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敕建藏传佛教寺院，也是明王朝实施“因其俗尚，用僧徒导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据《明实录》《西宁志》《西宁府新志》所载，明朝在永乐十年（1412年）到正统七年（1442年）的短短30年中，仅河湟地区赐名或敕建的主要寺院就有10座以上，如弘通寺、永兴寺、弘觉寺、宁番寺、瞿昙寺、华藏寺、大乘寺、崇法寺、觉化寺、弘化寺、隆务寺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乐都瞿昙寺。该寺始建于洪武四年（1371年），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创建该寺的僧人三剌向明廷贡马，招抚罕东等部，得到朝廷信任，朝廷赐名瞿昙寺。永乐五年（1407年），三剌侄徒班丹藏卜进京贡马，明成祖派孟太监携巨资扩建瞿昙寺。据记载，明代曾有7个皇帝先后为瞿昙寺下过敕谕、诰命二道，封大国师、国师、都纲各一，颁给大金印一枚、镀金银印一枚、象牙图案二方、钢印一枚。
此外，弘化寺、灵藏寺、隆务寺等寺院僧人都受封过“国师”、“大国师”等封号。
明代在藏区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目的当然在于维护世俗的统治，以有利于明朝中央加强对藏区的统辖，客观上加强了内地与藏区的联系交流，缓和协调了藏传佛教教派之间的矛盾。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说，“朕嘉其识天命，不劳师旅，共效职方之贡，已授国师及故国公等为指挥同知等官，皆给诰命。自今为官者务遵朝廷法，抚安一方；僧务敦化导之诚，率民为善，共享太平，永绥福祉，岂不休哉”。
二、藏区地方与明王朝的贡赐关系
藏区地方僧俗首领向明廷纳贡和朝廷对朝贡者的回赐这种贡赐关系始于明初、终于明末，是藏区与中央王朝之间关系密切的重要表现，亦属藏区同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
明代，藏区地方僧俗首领的朝贡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土特产，氆氇、足力麻、铁里麻、硼砂、左髻、毛缨、酥油、明之甲等；一类是宗教品，画佛、铜佛、铜塔等。明朝前期一般以马入贡为主。朝廷回赐一般分正赏和贡品价赏。正赏数额在明朝前期没有明确规定，像法王、王、大国师等亲自进京朝贡，赏赐是非常丰厚的。明成化之后，朝廷规定了藏区一般僧俗首领进贡的正赏数额。贡品价赏就是贡品的酬值。朝廷对主要贡品都有定价。回赐物主要有金、银、钞、绸缎、茶叶、绢布、袈裟等。从1436年起，银成为国家货币。藏区贡使大多从内地购买回更多的茶叶、瓷器、药材和修建寺院所用的金箔、颜料、乐器等。《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不少贡使返回时，“金帛器服络绎载道”。可见，贡赐关系同时是一种经济、文化的交流。
明王朝对朝贡和回赐的原则是“厚往薄来”、“宁厚毋薄”，体现着怀柔抚慰的用意。回赐物品的价值一般远大于朝贡物品的价值，通常是3倍，甚至对在朝贡途中的损失也酌情给予补偿。如途中因故死了的贡马，每匹贡马补绢3匹；途中因故死了的骆驼，每峰补3表里、绢4匹。
