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民族在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中，从自身的生存、发展出发，开创自己的生存空间，创造出自己必需的物质、精神财富。同时，在广袤的青藏高原，藏汉等多民族杂居共处，共同开发、建设家园，始终有着频繁的民间交往。在长期的交往中，彼此学习，相互交流，互通有无，产生了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密切关系，在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民俗风情、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相互吸收、交融，形成许多共同的特点。它像一条纽带，把汉藏两族人民紧密连接在一起，使两个民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为共同推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一节】生产生活方式的相互吸收
民族间的接触、交流，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族分布格局的多层次混杂，它为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提供了条件。由于历史的变迁，青藏高原边隅青、甘、川、滇地区，形成汉藏等多民族杂居的格局，为汉藏民间文化交往创造了便利条件，他们在生产生活方式方面相互吸收，出现不少相似点，主要表现在：
一、居住
住所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凝聚的体现，是一种固态文化，往往受自然和地域环境的影响，形成不同风格。汉藏交错杂居地带一般自然环境较好，适宜农耕。这里的藏族逐渐由以牧为主变为农牧兼营或以农为主，与汉族的文化交融现象尤为明显。从事农业的藏族与汉族一样，普遍住居称为“庄廓”的四合院。明清以来，生活在河湟流域从事农业生产并与汉族杂居的藏族被汉、回等其他民族群众称为“家西番”，意思是“打庄廓居家的西番人”。庄廓，土筑有围墙，以正方形为主，一般正房在北，宽敞高大，左右侧房较窄小，形成天井，除了人的居室外，还有畜棚、仓库等，院内布局与汉式庄院相同或相似。但藏族庄廓又有自己特色：（1）大门门楣及门框上悬挂印有经文的布幔，有的在门顶墙头立一木杆，上有经幡；（2）院落中央竖一高约6米的松木杆，上缠印有经文的经幡，木杆四周砌有转槽；（3）正房进深较深，中厅供奉佛像，或独设佛堂，供平时诵经；（4）围墙四角各置一块白色石头，表示吉祥；（5）厨房与卧室相连，用矮墙相隔，锅头连炕，既能煮饭，又能取暖。以上不同特点，主要体现出藏民族的宗教信仰，与建筑本身并无关系。至于住房样式结构，汉藏雷同，而且“锅头连炕”的做饭取暖形式往往被山地汉族所吸收。
以往川水地区的农民称山地农民“住的是锅头连炕，吃的是青稞面干粮”，更多的是指受藏族影响的汉族农民。庄廓内部建筑规模因主人的经济状况不同而异，一些殷实的藏族大户砖砌大门，院内有花坛、楼阁回廊、雕梁画栋，大量地吸收了汉族富宅的建筑风格。普通百姓家住屋中间两道梁，两边梁头担搁在土墙上，这种土木结构的房屋，称“黑鹰展翅房”或“一流水土屋”。旧时，在边远落后地区，穷苦人家无力打筑庄廓，在厚墙头上搭上椽子，上铺柴禾，抹涂泥浆，建成结构简单的住房，单门、单窗，一般3至5间不等，供人吃住，旁边建有畜棚、猪圈和贮放燃料的草房等，汉藏民族基本相同。当然，任何文化的交流吸收都是双向的，一些地方的汉族吸收藏民族美观、轻巧、便于携带的牧帐，制成白布或花布帐篷，供外出远行、赴各种集会、离乡搞副业劳动等时居住。
