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卢作孚出生于四川省（现重庆）合川县。当时，正值晚清末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悲哀、最黑暗、最动荡、最复杂的时期。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国人的尊严与自信在入侵者面前不堪一击。后来一批立志实业报国的民族资本家大多出生于这个年代。跨越了两个世纪的这一群人所具备的民族感使他们较之常人，更有忧患意识且报国心切。
卢作孚面容消瘦。植物学家胡先骕描述他眼中的卢作孚，“虽不到40岁，看上去貌若五旬，须鬓苍白。一经接触，就能感受到理想家气质，目光冥然而远，声音清而尖锐，办事的热忱，舍己为人的精神，处处都像个宗教改革家。”卢作孚一生命运多舛。他家庭贫困，靠卖合川特产桃片筹措学费。他仅读了6年小学，以后的学识靠在社会这所大学中获得，所以自嘲为“小学博士”。他做过报社记者、主编，参加过同盟会、少年中国学会，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他也参与其中。
1924年，在军阀杨森邀请下，卢作孚在成都开办民众通俗教育馆。仅一年时间，他就把一座混乱不堪的公园建设成了拥有较为完善的现代文化娱乐设施的公共文化场所。但是，连续的军阀混战让卢作孚认识到，依靠军阀进行社会变革显然行不通，在纷乱的军阀政治面前，教育救国的理想只是对牛弹琴。
与其在军阀的政治角逐中为理想寻找寄居的夹缝，不如自己为理想主义培育温床，卢作孚逐渐从社会变革转向实业。正如他所说，“办实业，等于是在办教育，要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的能力。”民生公司和北碚试验区，是卢作孚以建立新的集团生活为中心的社会变革的主要代表。无论是民生公司还是北碚试验区，卢作孚都在不遗余力地以一己之力量渗入社会腠理，治疗中国落后顽疾。
1925年，卢作孚和友人黄云龙创立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取名“民生”意为立足民生、报效祖国。选择此时创业并非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卢作孚个人没有资本，东拼西凑了5万元钱。从行业背景上看，川江航运也不是黄金时代。事实上，“选择着手事业为航业，正是扬子江上游一般航业十分消沉，任何公司都无法撑持”。从外部条件来看，没有任何理由需要开办一家新的轮船公司，却有一堆不开办的理由。但是，卢作孚破釜沉舟地开始了创业。
1926年6月，民生第一条船“民生号”进入川江航道，船上人员一共有45人，卢作孚出任总经理，月薪为30元，协理15元，其他人员为10元。“民生”开业那天起，卢作孚就约法三章：废除买办制，实行经理负责制；完善旅客服务工作；取消船工向旅客索取小费。这时，“民生”也有了卢作孚构思的广告画——“民生号”徜徉于激流中的长江三峡，远处是闪闪发光的峨眉山金顶，重庆、上海、广州、大连甚至东南亚、日本，人们都看到了这张朝气蓬勃的广告画。
当时，正值外国船只横行川江。日本及美国轮船公司，凭着强大实力，企图独霸川江。由于竞争惨烈，华轮公司濒临破产。在这种形势下，卢作孚曾经与地方军阀的关系起了微妙且关键的作用：地方当局明令轮船进出港口，须得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从而迫使日美公司接受海关检查，开创了外国轮船接受中国地方政府检查的先例，并废除了甲级船员必须用外国人的陈规，要求外国轮船冲翻中国木船必须赔偿损失。
结果显而易见，名不见经传的民生公司一年下来股东竟分到25%的红利，先后购买“新民号”和“发家船”两艘船，采用“三条轮船，两条航线”方针，来回穿梭于合川、重庆和涪陵三地。可即使如此，民生仍难以在业界形成气候，卢作孚救国的抱负更无从谈起。于是，他决定吞并小企业逐步做大，化零为整，实现以小搏大。只要愿意出售的轮船，他来者不拒，照单全收；愿意与民生合作的企业，不管资产是否优质，民生都愿意帮他们还清债务，若有结余则作为股本入股民生。
今天看来，卢作孚迅速在航运市场抢占制高点，及之后创造的神话都是高风险的资本游戏。民生的扩张可谓疯狂和不计后果。仅1931年，就有7家轮船公司并入，总吨位飙升到1500吨。1932年，一家英国轮船公司也被民生吞并。越来越多的船运公司插上民生旗号，四川境内所有通航的河流都能坐到民生船，航线延长到5000多里。日美公司由盈转亏，见事不妙，亦悄悄退出川江。
多年夙愿，卢作孚终于实现——成为中国船王，不断切割外国轮船原先抢占的水上“蛋糕”。军阀杨森对卢作孚说：“假若来生投世，我一定拜你为师。”
无度扩张的反例
任何行业新秀异军突起，无一例外会遭到竞争者封杀。民生公司的崛起速度令外国人瞠目结舌。他们不允许让一条“中国船”称霸川江航线，于是通过大幅降低运价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排挤、扼杀民生。曾有人预言，1935年必有两家轮船公司倒下，其中一家就是民生。而事实上，这一年的民生以更快的速度冲刺，而这么快的速度竟是在违背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实现的。