明时藏区地方的朝贡主要有如下几种：年例朝贡，通常称为例贡。这种朝贡是藏区地方政教首领及其他僧俗势力按照朝廷规定，定期向朝廷进贡的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请职朝贡，有请封朝贡、请袭朝贡、请替朝贡3种，主要是藏区地方僧俗官员向朝廷祈请任职、承袭、替代为目的的朝贡；贺谢朝贡，是遇有朝廷各类庆典的庆贺朝贡和因朝廷褒扬、赏赐或加封后的谢恩性朝贡。此外，还有大量不属上述3种情况的临时朝贡。明代的朝贡并非一切人都可随意进京朝贡，而是有条件、持凭据的。朝贡的主要凭证是朝廷颁赐的印信、诰敕等。地方政教官员和僧俗首领遣使进京朝贡，须持加盖敕封印信的文书。一般法王、王以下者朝贡，须以朝廷所赐的敕谕为凭。明朝中央为接待藏区贡使，专门设立了会同馆，还设四夷馆，负责文字翻译等工作。
明初，朱元璋把朝贡更重要的是看作政治上的臣属关系，规定3年一贡。他说：“古者中国诸侯与天子，比年一小聘，3年一大聘。九州之外，番邦远国，则每世一朝。”
可见3年一贡是参照诸侯于天子3年一大聘而来的，取意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因此，成化年间之前，朝廷采取多贡者不限，有3年一贡的，也有2年一贡的，还有一年一贡或一年两贡的。
由于明廷对藏区朝贡者赏赐格外优厚，进贡者往往名利双收。在“厚往薄来”政策的驱动下，朝贡者人数急剧增加。以阐化王领地的僧人朝贡人数为例，宣德正统年间（1426—1449年）不过三四十人；景泰年间（1450—1456年）人数增加了10倍；天顺年间（1457—1464年），每年达到3000人之多，是宣德正统年间的100倍。贡使人数猛增，使朝廷应接不暇，迫使朝廷整肃朝贡。除重申3年一贡的旧制外，规定一方面准许频繁的贡赐，以满足藏区和朝廷的需要；另一方面限制贡使人数，大族四五人，小族一二人，国师以下不得径自遣人入朝。在明廷对甘肃总兵官宁远、伯任礼的敕命中说：“近者西宁等处番僧喇嘛来朝贡者甚众，沿途军马供给烦劳……今至者惟远方化外之人，如例起送，余留尔处，照旧管待，用偿其值。凡彼情有欲言，尔等研实，即为条陈，听候处置，庶彼此两便。”
总之，明代藏区和朝廷的贡赐关系时间长，人次多，贡赐量大，规模空前。除政治关系、政治用意外，众多的贡使频繁地把藏区贡品送往朝廷后，既可得到丰厚的回赐，同时在返归时采购大量藏区所需之物，实际上已发展为一种“贡赐贸易”，其经济、文化意义也是很积极的。
【第三节】格鲁派与明王朝的关系
一、格鲁派的创立和兴起
格鲁派由宗喀巴创立，是藏传佛教中最后创立、影响最大的教派。格鲁派的产生，大大推进了藏传佛教思想体系的进一步完整和系统，为整个藏区乃至中央皇权的封建统治提供了新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持，对藏蒙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藏语“格鲁”，意为“善规”，以格鲁派倡导僧人严守戒律而得名。格鲁派也被称为“甘丹寺派”、“新噶丹派”，俗称“黄帽派”或“黄教”，还有称“萨玛巴”的，意为新教。宗喀巴（1357—1419年），法名罗桑扎巴，诞生于青海宗喀地方（今湟中县鲁沙尔镇塔尔寺所在地），兄弟6人，他排行第四，家族麦姓。父亲鲁本格，元时担任“达鲁花赤”，人称达鲁花赤鲁本格，母亲香萨阿切，均为当地藏族。“宗”意为湟水，“喀”意为水滨，因宗喀巴是格鲁派的创始人，人们尊崇他而以其家乡地名为他的别称。宗喀巴3岁受近事戒，正式皈依佛教；6岁受密法灌顶；7岁正式削发出家，并受沙弥戒，从此在夏琼寺师事顿珠仁钦，10年苦读，显密兼修，在佛学方面打造了良好的基础。16岁奉师命进西藏学法深造，25岁在西藏雅隆南杰拉康寺受比丘戒，标志他已修完显宗经典的全部教程。从此以后他更加发奋，继续研修密宗教义。经过长期的修学钻研，最终成为一名精通显密、学识渊博、著述等身、备受敬仰的一代宗师。
宗喀巴自受比丘戒之后，便开始收徒传教，讲经释论，从事大量的宗教社会活动。成就学业以后的宗喀巴，面对当时戒律涣散、日益颓败的藏传佛教，立志起衰救弊，从整肃戒律入手，倡导改革。他认为戒律是立教之本，没有戒律就没有佛教。