二、服饰
服饰也最能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特点，它的变异往往是人们为了适应环境，吸收他族之长进行改良的结果。最早在7世纪中叶，随着文成公主进藏，汉族的服饰工艺就被吐蕃人所接受。至今在布达拉宫的松赞干布塑像，身着右衽窄袖长裙，肩披裙被，腰系饰金宽带，足蹬靴履，颇有汉服神韵。藏族节日所着用布料、丝绸、锦缎等为面料的挂面皮袍可能是受到汉族服饰的影响。有的藏族学者认为，藏族保存了许多古代汉族的制度，原来藏族贵族的服饰、礼节、头上的梳等大都是唐代由汉族传来的，甚至藏族的“献哈达本来就是汉族的献帛礼。可是今天大部分汉人不懂献哈达是怎么一回事”。
河湟藏人穿一种当地人称为“半长”的衣服，一般为单衣，右衽、大襟、高立领、囫囵袖，无兜、肥大，腰系长带，胸前装东西，衣长不过膝。
这是对藏族传统的冗长、厚重藏袍的改良，在保留原有藏袍特色的基础上，吸收了汉族服饰短小轻便、便于劳作的特点，成为汉藏服饰的一种结合体。这种“半长”衣服也多为汉族所采用，只是一般不用腰带。旧时，河湟汉族多穿“白板皮袄”、“皮褂”、“皮坎肩”和“褐衫”，这些都是对藏族服饰的吸收。“白板皮袄”用老羊皮生鞣或熟鞣后制成，皮面洁白无外套罩衣，袖口和袄身不像藏式皮袄那样肥大冗长，在冬季最能御寒暖身，又便于劳作，常在外出劳作或搞运输时穿用。“皮褂”较白板皮袄更短，既经久耐穿，又方便劳动和御寒。“皮坎肩”一般用羔皮制成，大襟无袖，挂绸缎面，常由老年人穿于外衣下，既轻便又保暖。“褐衫”先用绵羊毛捻线，再用手工织成褐片缝制而成，男式袈裟式衣领，女式为中式高领，均大襟右衽，腰身肥大。
旧时，这些服饰在河湟汉藏民族中常见，不少地方还穿皮裤、褐裤，戴狐皮帽，汉藏无异。汉族农民还仿照藏式皮靴，用牛皮制成短腰船形皮鞋，称为“挖泥皮鞋”，鞋子肥大，冬天内垫毡片或干草御寒。青海东部农区汉藏民族普遍睡烧炕。烧炕通称“打泥炕”或“石板炕”，用土坯、炕圈、石板、草泥等砌抹而成，炕铺毛毡，绵软耐用，烧炕在冬天和春秋季节用麦草、畜粪等煨得很热，既能保暖，又解疲乏，治疗腰腿等病痛。毛毡分两种，一种绵毡，用绵羊毛擀制而成，一般白色，有的染成红毡；
一种是沙毡，用山羊毛制成，质地较粗，色呈青杂色。这里的农民还穿用一种叫“毡袄”的衣服，用毡片缝成，形如披风、斗笠，适于雨天劳作，可防雨水湿淋。以上是旧时汉藏结合的各种服饰，现基本时尚化，多穿现代流行服装。
三、饮食
饮食文化是反映民族文化发展轨迹和变迁的又一直观表现，汉藏民族也多有相似处，是互相影响吸收的结果。茶叶从唐代输入藏族地区后，它消腻、解乏的功能深受藏族人民喜爱，成为生活必需品，且天长日久，嗜茶成癖，有“宁可三日断粮，不可一日无茶”之说。汉藏交界地带汉人亦颇受此俗影响。这里传统上用茯茶，常见的两种饮法：（1）熬茶。一般用茯茶加清水在砂罐中熬煮而成，必加青盐，有俗言“茶无盐，水一般”，有条件的还加花椒、姜片等佐料。（2）奶茶。先熬好清茶，然后调入牛奶、青盐等，味美可口，营养丰富。这些饮茶方法均学自藏族同胞，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食物方面，藏族的手抓羊肉、青稞炒面、酸奶、肉粥、肉汤挂面，以及肉肠、面肠、肝肠、血肠等各种****被汉族广为吸收，成为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青海风俗简志》认为，“青海汉族饮食习惯中，人们偏爱吃大块‘手抓羊肉’，以前人们喜食炒面，青海人自称‘炒面头’，这些与受藏族饮食习惯的影响直接有关”。
而汉族的片面、擀面条、馄锅馍等又被农业区乃至牧业区藏族群众普遍吸收。这样，在饮食习俗上汉藏两族形成了许多共同点。
