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拉开一个新时代的序幕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1949年，凌晨，南京城。
解放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占领了长江路292号******官邸——总统府。
从此，一个旧时代被埋葬，新时代的大幕拉开……
马克思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在中国，1949年，伟大的人站在历史的节点上，集体翻开新的一页，为中国树立了坚定不移的坐标。
1949年，是你的，我的，他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
1949年10月1日，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全国沸腾，为这伟大时代的开启而载歌载舞。
在这一年，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将变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独立国家，迎来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时空的瞬间转折势必会带来一场巨变。中国在世界重拾尊严，并有了社会主义的鲜红底色。
我们以战争与革命这种彻底的方式结束了旧时代的苦难，开启了一扇民族复兴的时代之门，历史的笔锋变得气势磅礴且意气风发。
新时代的来临，是一个复合命题，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外交，都是划时代的开始，都站在新的起跑线上跃跃欲试。某种程度上，新中国的商业史，亦发端于此。
我们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有时候会走上一条光明而催人奋进的道路，比如改革开放。但是，历史的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它需要积蓄和凝聚。如果没有若干段非瞬间的时间延伸，就无法迸发出划开时代苍穹的瞬间。因而，谈及中国的商业发展，绝对无法忽视1949年******的意义。
1949年，中华民族站立起来，这对于中国经济史或商业史的意义举足轻重。
商业发展嵌入社会，不管是民间草根不动声色的披荆斩棘，还是高层大张旗鼓的经济变革，都离不开社会的土壤。因此，政治是否稳定，文化是否开放，商业主体即参与者是否拥有足够的从商特质，都决定着中国商业的发展脉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及中华民族当家做主是中国商业得以发端，并不断积蓄力量的宏观前提。
历史具有延续性，说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无商时代”未免太过夸大其辞，但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的断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级，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新中国的成立，为后来商人逐渐从边缘走向主流、从跑龙套到但任主角、从“无商不奸”的社会认同到“为富也仁”的同理心，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记忆逐渐被淡化与抽象化，昔日的残酷也被轻易地过滤，年青一代或许难对此有深刻理解。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压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中国商业身上。中国的商人们即使再顽强、再坚韧、再忍辱负重苟且偷生，也无法从容游走于三重压迫的夹缝中，或者刚有星星之火就被无情扑灭，或者侥幸起家，发展起来也步履维艰。商业的萌芽，在风雨飘摇的大背景下，显得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官僚垄断资本耀武扬威、巧取豪夺，民族资本备受打压；帝国主义列强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甚至连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和关税收支权都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
******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曾这样说：“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官僚资本销声匿迹，帝国主义的资本掠夺戛然而止，这为中国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利于商业规则的建立和实现公正的资源分配。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这样开天辟地的政治事件，中国商业的发展仍然难以为继。
良好、稳定的政治环境，仅是中国商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大前提，整个中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空前提高才是促进商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一个备受欺压凌辱的国度可能会产生一大批前赴后继为国家崛起赴汤蹈火的英雄，但却很难造就大批商业精英。因为，以生产的方式把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往往是以和平为最基本的前提。
人能弘“道”，需要条件；弘“商道”，更需要条件。
封建王朝及“蒋氏王朝”惧外、崇外，甚至在政治、经济上唯帝国主义马首是瞻，上层的消极态度必然会影响到人们乃至整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信仰和理想变得支离破碎。商业要得到发展，就离不开参与者的良性软资源——自尊、自信、智慧、有魄力、有激情、有理想，而旧中国屏蔽了中华民族这些曾有的优秀特质。1949年，过去的精神积弊一扫而光，正如******所说，“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中华民族被压抑的优秀特质再次迸发，中华民族有了自尊心、自信心，也有了理想。中华民族的理想是暖色的，饱含激情，是一种神奇的力量，中国商业也将在激荡中前行。
1949年，我们有了新的选择。我们用革命这一暴力方式追求整个**********与幸福。不过，当我们站在废墟上，在这个火热的、令人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却不能用暴力的方式重建家园。
这年年初，美国******发表了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艾奇逊在信中说：“中国人口在18、19世纪里增加了两倍，吃饭是每一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作出了反驳，“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的确，旧中国留下了一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百废待兴：194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美国1800年的16.6%、1900年的5.2%、1949年的2%；钢产量是英国的0.9%、法国的1.8%、日本的3.2%、美国的0.18%；中国铁路通车里程1万公里，英国1840年铁路通车里程1万公里，美国1870年铁路通车里程7万公里、1949年40万公里；粮食年产量只有2162亿斤，棉花只有559万担，“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排名表上接近最底层”……麦克法考尔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记载：与现代经济所持有的长期结构问题——低人均收入、寿命短、低储蓄和投资比率——一起出现的，是伴随着20年国内战争的物质和人力资源损失以及极大的通货膨胀。
财政赤字巨大，通货膨胀，底子薄，生产力差……要有饭吃、有衣穿，实现民族复兴就不得不走发展经济这条路。正如******总理所说，“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经济方面”，“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旧有经济模式留下的遗产也不完全一无是处，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不仅不良资产会被清除，一些优质资产也会遭殃。而事实上，这些优质资产可以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添柴加薪。
中国政府对各类遗留资产作出了不同处理：对官僚资本划定了明确界限，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市县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至于外资，中央的政策还是允许外商在遵守中国法令的前提下继续经营，1949年2月7日，******就作出指示，“国外人在华投资并主持的私营工厂、矿山或其他企业，一律不得没收或破坏，并允许其在服从民主政府法令和一定的劳动条件下继续营业”。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
新中国建立前夕，******曾与上海工商业界代表进行了一段有趣的谈话：
上海商人：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
******说：我们的方针是“唯利是图”。
上海商人：共产党也唯利是图?
