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每年都要评比先进户，光荣劳动者，每年父亲和母亲会各拿一个光荣劳动者的奖状，晚上，守着我和妹妹，两个人哄孩子哄累了，听收音机听腻了，夫妻俩就自娱自乐，拿出大队发的奖状，叠宝，在炕上你一下我一下打宝。但仅仅是一个奖状，却给父母发展生产增添了不少动力。
那时，大集体时期集体管理的权威性与单干推行后的个人积极性得到了相得益彰的发展，各个村之间经常有相互的篮球赛，村里大小劳力都去围观，每年过年，有的村就组织锣鼓队、秧歌队，巡回各村拜年，一直留传到今天。
以后很多年，村级组织建设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和平时代的村级组织建设，民主和集中从来就是一对冤家，也是主要矛盾。哪个时代忽略或轻视了一方，哪一方的天平就会倾斜。各村的大队办公室虽然不如过去热闹，父母那时的思想观念从来是有事就要找大队，大队是大家的主心骨，是替大家作主的，这种想法流行于每个群众的心里，也是群众的普遍认可。
1986年，我也到了上学的年纪了，村里承接20世纪第一次生育高峰的那群人到了生育期，和我隔两三岁的孩子有几十个。
这就使“村小”这个产物第一次出现在新中国的农村历史上，一村一所小学，大多用大集体时期的大队办公室改建而来。
学校在我家的西边，从家到学校只有三里路，除了一到三年级，还有育红班，我是背着个绿色跨肩小书包上育红班的。
父亲在乎学不学东西，里面给放了小本子、铅笔盒；
母亲担心儿子的饥饱，用酒瓶装上水，里面上放些花生，盖上盖子，还让父亲给拧了根电线皮，嘱咐我想喝的时候，把吸管放进去慢慢喝，饿了吃泡过水的花生米。
真如秀吉说的那样，我们上育红班的时候，地里的活干不完，谁家接送啊。
吃饭的时候，家长在门口吆喝你两声就不错了。父母从来没有接过我，学校与家之间我自己来自己去，沿着哈喇河沿边走边玩，背着自己的小书包，一个人，上学、放学都是。
上了育红班我就有零花钱了，父亲锁钱的抽屉有个大缝，我伸小手就能摸到钢板，2分，5分的一堆。父亲母亲知道我成天摸钱花，但一点也不责备。
每次到了课休，村小的门前就会出现卖冰糕的，一辆自行车带着，一个大木箱，里面是棉被，棉被下面是冰凉甜爽的冰糕。
开始2分钱就可以买到一支，后来就成5分钱了。有时，村小门口有去卖文具的，也是自行车带一盒子，里面有圆珠笔，圆珠笔芯，钢笔，钢笔尖，作业本，橡皮，小刀，如同小卖部的水泥格子，只要给他钱，他总能拿出让我们这群小家伙满意的东西来。
在我印象里，和推着间轱辘小车绑个铁鸡笼的“头发郎”一样，这就是农村商业的雏形，是最早的商业工作者之一。村里已经逐渐有了收废品，收酒瓶，开卖部、做小买卖的人群了。
没有维持几年，村里的铁锨厂销路不畅倒闭了。
百亩杏林，群众有的刨掉了，有的间了苗，专门种庄稼。
村子里又发展起了甲鱼养殖。
父亲和母亲还是一如既往，靠自己的勤劳、精明经营着生活。
家里唯一的运输工具是一辆单轱辘小车，给田里上粪，秋收往场院里推玉米、小麦费工又费力。
恰好那年村里一个人到东北贩牛，父亲就让他带了一头，牛牵到我家门前，我也跟出去，毕竟是大牲口，母亲也放下所有活计，瞧这头黄牛。
黄牛比我还要高，全身赭红色的毛，尖尖的牛角向前伸着，看上去并不强壮。见了人，牛眼转来转去，也不怕生人，有点耀武扬威。
父亲提前请了秀吉的父亲，秀吉的父亲拄根棍子，先扒开牛嘴，吹口气，牛用大眼瞥了瞥秀吉的父亲，也吹了口气，
“哈，有个性”，秀吉父亲说；
看看牙齿，再让父亲牵着走两步，看看走相。
然后，用棍子敲敲牛屁股对父亲说，“嗯，是头好牛”！
牛一到家，父亲让人打了犁，连忠会木匠，衍科帮忙，用槐木造了地板车，家里活计顿时轻了不少。
那年，村里时常有人站在门口向父亲借牛，要么犁地，要么拉小麦、玉米秸。
村里地多，很多人因为要交公粮，拿农业税不愿意承包土地。
有天晚上，一家人听收音机，忽然，墙外不知谁在扔土坷垃，嘭嘭砸在纸窗户上。父亲也不惊异，端着茶水。
“准是衍科和连忠来了”，果然，听见开门声，一会儿，衍科和连忠嬉笑着推门进来。
两人到我家玩是我最开心的，因为每次都有糖块。
几个人讨论村里分地的事，要交公粮，要交农业税，谁家地多，谁交的就多，还累。
