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部环境看，发展金融业需要的稳定政治环境没有了，鸦片战争，中英、中法、中日战争，八国联军进北京，太平天国运动，北洋军阀混战，中国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就没有消停过。间接造成的损失忽略不计，单是外来入侵者的烧杀抢掠，就曾让北京的300多家钱庄在一夜之间被洗劫一空。
当然，南方的钱庄相对幸运一些，躲过了入侵者的明抢。但是，外国银行在南方各通商口岸发展业务，中国的金融市场操纵在他们手里，钱庄只能作为依附品，攀在外国银行的高枝上。毕竟钱庄规模再大，也是私人性质的，相比较国外财团支持的外商银行来说，明显要弱势一些。钱庄自己要做大生意时，也不得不向外商银行借款，这就相当于把自身的命运交到了他们的手里。
20世纪初期，上海发生了一次“股市风暴”，直接造成了上海半数以上的钱庄倒闭。19世纪末，德国人本茨发明了第一辆汽车，有了汽车制造业，相应的，世界对汽车轮胎的原料——橡胶的需求量迅速增加，英、美等国的橡胶价格节节攀升。全球最理想的橡胶种植园莫过于东南亚，这里距离中国并不算远，又有大量的华侨居住此地，于是很多倒卖橡胶的欧洲商人都将公司总部设在了东亚的金融中心——上海。到1910年时，东南亚的橡胶开发公司已经达到了120多家，其中1/3的总部在上海。这些公司鱼龙混杂，有实打实做橡胶生意的，也有刚买了土地，橡胶苗都还没种下去的，甚至还有人压根就没到过东南亚，只是在地图上圈几个名字，就开始在上海招股了。
这些人在上海大肆宣扬购买橡胶股票的美好前景，还不停地把伦敦橡胶市场的行情传播到上海。如此一来，不光上海的商人相信了，连上海的洋人、洋行也卷了进来。上海人管橡胶叫做“橡皮”，所以国内一些洋行也都在门口打起了广告，写着“代客买卖各种橡皮股份”。
数不清的人被一夜暴富的神话驱使着来购买橡胶股票，连一些不知道橡胶是何物的人道听途说，都投身到了轰轰烈烈的购买热潮中。上海橡胶股票的热卖也刺激了伦敦的橡胶市场价格，两边的泡沫都在迅速地膨胀着。
风潮的始作俑者是英国奸商麦边成立的兰格志拓植公司。清末报人姚公鹤曾在《上海闲话》中这样描述兰格志拓植公司：“当橡皮股票公司成立前之数月，上海华洋各报发表一长文，名曰《今后之橡皮世界》，洋洋数万言，极言世界橡皮之需要，及未来30年预算之求过于供。彼时中外新闻记者，不知该著作者之别有命意，以为将为世界实业大放光明也，则亦著论以怂恿之。……然当时普遍舆论，对于该公司虽有种种猜测之词，固绝对不疑为诈欺取财也。又未几而股票涨价矣，又未几而飞涨矣。”【姚公鹤.上海闲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一向谨慎的麦加利、汇丰、花旗等外资银行也开始承做橡皮股票押款，钱庄更是不遗余力地投入到了这场风浪中。它们不但自己买，也放款给别人买，资金不足时甚至向外商银行贷款，投资在疯狂的股市上。正元钱庄的陈逸卿、兆康钱庄的戴嘉宝、谦余钱庄的陆达生等人都是钱庄业的头面人物，这些人一马当先冲锋在前，引领很多商人、个人也都加入到炒股大军之中。从1910年开始，中国上海简直是无人不谈橡胶，上至官员下至平民无不倾囊购置，谁要是没有几张橡胶股票就会被人家视作“老土”。
疯狂的人们贪图股票的暴利，竟然抵押房产、首饰借贷购买。钱庄趁机还发明了一种新的抵押方式，允许顾客用买来的股票作抵押，贷出款来买新股票。有些“视野开阔”、“手眼通天”的人嫌在上海玩得不够刺激，直接伸手到伦敦购买。这一轮交易中，上海市场共投进白银4000万两之巨，占整个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整个上海的流动资金几乎都进来了，“金融中心”已经无金可融。
泡沫终究是泡沫，吹得再大再漂亮也是会爆的。正当上海人兴高采烈地算计着银子翻了几番时，1910年6月，伦敦股市暴跌，橡胶股跟着一泻千里，原来最高能到1600多两的股票一下子跌到了100两。洋人的消息来得较早，他们及时出手，避免了大规模的损失，而华商则囤积了大量股票，全部砸在手里。到了7月，上海每天都有钱庄倒闭。此时，借款给钱庄的外国银行开始催收贷款，更加剧了上海金融业的恐慌，时文称“钱庄里的华商资本完全枯竭，各银钱业之间也完全无法通融”。等到钱庄业的巨擘源丰润和义善源倒闭，这场“橡皮风潮”带来的危害达到了顶峰。
以上都是钱庄衰落的外因，按照“苍蝇不叮无缝蛋”的原理，钱庄自身的组织结构也存在着先天的弊端，即使没有外来的冲击也不能恒久昌盛，这也是陈光甫有信心在竞争中取胜的原因之所在。