******：是的，不过有点区别，我们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而不是唯个人的利益是图。
上海商人：你们一讲资本家是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
******：你们产业界在中国是四个朋友之一，我们是联合你们的。
上海商人：报纸只说工人如何好，一点坏处也没有；资本家如何坏，一点好处也没有。我们在报纸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
******：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虑，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
******的一番话，给资本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民族资本主义能长出萌芽，屈辱求生实属不易。现在，中央政府并没有因为要吐故纳新，而剥夺这些萌芽长大的权利。荣毅仁等民族资本家深有所感，******观察入微，准确地把握着民族工商业的忐忑心理，谈话风趣又不失深刻。比如一次******叫大家把心安下来，不要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要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如果能全部改用抽水机就更好，这样才好睡觉。
为医治战争创伤，实现经济发展，政府做出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决策：确立了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在旧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下，中国城镇国有土地实行的是单一行政划拨制度，国家将土地使用权无偿、无限期提供给用地者，土地使用权不能在土地使用者之间流转；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棉纱等物资，并停止贷款和按约收回贷款，开征税收，冻结资金投放等，平抑被不法分子抬起的物价……
让我们小心翼翼地将目光投向世界。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两个月，哈佛商学院迎来了1949届毕业生典礼。这届毕业生大多经历过1931年的经济大萧条，也几乎都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因为《退伍军人法案》而有机会到哈佛学习。
沧桑的经历让他们在进入哈佛前，就相信“成功来自纪律和奉献，来自于对伙伴和下属的信任，来自于有创造性的冒险”。他们认定努力工作、奉献、忠诚、耐心、谦逊这些常识性的价值观永远不会落伍。他们有很大的野心，大多想在美国——这个商业自由的世界，建立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
萧条、战争与哈佛商学院中形成的价值观，塑造了这群战后商界精英。随后的几十年里，他们被称为美国商业史上最成功的一群商界领袖，例如：强生的吉姆·博克、施乐的彼得·麦克科洛、共同基金的比尔·卢恩，等等。他们的公司年收入高达400多亿美元，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视为对“美国梦”的最佳注解。在经济领域，他们所向披靡，几乎重塑了一个全新的美国。他们毕业25周年时，《财富》杂志将他们誉为“令美元失色的班级”，《时代》杂志则赞叹其为“哈佛最杰出的班级”。
在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欧洲，1949年被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称为世界经济史黄金时期的起始年。各个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建设均呈加速的发展态势，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凸显了一个令人惊喜的高潮。
回到中国的近邻，1945年战败投降的日本，其经济逐步进入高速成长期——国民生产总值在5年时间内增加了一倍以上。而其间，亚洲四小龙也开始养精蓄锐，准备昂首起飞。
商业的浪潮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汹涌澎湃。
但是，客观地说，这一历史性的巨变，并没有给中国商业发展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经过若干年后，中国商业才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前进，并不断创造奇迹。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前，1949年6月，党的领导人就已经意识到商业对于这个国家与整个民族发展举足轻重的作用——《论工商业政策》，收录了******、****等13个有关发展工商业的文件或著作。
当然，我们更不可否认，1949年，虽然中国的商业几乎一片空白——没有成规模的企业，没有成熟的商业规则，没有完善的商业体系——但国家的独立为日后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没有这个令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伟大瞬间，就没有未来中国商业连绵不绝的突围与崛起。
1949年，拉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