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吐厮罗吐政权的主要人物除了接受宋朝的官职封赐外，还有不少人接受宋朝的赐姓命名。据祝启源先生汇总的解吐厮罗吐家族世系表，其家族中有21人被赐姓赵或以“赵”姓命名。宋灭解吐厮罗吐政权后，汲取历代皇朝“有其地而不有其民”的教训，采用“皇恩感化”的办法争取人心，对其首领，一是组织起来分批朝觐京师，对他们热情接待，生活上给予优厚待遇；二是再次进行封赐，重新使用，任命官职，镇守要塞，如陇拶归降后，任为河西节度使知鄯州（青唐的易名），充西蕃都护，封武威郡公，依府州折氏例世世承袭，并赐姓名为赵怀德；
三是将一些重要上层人物迁移到内地居住，如将阿里骨先送到熙州居住，后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远迁到邓州（今河南省邓县），由朝廷供给茶彩什物等生活资费，最后死于邓州。宋朝的这些措施，主观上是让这些人为朝廷效力，协助宋朝加强对河湟地区的统治，客观上也为民族间互相了解、交流，乃至融合提供了条件。
解吐厮罗吐政权解体后，宋朝与河湟藏族联系不断，直至南宋王朝仍与解吐厮罗吐家族后裔有着密切交往。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南宋王朝为遏制金人势力向西，派遣钱盖经略河湟，命陇拶之弟益麻党征“措置湟鄯事”，赐姓名为赵怀恩，特封为陇右郡王。益麻党征后在金人武力威胁下，于绍兴四年（1134年）弃离部族田宅，携老小家眷迁移到阆州（今四川阆中），投附南宋，受到四川安抚制置使司的安置。
绍兴七年（1137年），瞎毡（解吐厮罗吐长子）次子董谷（汉名赵继忠）率众归附南宋，被授官职，“由修武郎进武翼郎兼门合门宣赞舍人”，其属下各首领也都补授了相应的官职。据《宋史》，当时不少西蕃部落为避金人，逃避到山谷，经川陕宣抚使吴璘招抚，归顺南宋的有28部之多。溪巴温（解吐厮罗吐之兄扎实庸咙的孙子）第六子益麻党征（今译尼玛丹津），汉名赵怀恩，子嗣颇多，皆赵姓，依汉族习俗排辈起名。益麻党征原任熙河观察使，宋室曾封他为“陇右郡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改授“鼎州观察使”，二十七年（1157年）“充成都府路兵马钤辖”，驻扎成都府。李石《方舟集》卷十六中有《赵郡王墓志铭》一篇，记述益麻党征的史迹，反映解吐厮罗吐家族世代在青海河湟地区以及甘青黄河以南一带活动、效忠宋王朝的情况，铭文也指出“解吐厮罗吐首领和宋皇朝中央是臣属关系，世世代代先后都是宋室的刺史、节度使、郡王等；另一方面，墓志中明白指出宋室对解吐厮罗吐采用的是‘羁縻’政策；从整个中国古代史来看，‘羁縻’政策是土司制度前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对开发边区、促进民族融合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四节】汉藏民族共同开发河湟谷地
一、河湟早期文明
解吐厮罗吐政权所在的腹地——河湟谷地，包括青唐、宗哥、邈川、廓州、河州等，海拔较低，濒临大河，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适于农耕，开发历史很早。这里也历来是多民族活动的舞台，不少民族先民在这里创造过辉煌的历史。根据考古发现和有关研究成果，位于河湟的今民和县的阳洼坡、核桃庄、阳山、马厂塬，乐都县的脑庄、柳湾，大通县的上孙家寨，互助县的总寨，西宁市的朱家寨，循化县的苏乎撒，同德县的宗日，贵南县的尕马台等地，以及化隆、尖扎等县黄河两岸多处地方先后都发现了马家窑文化遗存。马家窑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800～前2000年，是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文化，以比较发达的彩陶器具为基本特征。1974年春，青海省考古工作队首先从挖地修渠村民那里发现乐都县柳湾出土的陶罐。自此，开始了对柳湾文化遗存的发掘和考古研究工作。在许多墓穴中发掘出各种彩陶、人的残骸、石器、贝壳、斧头及一些纺编随葬品，考古学家们持续了6年的工作，先后掘出1730座墓葬，出土各种珍贵文物35000多件，仅彩陶多达15000件。出土文物雄辩地说明这里早在新石期时代已有大规模的人类活动，而且从陶器的生产看出，当时已有一定的工艺手段和制作程序，融入了人类有组织的创造性劳动。出土物中还发现了麦、粟之类的谷物，可见这里农业生产由来已久。民和阳洼坡石岭下类型遗址曾出土带贮坑房屋遗迹，发现大量的石刀、石斧、陶刀、骨铲等农业生产工具。到马家窑文化晚期的马厂类型时，为死者随葬粮食的现象普遍，“在一半以上的马厂墓葬中都有容积较大的装有粮食（粟）的粗陶瓮作为随葬品”。
