑架，即使为将要说的话付出生命，我也要在这里公开宣布……作为一个自觉的工人，将力求做一个有益于我的阶级的人。”他正气凛然地宣告：“有罪的不是我们这些为面包、为生活而奋争的人。有罪的是那些降低我们工资的人，……是资本主义制度。它给整个工人阶级和所有受这个制度剥削和压迫的人带来的是饥饿、失业、恐怖和死亡。”“这个审讯是虚假的东西，因为被告不坐在这些长凳上，真正的被告在政府里。”乔治乌的辩护词传播到全国，在工人中间引起极大的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