约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始，他改戴桃形黄色僧帽，表示带头继承和严守佛教戒律。建文四年（1402年），他应邀参加艾寺的坐夏****，为僧众讲授《律经》，提出制定严格可行的戒律，整饬教风，重振佛教。主张僧人广学经、律、论三藏，全修戒、定、慧三学。要求僧人显密双修，先显后密，循序渐进，提出了一套严谨的学经修身制度。在寺院管理方面，他首倡“委员制”，主张学经组织与经济组织分开管理，广泛与各地政治势力建立联系，争取各方面势力的支持。宗喀巴寓宗教改革于大量的宗教活动之中，对宗教改革和格鲁派的创立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永乐七年（1409年）初，为纪念释迦牟尼，在“灌顶国师阐化王”札巴坚赞的支持下，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发起了万人祈愿大****，向释迦牟尼佛像奉献了纯金头饰。这次大****是一次不分教派、不分地域、规模空前的宣扬佛教的活动，标志着藏传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格鲁派创立。****后，宗喀巴派弟子达玛仁钦在帕竹贵族仁钦贝父子的资助下，在拉萨以东今达孜县境内的旺古山兴建了甘丹寺，成为格鲁派的祖庭。寺院建成后，宗喀巴为甘丹寺座主，常住该寺，研修经典，从事写作。永乐十三年（1415年），宗喀巴弟子绛央曲杰扎西贝丹（1379—1449年）奉师命在内邬宗本南喀桑布的资助下，在拉萨西郊兴建了哲蚌寺。永乐十六年（1418年），宗喀巴弟子释迦也失用明廷所赐，在拉萨北郊兴建了色拉寺。宗喀巴为哲蚌、色拉两寺建成开光。至此，格鲁派拉萨三大寺建成。正统十二年（1447年），宗喀巴门徒根敦主巴在帕竹贵族们的资助下，在日喀则修建了扎什伦布寺。万历五年（1577年），青海湟中的仁钦宗哲嘉措为纪念宗喀巴大师，开始兴建塔尔寺。清朝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嘉羊协白多吉在青海河南蒙古亲王的资助下，在今甘肃夏河县修建了拉卜楞寺。上述六寺总称为格鲁派六大寺院。除六大寺院外，西藏的上下密院等众多寺院，青海的佑宁寺、广惠寺、德千寺、东科寺和甘肃、四川、云南的许多格鲁派寺院相继建成，形成了一个以寺院为主体的强大宗教教派。永乐十七年，藏历土猪年（1419年）十月下旬，宗喀巴大师病重。十月二十三日，向弟子达玛仁钦传赐衣帽，委为第二任甘丹赤巴，作为格鲁派代理人，称“贾曹杰”。十月二十五日，宗喀巴圆寂于甘丹寺，享年63岁。后来，整个藏区尊宗喀巴大师为“第二佛陀”、“文殊再世”，以藏历十月二十五日宗喀巴忌辰为燃灯节。
随着格鲁派的崛起，信仰格鲁派的民众迅速增加，地域很快覆盖了整个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地区和部分汉族地区。明朝后期、清代以来，****、****、章嘉、哲布尊丹巴等活佛转世系统的活佛，成为闻名世界的宗教领袖。
二、格鲁派与明王朝中央的关系
宗喀巴推行宗教改革，格鲁派蓬勃兴起，一开始就引起了明王朝的重视。永乐六年（1408年），明廷派遣四名金字使者，带着许多随从和礼品进藏，召请宗喀巴进京谒见。因当时宗喀巴正在筹备传召大****，教务繁忙，不能脱身，便写表文呈奏原委恳辞召请，并向明朝皇帝致敬致谢。永乐十一年（1413年），永乐皇帝又派专使赴拉萨迎请。宗喀巴考虑到格鲁派正值初创时期，他主张的宗教改革亦处关键阶段，同时也考虑到格鲁派必须争取朝廷的支持，于是复书永乐皇帝，表示亲率众僧从西藏“以至诚之念，为陛下祈祷，愿陛下圣寿绵长，皇图永固”。