这些都表明当时已有了相当的农业生产水平。一些研究者认为，“青海地区大规模畜牧业的兴起是青铜时代卡约文化时期的事，至于游牧经济的产生更晚至卡约文化后期，而这时原始农业在河湟地区产生已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这里的农业之所以开始得很早，除了较为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还因为“受到东部陕甘地区原始农耕文化的强烈影响”。
在河湟地区也发现了大量齐家文化、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的遗存，反映出这里原始先民进行陶器制作、纺织、皮革加工、石器加工、木器加工、冶铜等原始手工业状况。
二、汉唐屯田河湟
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西汉于令居（今甘肃永登县西）置护羌校尉，开始对西部羌人行使管辖权，并通过移民、筑塞置亭等措施，使汉族势力向河湟逐步渗透。汉宣帝神爵初年，西汉在赵充国平羌胜利的基础上，将金城郡原所辖6县扩至13县，新设7县，其中在河湟的有允吾（治在今青海民和县下川口）、破羌（治在今青海乐都县老鸦城）、安夷（今青海平安县境）、临羌（治在今青海湟源县城东南）、河关（治在今甘肃积石山县大河家）等，并移郡治到青海境的允吾，从此河湟流域地区正式纳入中央封建王朝的郡县体系之中。西汉王朝为保证西部边疆长久安宁，采纳赵充国提出的《屯田策》，“顺天时，因地利”，“罢兵屯田”，从临羌（今青海湟中多巴）至浩门（今民和享堂）一带开垦土地两千顷以上，兵士分屯各要害处垦田。同时，修水渠，缮驿亭，架桥梁，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共同开发和繁荣了河湟地区。后来，随着两汉移民屯田政策的推行，汉族人口不断增加，内地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陆续传入河湟，河湟两岸出现灌溉农业，土地所有制、赋税制度等与中原逐步趋同，社会形态跃入封建社会。
西晋建国，青海东部相对安宁，中原难民多来此避难，人口不断增加。此后，前秦、后凉、南凉、西秦、北凉等政权相继统治河湟，连年战祸使这里的生产活动受到很大影响。其中，南凉王国建都青海，一度“劝课农桑”，恢复经济，河湟曾是河西陇右地区最为繁荣的地方。隋初，在河湟设鄯、廓两州。唐袭隋制，开发河湟，陇右道署衙一度设在鄯州（治今青海乐都），陇右节度使一直驻节鄯州，河湟属陇右中心地区之一，这里是青海境内政治、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地方和祖国内地通往西域的交通枢纽。隋唐都曾在河湟屯田，尤其唐代，“在青海河湟地区的屯田达到空前规模，盛时屯田总面积达五六千顷，最高产量曾达到百余万石”。据《通典》卷2《食货》所载，天宝八年（749年），全国屯田收入总数为131．396万石，尚不及高宗末年河湟地区屯田岁入的1／2。可见，河湟地区在当时是全国最富庶地区之一。经济繁荣带动了人口增长，仅青海境内鄯、廓两州达5万余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05％。
三、吐蕃势力东渐，汉藏共同开发河湟
安史之乱后，河湟没入吐蕃。自此直至五代，河湟战乱不息，农牧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吐蕃为加强其统治，在河湟、河西地区一度采取军队驻屯和移民政策，并对河陇汉族采取融合、同化政策，根据其统治下的汉人的具体情况，有些没为奴婢，有些委以“舍人”等职，为吐蕃所用。大部分按吐蕃制度组编成部落，委任降附的唐朝官员或当地的士绅进行管理，按部落征集赋税和徭役。《因话录》中载，吐蕃“每得华人，其无能者，便充所在役使，辄黥其面；粗有文艺者，则涅其臂，以候赞普之命；得华人补为吏者，则呼为舍人。可，则以晓文字，将以为知汉书舍人”。当时，河陇地区汉人“衣胡服习胡语”，在吐蕃强制下普遍吐蕃化了。唐长庆二年（822年），唐使刘元鼎入蕃会盟，途经河湟龙支城时，“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
经刘元鼎私下秘密询问，知道这些人是迁自丰州（今陕西府谷）的汉人。
据《新唐书》等，没入吐蕃的河湟人，按照吐蕃的规定，只有在每年初一正岁一天祭祖时，才穿戴唐朝的汉人衣冠，以“不忘汉仪”。祭祀完毕，则“号恸而藏之”。他们居河湟间，世相为训，心不离汉，说明河湟汉人对吐蕃的强制同化多有抵触情绪，但事实上已被吐蕃化。吐蕃王朝崩溃后，部分驻屯军和移民都成为当地居民，他们与吐蕃其他民族一起，为共同开发河湟做出了贡献。