在组织制度上，钱庄没有采用一般银行惯用的总经理负责制，而是承袭一贯沿用下来的封建“八把头制”。监理之下设经理，负责具体营业，比经理低一等的是协理和襄理，再往下就是“八把头”，分别是清账、跑街、钱行、汇划、洋房、银行、信房、堂室，最底层还有学徒和栈司。钱庄一直有一项传统的“宕账制度”，即允许透支。这样一来，钱庄大凡有点权力的人都以宕账为名，拿着钱出去做投机生意，这给钱庄的经营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钱庄里的经理往往大权独揽，取得股东信任之后就把“八把头”的重要位置都安插上自己的亲信，以便于自己利用宕账做一些投机倒把的买卖。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经理的亲信们大都帮着打“马虎眼”，而一旦遇到金融风潮，就难免殃及根本。比如胡雪岩囤积生丝失败引发了挤兑风潮，直接造成上海南北市的78家大钱庄仅剩下10家。
钱庄在经营方面的营运资金少，一向轻视存款，所需的大款额都靠从外国银行拆借，更没有科学的准备金制度，所以经受不住经济起伏、政治动荡与自然灾害的袭击，非常容易倒闭。它的账务制度也有很多漏洞，不方便清算核查，有了问题也不容易发现。
在上文提到的橡皮风潮之前，还发生过倒账风潮、贴票风潮等，让我们一一道来。
所谓倒账，就是金融机构放出去的账收不回来，而蒙受损失，也叫“吃倒账”。
倒账风潮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次金融风暴，发生在公元1883年，此时中国的金融业正处于学步期。“红顶商人”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就葬送在这时，而成立不久的上海平淮股票公司也自此成为历史。“倒账风潮”对上海的金融业来说更是一个噩梦，南北市78家钱庄到年底仅剩下10家在维持营业，“上海百货无不跌价三五成，统市存银照常不过十分之一二”，受害范围北至京津，南至广州。
其实倒账跟钱庄的经营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旧时的钱庄不重视存款，即使吸收存款也多是活期或者短期，可用资金并不多。但是钱庄对于放款却很积极，贷款数目往往高出其本金许多倍，而且放款时不重视抵押品，而是看重客户的信誉度，存在极大的风险隐患，市场稍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受到影响。按照行业传统，钱庄的老板负有无限赔偿责任，一旦投资失败的话，不能像现在一样申请破产，必须把自己的私家财产也拿出来还债，这样就加剧了危机的恐慌程度。
19世纪中后期，晚清的有识之士掀起了一场“洋务运动”，之后在全国各地创办了很多工矿企业。由于是官办企业，而清政府资金又不富裕，于是这些企业就通过对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进行融资。这种官办企业的股票一开始很受欢迎，大量的资金从钱庄银号流到股市。但是后来，因为这些亦官亦商的企业先天治理机制就不完善，加上经营者政企不分、管理混乱而经常出现亏损，所以很多公司的股价上冲之后，就一路反反复复下跌，给投资的钱庄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1883年初，上海老字号金嘉记丝栈因经营不善，破产倒闭，随后几个月里几十家大小商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成多米诺骨牌倒下之势；年中，大力投资房地产、坐拥多家房产公司的大买办徐润，在房产和股票投资上出现巨大亏损，引发了倒闭连锁反应。大商号、大公司的巨额亏损致使数十家放款给他们的钱庄吃了倒账，纷纷紧缩贷款，收回旧贷。钱庄突然收贷使得很多商户周转不开，纷纷倒闭，商户的倒闭又给钱庄带来了更多的倒账，如此循环，导致了这次“倒账风潮”。年末又传来“红顶商人”胡雪岩产业链崩溃的消息，更是把这次金融风潮推上了顶峰。
“贴票”的字面意思是“贴钱兑换票据”，是近代钱庄的一项业务，与如今银行的定期存款业务大同小异，是钱庄以高利息广揽储蓄的做法。早年首创贴票业务的上海协和钱庄规定，储户存入钱庄98元，即得庄票一张，半月后凭庄票可获得100元现金。
凭借发行贴票，钱庄在社会上广泛吸收闲散资金，然后以更高的利息放款给商人、商号，从中赚取差价。发行贴票的银行越来越多，竞争随之加剧，贴票利息一路水涨船高，一度高达50%，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下层民众禁不住高利息的诱惑去银行贴票，有人甚至将一辈子的积蓄拿来贴票。
19世纪90年代末，上海钱庄疯狂发行贴票，于是由贴票引发的问题频频出现，例如一些钱庄没有足够的存款准备金供客户如期取钱，开始“拆东墙补西墙”，同时不断提高利息，大肆游说民众贴票。这种临时救急的方法无异于饮鸩止渴，恶性循环的后果是，1897年危机爆发，很多贴票钱庄因不能到期兑现引发了退票、提前取款等。由于没有准备金措施，这些钱庄遇到挤提，几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导致一个月内有几十家钱庄倒闭，最后凡经营贴票的钱庄无一幸免，全部倒闭。钱庄跨了，老板们四处躲债，开出的贴票成为废纸，造成很多持有贴票的普通百姓破产。这就是钱庄业的“贴票风潮”。这些内忧外患决定了钱庄的必然衰落。而私人银行能够扬长避短，获得迅速发展的空间也就不足为奇了。