四、生产活动
汉民族作为农业民族，主要采用农业劳动与土地结合的生产方式，仰仗土地上的精耕细作，并以家庭手工业为辅来谋生。而藏族作为游牧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以游牧经济为基础，主要靠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来生存。但汉藏交界地带适宜农耕的自然条件使部分藏族不断由游牧转向农耕，俗称“土房家”，至今许多地名保留了原来游牧的痕迹，如“上帐房”、“下帐房”、“羊圈”、“峨尔哇”（藏语牛圈之变音）等。民族间的交往犹如一条不可或缺的文化纽带，把两族的文明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加速了双方的接触和了解。这种民族间长期的接触、交流，造成生产方式的互补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同时，也使以游牧为主和以农耕为主的两种经济形态在发展过程中，进一步互通有无、相互依赖，促进了共同发展。安多地区居住在河湟谷地、西部柴达木盆地、共和盆地的藏族，种植的农作物品种与省内汉族相同，主要有小麦、青稞、蚕豆、豌豆、洋芋、油菜等。个别地方还种植蔬菜、瓜果和花椒、枸杞等经济作物。旧时农耕主要靠牛，常见的耕地方式叫“二牛抬杠”，即二牛并轭拉犁。主要农具有犁铧、耱子、耙子、铁锨等，田间管理用锄头、铲子、榔头、背斗等，收割打碾则用镰刀、碌碡、木锨、叉扬、荆叉、推巴等，汉藏所用农具和生产方式相同。现在生产方式有很大改变，普遍机耕、机收，劳动强度大大减小。这里的农民都有饲养家畜的传统，畜种有羊、牛、猪、马、驴、骡，有的还养鸡、养骆驼。靠近脑山地区，一般有较大草场，多为藏族聚居，生产方式则是半农半牧的农牧结合形式，较多地保持了藏民族的游牧传统，饮食结构趋同于牧区，与纯农业区有较大的不同。原来，这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色明显，生产生活用具多为自制，后随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活动。手工业多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加工。商业贸易多“以物易物”，出现过“茶马互市”、“骡马市”、“牛羊市”等集贸市场。在甘青地区有一种特有的中间商人，称为“歇家”，他们精通汉藏双语，往来于汉藏地区，进行皮张、羊毛等交易。民间还有一种称为“货郎子”的商人，用担箱、驮箱、背箱载装所谓“针头线脑、洋火水果糖”的民用小百货，手摇“拨浪鼓”，走乡串户，送货上门，十分活跃。从清代后叶起，相继出现“官歇家”，以粮食、茶、烟、酒、布匹、丝绸等交换藏族地区的土特产品，有过较大的商号，青海湟源，甘肃河州、临洮，四川茂汶一带，是历史上出名的商贸集散地，为沟通汉藏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过重要作用。
【第二节】族际间的宗教文化互动
藏汉民族经济生活的密切交往也使宗教文化形成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促进了汉藏民族宗教信仰的不断融合和宗教感情的一致，构筑了汉藏民族相同或相近的心理感情，它又反过来极大地稳固了在经济政治利益方面长期形成的难以分割的依存关系。
一、信仰的多元化