解吐厮罗吐政权建立后，采取联宋抗夏的政策，河湟社会相对稳定，安定和平的环境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主要开发措施是：
（一）实行屯田。11世纪，宋朝安置泾水、渭水上游、洮河、岷江流域等地区的藏族，推行寓兵于民的屯田戍边政策，由政府划拨土地，免税耕种。据文献记载，宋将王韶在今甘肃临夏、临洮一带大量开拓土地，招纳30多万吐蕃人从事垦种农耕。熙州（临洮）、河州（临夏）一带原有已荒芜的农田，经过宋朝屯兵营田，基本复种，至11世纪70年代，已开拓土地方圆1200里，粮食实现自给。崇宁年间，北宋势力进入河湟地区，宋朝边将赵隆、何灌先后经营河湟，进行屯田，开渠引水，灌溉闲田，并从河州等地招募人丁来这里耕种，一度衣食赡足、供输丰厚。
（二）保护农耕。据文献记载，宋将王韶在解吐厮罗吐辖境与北宋交接地带的临夏、临洮一带曾招纳30多万吐蕃人开拓土地，从事农耕，春秋两季派军队保护耕作和收获，禁止附近汉族购买拨给吐蕃人的土地，勒令退还已买土地。宋朝还任用蕃人首领，担任各级官吏，进行地方行政管理，并组织蕃军，招募弓箭手，组成地方武装，维持治安，用藏族习惯法处理民族内部纠纷，以宋朝法律裁决汉藏民族之间的争端。为了鼓励发展生产，曾推行“蕃汉青苗助役法”，为农耕藏民发放贷款，鼓励利用荒僻耕地免租牧马。这些做法既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又密切了汉藏两族人民生产、生活上的联系与情谊。
（三）兴修水利。何灌早年在熙、河、兰、湟等州任过弓箭手，曾向宋徽宗上疏，说西宁、湟、廓三州是汉时金城郡湟中地，尚存汉唐旧渠，建议朝廷在那里修整渠道，引水灌田，使土地旱涝保收。后来，在他任熙河路都监等职期间，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经过半年的时间，就整理出水浇地26000顷，招募到屯田弓箭手，在西北各路中，成绩最著。何灌知湟州后，开渠引邈川水灌溉闲田千顷，当时的湟州人称他所开之渠为“广利渠”。
宋将赵隆“知宁州，充陇右都护”时，也曾在河湟兴修水利，引湟水浇灌西宁川土地，并从河州招募人丁来这里耕种。
（四）发展手工业。解吐厮罗吐政权以牧为主、农牧结合，民间鞣皮张、纺毛线、织氆氇、织毛毡、搓绳索、制作鞍具、编织帐篷等传统畜产品加工业比较发达。在当时的河湟地区，酿酒、银器、铁器加工、甲胄等兵器制造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解吐厮罗吐政权向宋朝进贡的“方物”中，除马匹外，有不少自己制作的工艺品。武器制作除打制弓箭、枪、矛、刀剑等外，最善于制造甲胄，沈括在其名著《梦溪笔谈》中称赞青唐人所锻甲胄“铁色青黑，莹彻可鉴毛发，以麝皮为酉级旅之，柔薄而韧”，五十步外，“强弩射之不能入”，说“其锻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锻之”，详细描述了工艺过程和利用冷变形提高金属硬度和韧性的技术。
宋人田况在《上仁（宗）兵策十四事》中也称西夏、吐蕃人之甲“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不可入”，建议学习对方的制作技术，“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纯钢甲镞，发赴缘边先用”。
青唐人善于造甲，可能继承了唐代吐蕃制作精良铠胄的传统，但也不排除对中原工艺的吸收和当地其他民族工匠的参与。
（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河湟地区河流溪涧纵横交错，当时的青唐人（解吐厮罗吐政权时期的河湟各族人民）曾在洮河上架桥，沟通洮州南北；在廓州至安乡关地段的黄河上架设桥梁，并用船只、皮筏横渡河流，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同时，注意城市建设，当时的青唐城、邈川城等已具相当规模，另外宗哥、林金城、廓州、河州、洮州等都是有名的城镇。李远《青唐录》载，当时的青唐城，“城枕湟水之南，广二十里。
旁开八门，中有隔墙，以门通之，为东西二城……门设谯楼二重。谯楼后设中门，门后设仪门。过仪门北二百余步为大殿九楹。柱绘黄龙，基高八九尺……西城无虑数千家，东城惟陷羌人及羌人之子孙、夏国降羌，于阗、回纥往来贾贩之人数百家居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宗哥城“分东西二垒，广八里，北依山，南枕湟水，比诸城最高”。这两座城镇是青唐通往宋地的必经之路，为当时主要的商业贸易中心。这些交通、城镇建设对开发河湟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