把民生的扩张史复制到今天，恐怕100个民生也会成为明日黄花。改革开放后，无度扩张往往是一味毒药。诸多倒下的企业，大多是因为盲目扩张患了不治之症。说到底，企业扩张是砸钱、烧钱的买卖，也是一场高风险的豪赌。扩张有道，或许能气冲云霄；扩张无度，则血本无归。无度扩张让无数企业掉入黑洞。摊开的馅饼下面，很多时候是深深的陷阱。
德隆唐万新，一个与卢作孚一样对扩张情有独钟的理想主义者。为了缔造“唐氏帝国”，他频繁“扩张！扩张！扩张！”，涉足多个行业，构建了庞大的德隆系，以至于远远超出了唐万新能控制的范围。同样为构建企业帝国而跑马圈地，身处恶劣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卢作孚竟然成功，而在和平年代的唐万新输得血本无归。
卢作孚违背商业规则的跳跃式成长，今天的企业家（无论他多么优秀）难以复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与今天相比，前者生存的宏观环境与文化氛围大相径庭。卢作孚生活的年代，恰是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尊严尽失的年代，外国列强的船只在川江耀武扬威，中国人民早就不甘受辱，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
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往往比市场规律更起作用。受两大主义驱使，任何一个本土企业打着“爱国”的旗号，消费者一般都会一呼百应，只要该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是一无是处。特殊背景下，决定商业运作的不是规则，而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张通行证。卢作孚提出“中国人不搭外国船，不装外国货”的口号得到广大民众支持。民生实施吞并时，目标就是“联合国轮，一致对外，避实就虚，各个击破”。
爱国色彩浓厚的口号使得一些优秀的轮船公司愿意“下嫁”给实力并不强大的民生公司。外国的货轮上，提货单和航程簿用外文，大多数乘客看不懂。卢作孚不仅把提货单、航程簿改成中文，轮船上的甲级船员也禁止让外国人担任。乘外国人的船，中国人都会不舒服地感到像是“外国人的天下”。乘中国人的船则心生骄傲，著名女学者陈衡哲在《川行琐记》里写道：“我们坐在里面，都感到一种自尊的舒适——这是一艘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船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民生公司招徕了无数消费者，外国公司望尘莫及。
而在商业环境不断改善的今天，更加合理的商业规则与市场规律才是决定生死的风向标。商海航行，没有不带伤的。太想让企业枝繁叶茂甚至独木成林，把企业看成一个筐，什么赚钱就把什么往里装，却忽略了企业的根还不够深、不够壮，最终只能造就一个流沙帝国。违背成长的规律，必然会受到盲目扩张的惩罚。
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只是为民生公司招徕顾客提供了可能，而卢作孚在服务和制度方面的创新，则将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有人这样说，治理公司与其学盖茨，不如学卢作孚。有效的管理是企业的生命，而有效的管理者是赋予企业生命、给企业注入活力的要素。没有管理者的有效领导，生产资源之间的整合往往就会一团糟，难以转化为产品。管理者的素质与高绩效是企业不可或缺的。
在企业管理上，卢作孚一改传统的“三包制”，实施“四统制”。公司所有事务不是由船老大说了算，船上工作人员由公司统一任用，财务由公司统一管理，燃料由公司统一发送，驾驶由船长统一管理。卢作孚是民生最宝贵的资源，他行之有效的管理，在某种程度上使公司避免了扩张过度带来的后遗症。
在服务上，卢作孚制定了完整的规章制度，仅考核成绩表就多达27种，颁布了“经理须知”、“船长须知”、“驾驶员须知”、“轮机须知”、“理货须知”、“茶房须知”、“水手须知”等公司条例，以提高公司服务质量。在民生公司，人人都是服务员，连卢作孚都亲自为客人倒茶送水。一位在外地求学的四川学生这样描述民生公司：
民生公司的轮船票价不高，学生有折扣，伙食有五样菜。船员、茶房对人礼貌，行李安全，设备好，夏天还可以洗澡。没有阶级之分，通舱客可以到官舱去玩……雪白的床单、枕头，井井有条的茶壶、茶杯，整洁安静的船舱，处处都让人惊讶。在这里只要不出房门，不走下去，就仍和太平年月的出门旅行差不多。
卢作孚的不断并购，让民生成为航运帝国，再加上加盟的企业良莠不齐，民生公司很有可能成为一盘散沙。但出人意料，民生没有被盲目扩张搞得焦头烂额，其根源在于，卢作孚从创业伊始就夯实了公司文化——民生精神。他认为，民生精神才是民生公司的灵魂，“大至一个民族要有民族魂，小至一个公司要有公司魂，一桩事业要有事业精神。要做到这些，必须每个人都要有一种精神，一种气魄。只要每个人都具有这种精神，那公司、事业、民族也就具有这种精神。”
特殊的国情、有效的管理及凝聚力强的企业文化，支撑着卢作孚的迅速扩张。今天，特殊的国情不复存在，改革开放30多年，盲目扩张而失败的企业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中国的商人们可以继承卢作孚精神，却不能复制他的成长方式。这也是卢作孚留给我们的商业思想遗产。