陈光甫经过详细的市场调查和精确计算后，发现在银行的创业初期，只要几万元就能维持运作，在日常经营中，只要小心谨慎，多拉存款，避免不良贷款，就能逐步发展起来。当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亲友时，人们都惊呆了：咱们相信你是金融行家，但用这么小的资本做银行事业，怎么看都像是玩“过家家”般，有些不靠谱啊。
在陈光甫的游说和一贯良好的人品保证下，有几个朋友答应给他投资“试试”，反正钱也不多，就当赌一次吧。恐怕他们也想不到，自己这次下对了赌注，在以后的年月里所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了想象。
经过精心筹备，在1915年的4月17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第一次股东大会召开了，这次共募集资金10万元，实际到账金额8万多元，其中陈光甫认股5000元，另外的6位股东分别是庄得之、李铭、王晓籁、施在春、楼映斋、徐英卿。这几个人都是商业金融领域的资深人士，也都有着较为深厚的人脉，这也成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顺利发展的一大助力。在募股中，以庄得之认股最多，达到2.25万元，被推举为董事长。而陈光甫作为银行的发起人和金融专家，被一致认为是总经理的最佳人选。
当时新成立的银行很多，资本最多的盐业银行成立资本就有近200万元，最少的中华商业储蓄银行也到了25万元，不用比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所有银行中起点最低的，它甚至不如稍具规模的钱庄，实在是“大上海中的小银行”。但是陈光甫并不担心，他相信只要悉心经营，资金会有的，规模会有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成绩也会有的。
后来，10万元的原始资本在第一年就不够用了，随着业务量的逐渐增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始一次又一次地追加资本。陈光甫曾经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股东大会上回忆银行自成立以来历次增资的经过：“本行资本，前此凡增五次：民国四年开办时，资本为10万元，开办后，增为20万元；五年，增为30万元；七年，增为70万元；八年，增为100万元；十年，增为250万元……”【松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陈光甫［J］.银行家，2002（5）】能够在股东大会上如此痛快地回忆行史，陈光甫的内心未必没有自豪之意。短短7年，资本扩张了25倍，试问有几家银行可以做到？连陈光甫自己都承认“本行业务如此之猛晋，实为创办时任何人所料不及的”。
陈光甫详细介绍过民国七年的那一次增资，他回忆本来董事会决议是要改资本总额为100万元的，最初就准备先招一半。没想到一听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要招股了，很多有资金的人都闻讯赶来，希望能够为自己的资金找一个好的运营机构，让钱生钱成为现实。旧股东们一看这架势，赶紧又添招了10万元，本来拟定50万元的额度竟收到64万元，比原定数目多了14万元，简直够再开一家“小小银行”了。
民国九年，100万元的数目已经筹足，第二年董事会又商议再招100万元，凑成200万元资金。短短4个月间，不仅200万元招够了，额外的又多出50万元，只能由股东们追认，重定股额。等到民国十九年，也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15年，银行的资本再次翻番，增加到500万元。新招的250万元中，一半是老股东认购，其余一半则让职员认购。有了银行股份的员工自然比以前更加敬业，因为银行的兴衰和自身的荣辱已经休戚相关了。在资金大大增强的同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分支机构也有了40多个，通汇处更是达到了200多个，遍及国内外。陈光甫始终具有“一种事业之管理，不仅以维持现状为足，必须兼筹继续进行之策，否则二三年后即有人起而取代其位”的危机意识，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争得了越来越大的成长空间。
那么，这位陈光甫究竟是何来历？他是如何想到要开办一家纯粹的私人银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