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世前，两人种了好多地，如今一个人了，怎么应付得过来呢？
秋天来了，种在河崖边的高粱要收。早晨吃过了饭，父亲慢慢地站起来，到西屋里找出镰刀，拿个小板凳，到院子里，脸盆边坐下，蘸上水，在磨刀石上磨了几个来回，拿起来用眼瞅瞅，用手指刮刮钢刃，再磨几下。差不多了，拿起来，别在腰上。
然后，找一捆绳，挽起来，绕过腋下，套在脖子上，推起单轮土车去收割。
高粱不太多，只有一亩多一点。但只有一个人，难免孤单，割一段时间，累了，就到崖边上去抽烟，不同以往的是，现在是他一个人了。如果是以前，还会有母亲在一边，倒上热水，说说笑笑，父亲烟会抽得很悠闲。而每次休息的时候，往事会涌到父亲的心头，伴随的是叹气，在叹气里休整自己的打算。
毕竟，还有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我和妹妹就是父亲的希望。三十几岁，责任全落在一个男人的身上，而且这个责任，必须永远地挑下去，直到他们成人。而，要成人，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日子只能一天一天过，父亲在无边的期望里，守望着两个孩子。
看看太阳，过了正午，还有两个没吃饭在外玩耍的孩子，幸好，父亲转身的时候，儿子女儿来了，看到我们，父亲脸上一阵欣慰，把镰刀又别到腰上，冲着我们喊：“别过来了，高粱地里不安全，别划着脸”，我们就在一边等着。
父亲手脚很麻利，大捆大捆地抱起来，用短小的高粱杆作绳，放到单轱辘车的两边，用准备好的绳子绑到车子上，割得多，高粱在车上堆得高高的，父亲推车的时候只能一点缝隙看到前面，地面也看不到，只能凭经验踉踉跄跄地走。
父亲种高粱的地在河崖上面，河崖很高，很陡，直切下去，接近两米，而路就在崖边，要走过这条小路，到宽点的地方有二十多米的距离。我和妹妹大声地在前面给父亲大声吆喝着，让他看清路。忽然，父亲脚下一滑，踩到崖边，连人带车一起翻到了崖下。
妹妹吓哭了，我怔怔地站在那里，不知怎么好。父亲趴在地上，好长时间，慢慢坐起来，呻吟了几声，看看车子摔得怎么样，好在高粱在下面，车子应该没问题。父亲把绳子解开，把车子翻下来，放到地上，重新把高粱绑到车上。
要推上河岸，有一个斜坡，看到状况，我跑过去，和父亲一起用力，推到岸上，停下，父亲拍拍身上的土，心疼地问我和妹妹：“都饿了吧？咱们回家。”
很多年后，父亲生病，到医院做胸部CT，取出胶片和报告后，报告上明明写着“右肋第四根和第五根肋骨骨折旧伤”。拿到胶片那会儿，我就呆呆地站在那儿，半天没动，想起了小时候父亲掉下绝壁的那次。
即使断了肋骨，父亲仍然把高粱推到场院放下，不吭一声，回家给儿子女儿做饭。
还要问上句儿子女儿想吃什么。
其实，父亲还能拿出什么来，能买什么来啊？
然而，祸不单行。
那年秋天，下了一夜的雨，小哈喇河发了最后一场洪水。尽管已家徒四壁，第二天，我们家还是失盗了。
早晨醒来，大门大开着，父亲秋收完准备播种小麦的碳铵不见了，牛车的轮子不见了，偷盗者的脚印，顺着村东的小路渐渐模糊。
父亲到大队去跟支部书记说了，村里也没有办法。那天，父亲倒背着手，一句话也不说，顺着那串脚印走了一遍又一遍。
我和妹妹跟在后面，父亲无计可施。
夜晚，父亲彻夜难眠，偶尔燥热的月光在秋末忽然变得清寒，透过破损的窗户纸照射到炕上，被子、席子全是毫无生气的灰色，一切那么萧瑟。
在一对雏鸟一般的儿女面前，父亲什么也没说，没叹一口气，父亲要做的只是往前走，毫无目的的领着两个孩子向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