祈请皇帝对自己不能应召予以谅解，特派弟子释迦也失代表他进京朝觐。释迦也失（1352—1435年），拉萨东郊蔡公堂人，是宗喀巴的亲传大弟子，自幼出家为僧，天资聪慧，博闻强记，初任宗喀巴的司膳，常在大师左右，因勤奋研习，故深通显密，佛学精深。永乐十一年（1413年）底，释迦也失率随行人员从西藏出发，抵四川成都，受到永乐帝特派官员的接迎，于翌年底抵南京，受到朝廷隆重迎接。同年12月27日，释迦也失在皇宫大行殿朝觐永乐皇帝。这是格鲁派代表首次晋见明朝皇帝。永乐帝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五月十一日，封释迦也失为“妙觉圆通慧慈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印诰，并赐给金边黑色僧帽一顶。这年七月，释迦也失奉命前往蒙古、五台山等地弘传格鲁派教法。第二年六月辞归，朝廷赐金银、佛像、佛经、佛塔、法器、绸缎等大量财物。
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即位不久，即遣礼部尚书胡荧等进藏召请释迦也失再次进京。宣德四年（1429年），释迦也失不顾年迈，不畏路遥，毅然再次离藏经青海等地赴京。明宣宗将他留居京师，驻锡在北京嵩祝寺以东的法渊寺。宣德九年（1434年）七月，宣宗皇帝“遣成国公朱勇、礼部尚书胡荧持节封释迦也失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应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简称“大慈法王”，藏文译意为“绛钦曲杰”。自此，释迦也失多被称为“绛钦曲杰”。宣德十年（1435年），释迦也失启程返藏，“卒于途中”，终年83岁。在他两度进京的过程中，除在北京讲经说法外，还曾在蒙古、四川、山西、青海、甘肃、陕西等地弘传佛教，建寺办教，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释迦也失的一生，为西藏地方和明朝中央的联系，促进藏、蒙、汉地区佛教文化的传播发展，增进汉藏地区的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此后，格鲁派主要寺院纷纷派遣僧人入京朝贡请封。据《明实录》记载，正统十四年（1449年）哲蚌寺朝贡；景泰二年（1451年）色拉寺朝贡；成化六年（1470年）甘丹寺朝贡；成化十六年（1480年）扎什伦布寺朝贡。河湟地区的瞿昙寺、弘化寺等寺院也不止一次地朝贡请封。在明朝中央的支持下，格鲁派寺院集团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巩固。
【第四节】索南嘉措的政教活动和“****”“****”名号的由来
一、“****喇嘛”名号的由来
16世纪初开始，随着支持保护格鲁派的帕竹阐化王势力日益衰落，仁蚌巴、辛夏巴相继兴起。噶玛噶举黑、红帽系先后同仁蚌巴、辛夏巴联合，敌视和挤压格鲁派，使格鲁派发展严重受阻。格鲁派在同噶玛噶举派为首的反对派势力的斗争中，实力大大受挫，以致无力遣使赴京，因而与明廷的联系也日渐疏淡。这种情况直到16世纪七八十年代因哲蚌寺住持索南嘉措即第三世****喇嘛卓有成效的政教活动才有所改变。
第三世****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年），今西藏堆龙德庆县泽噶康萨贡人，幼时被认定为根敦嘉措（第二世****喇嘛）的转世灵童，4岁迎入哲蚌寺奉养，7岁受沙弥戒，11岁任哲蚌寺住持，22岁受比丘戒，自此开始了他以弘扬格鲁派教义为主的政教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