说到村民小组分地，衍科说，这地的多少，还得看与扔木撅子人的关系。
衍科有些郁闷，“谁与他的关系好，那木撅子就轻轻一扔，地可以少种些，谁与他关系不好，就扬起木撅子，使上吃奶的力气使劲扔”。
这当然是夸张的。
“前两天我与我们队分地的闹了点嘴官司，没想到那个木橛子扔得远了些，今年种的地有点多了”。
大家都笑笑，困难什么的在年轻人的眼里和脚底下都是个笑话，什么都不怕。
然后，几个人继续喝茶聊天。
除了口粮田，承包田，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小菜园。
父亲母亲在一亩多地上种应季的蔬菜，茄子、黄瓜、芸豆都有，母亲不知从哪要来了草莓苗，只一两棵，但长齐了就一大片，到了夏初就可以蹲在一边捡熟的草莓吃了。
父亲就在菜园的水井旁，用桶打水浇园，一家一个菜园，一家一口水井，是那时时光的写照。
夏收了，村里给每家每户分了场院。
父亲把场院浇湿，撒上小麦皮，用牛拉着青石滚子，一遍一遍地压，最后平平整整。
用牛车把小麦从地里拉回来，母亲拿个铺团坐着，用自制的铁耙子一遍遍打梳小麦杆，镰头向上，用双脚夹住，一手抓小麦穗，一手拿小麦杆，刷一下切下麦穗。小麦杆是父亲用来编席子，补房顶用的。
然后，就等晚上排号打场。那时候，新村用上电了，村里已经有好几辆拖拉机，都是拖拉机拉脱粒机，后来，才有的电动脱粒机。
收完粮，在场院上晒干，父亲就用牛车拉着上粮所交公粮。
整地了，母亲牵着牛，两个人一前一后，父亲手里拿颗烟边走边吸，逍遥自在。
牛乖乖前行，犁过，黄土地如同面包切片，哧哧作响，长了眼睛似地从犁的一侧翻倒一边，蓬蓬松松，整整齐齐。
黄土地如新出屉挂着蒸气的馒头一般，散发着鲜土的清香。
秋收完，母亲和村里一大群大姑娘小媳妇织花，有时把姥爷接到家里，姥爷没事扒玉米叶喂牛，一个冬天就能把牛喂得毛皮发亮，把牛从牛棚里牵出来，这货大腹便便，走起路来旁若无人，精神矍铄。
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说的就是父亲。
开春，黄牛得病了，不吃草，混身没劲，眼看黄牛一天天瘦下去，父亲急得团团转，坐卧不安。让村里好多人看，不知道怎么治，又牵着到店子街让乡上兽医看了，都说没见过这病。
父亲回家抽着烟，跟娘商量：“这牛到底什么事？是从东北来想那里的水土了？我还是找个看人的给瞧瞧”。
“我就知道个鸡鸭什么的，牛不对我的头，你看着办”，母亲对家禽还在行，但对牛这样的牲畜，而且得了怪病也不知所以。
父亲又到隔村找了一位小有名气的赤脚医生。
那医生挺直腰杆，把手背到腰后。
牛焉巴巴的看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围着牛来回转，转着转着把手垂下，弯腰看牛眼，扒牛嘴，汗珠子从头发上直往外冒。
转了半天，一拍大腿，“唉，我这大半辈子，就给两条腿的看病了，你说这牛也没法摸脉，脸就一个色，叫唤咱又听不懂”，骑上大轮车走了。
无计可施，秀吉的父亲听说，拄着拐杖，慢悠悠来到我家，和原来一样，先是头朝牛转了一圈，然后，叫父亲牵住牛头，扒开牛嘴，又吹了口气。
黄牛是甘心被吹了，
“嗯，找着问题了”，秀吉父亲用拐杖点了两下地，“边城爷，你找两把钳子，再让边城娘找把锥子”。
父亲带着疑惑到屋里拿钳子，秀吉的父亲又说：“来，你摁住牛头，我把舌尖夹出来”
“要夹牛舌尖啊”父亲担心起牛来。
“你看到舌尖上的刺了，就是这东西在作怪”拔了就行了。
父亲按着牛头，秀吉父亲一把钳子拉出牛舌头，一把钳子一根根在牛舌尖上拔刺，牛使劲缩舌尖，使劲瞪眼，秀吉的父亲也使足劲，不用拐杖了，眼也瞪得牛大。
这大概是我家的大黄牛一辈子里最丧气的一天了。
不会儿，拔完刺，牛缩回舌头，直摇头，非常不满。
“边城爷，你再把牛腿抱住，别让它把我踢翻了，我给它放放血”秀吉父亲似乎来了兴致。
父亲抱紧牛前腿，秀吉的父亲拿起锥子，两个前蹄连小腿的地方各扎一锥，冒出黑血。秀吉的父亲松了口气，说一声“好了”。
果然，第二天，牛开始吃草料，不久又恢复了神气，父亲吃饭睡觉都顺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