我们知道，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同根，是佛教的不同流派，但它们是佛教传入我国后，在不同地域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经过长期的本土化后形成的，各有不同特点，信仰主体也不同。尽管如此，双方交往自古频繁，直至今日。东汉以来，汉僧不断来汉藏交界地带进行传教活动，藏传佛教早期，汉僧到藏区传教、译经的事迹不绝于史，西藏佛教后弘鼻祖喇勤·贡巴饶赛早年在安多受戒，其中两名戒师是汉族比丘。藏传佛教兴起后，影响不断波及汉族地区，藏僧到内地传法、灌顶、修塔、建寺的事迹很多，“汉人亦有出家为番僧者”，家有病人或丧事，请喇嘛诵经祈祷或超度者比比皆是。在汉族寺庙和藏传佛寺中佛道诸神共聚一堂的情形也较普遍。
青海东部汉族聚居的村落，庙宇非常普遍，所供奉神祗，以道为主，儒释道混杂，其中不乏所谓的“番神”，皆称昔日藏传佛教喇嘛来此举行宗教活动所赠或遗存，或请自某某藏传佛寺，不少迄今仍有宗教联系。青海黄南、海南等地藏族颇信仰汉族传统的文昌帝君、二郎神等，建有其庙宇。如贵德县河阴镇的文昌宫，是当地极负盛名的一座汉藏结合式的寺庙，始建于明代，为附近汉、藏、土等多民族信仰。主供的“文昌”，汉族认为是主管功名、智慧的神灵，而藏族尊称为“阿美玉拉”，则是护佑一方平安的地方神。一进山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汉藏结合的焚香、煨桑形式和不同服饰、语言的信众。文昌的“眷众”多汉藏结合，如先锋“罕巴然果”，是一山羊头形的猛厉神祗，完全是藏式，再如所谓的“无量爷”，藏族称“加央那波”，意为“黑文殊”，从命名到造型，汉藏合璧。至今寺管会成员，汉藏兼有。平时香客络绎不绝，尤逢农历正月初三和六月初一，各地各族信徒纷至沓来，共同祷拜，一片祥和，被当地政府确立为民族团结的“平安寺院”。这种信仰多元化的特征，在汉藏交界地带最为普遍，在其他地区亦不罕见。
二、灶神信仰
灶神，汉族又称“灶君”、“灶爷”、“灶王爷”、“灶娘娘”等，藏族通称“麦拉”，意为火神，是从原始社会火崇拜基础上发展出的一种神祗，为中国民间普遍信仰的俗神之一。汉族地区奉祭灶神由来已久，远在周代即为居家“五祀”之一。民间相传，灶神受命于天庭玉皇，下凡到人间为各家之主，其职责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负责各家祸福。每年腊月二十三日返回天界，7天后于新春日复被迎回人间。藏族的火神一般有两种含义：一是东南护方神，相当于汉族道家五行说中的“南方丙丁火”；一是管灶之神，完全同于汉族的灶神。由于汉藏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在灶神信仰习俗上有明显的汉藏文化融合特色。如送灶神时供献12个小馅饼，点灯、焚香，为灶神的坐骑献上草料（甘草和豌豆）等，汉藏完全一致，送灶时间汉族为腊月二十三日晚，藏族与汉族基本相同，或略有出入，如河湟藏族为腊月二十四日，推迟一天的原因相传是“家西番”因家贫当日没买到送灶神的三炷香，翌日用三根小棍代香才送走了灶神。
这些情况说明，在汉藏杂居地带，藏族受到汉族强势文化的影响，基本上全盘接受了汉族灶神信仰的模式和祭灶礼仪，本民族原先信奉的火神神性特征不断汉族化。当然在灶神信仰方面也保留了藏民族本身的一些特征。如有的学者认为藏俗处在火神与家神相重叠的模糊阶段，灶膛本身为灶神的依附处。信仰方式上，平时在锅台上敬献刚烧煮好的食物、奶茶等，或先向灶台洒一些，让灶神享用后，家人方才饮用；送灶神时，根据“女不祭灶”的习俗，由家庭中的男性成员煨桑烟祭，用桑烟熏厨房，驱赶邪气等。这些又保存了藏民族固有的特征，从而在灶神信仰方面出现本民族与汉族混杂的内容，形成本民族与汉族在传统神灵观及其信仰方式方面相互交融而变异的情况，这一切都表现出汉藏民间文化交融的明显迹象。
三、祭俄博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