中国式“敦刻尔克”的导演者
1938年秋天，当一个国家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全掌握在一个船运公司企业家手里时，这段故事的传奇色彩就更显浓厚。这个企业家叫卢作孚，他率领民生公司完成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在日军的炮火下，他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经三峡航道抢运到四川大后方。这些企业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电视专题片《卢作孚1938》
“二战”炮火纷飞，部队撤退多有战例。与大多数撤退由军人指挥相异，中国的一位实业家也曾指挥过号称“东方敦刻尔克”的大撤退。此次规模浩大的撤退，甚至改变了此后国家的走向。
卢作孚是幸运的，并不是人人都像他那样有以个人行为扭转民族命运的机会，即使他富可敌国。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天津陷落，淞沪败退，南京沦陷，武汉失守，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民族存亡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卢作孚临危受命，担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及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卢作孚之子卢国纪写道，“国难当头的这一年，民生公司放弃了当年最后5个月里绝大部分的商业运输机会，将上万吨重的重要机器和军械物资从长江下游的上海、南京运到武汉，再运往宜昌；而运费，只有平时的一半。”
大批难民在等待过江。等船7天的叶圣陶赋诗“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好不容易买上甲板铺位的老舍描述过江之难，“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说甲板上，连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开饭，昼夜的开饭。茶役端着饭穿梭似的走”。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的大量工业物资也滞留在宜昌江畔。
卢作孚认为，包括枪支弹药在内的工业物资是国家仅存元气，决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此时日军已向宜昌步步逼近，更让人心急如焚。川江快到枯水期，大轮船航行的时间只有40天，按民生的运力，需运送一年时间。卢作孚在民生公司召开通宵会议，决定采取三段航行法，除极其重要而且卸载困难的设备直接运输到重庆，其他物资都在三峡或万县卸载，以后再转运。并决定白天航行，夜间装卸，不放过一分一秒运输物资的时间，争取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司的运输能力。
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卢作孚这样描述他们浩浩荡荡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着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在日本战机的狂轰滥炸下，经过20多艘轮船、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川江穿梭，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共运送人员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宜昌大撤退成功完成，为中国抗战保存了实力。民生“这一年，上前线去了，没有做生意”，为此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员牺牲117人，伤残76人。
宜昌大撤退后，民生继续承担抢运物资的任务，先后从湘桂兵工厂和宜昌抢运了5000吨和1.6万吨器材。如果没有民生危难时刻的大抢运，中国长江上游的大后方不可能有大量的钢铁厂、兵工厂和纺织厂迅速投入生产。没有军事物资，中国军队赤手空拳，拿什么抵抗日本的侵略？
一个人、一支船队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这一方面源于卢作孚个人的爱国情操，另一方面也源于其自始至终在民生灌输的民生精神。
重庆北碚的乡村建设活动
卢作孚从来就不希望自己只是一个商人，他更想做社会改革家，从商只是实现其抱负的一个手段。重庆北碚的乡村建设活动，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项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