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建设社会主义大食堂，每家每户的大人要集体劳动，孩子就要轮流给集体放猪。轮到的时候，三个人就不约而同一块赶着几十头猪满坡的放。
村里没开垦的土地太多了，到处是沟沟坎坎，到处是水洼、草场、小池塘，远不是今天群众惜地如金的情况。
在别人看来很辛苦的工作，到他们三个人手里，就产生了无尽的乐趣，把一群猪要么赶到一个小池塘边上，让猪先吃草，然后自己到池塘里洗澡睡觉，三个人坐下，两个下“五棍”旗，（有的地方叫“扎方”，一种在山东农村的民间石子游戏，横竖五道杠，棋子可以组成三斜、四方、五大棍等阵形，这样就可以反复吃掉对方的棋子了），一个人围观；或者，不下棋，三个人围着小池塘捉泥鳅、找菱角。还可以找个小山包，三个人一个人一个角，猪不听话的，就扔石头，把离群的猪圈进去，互相密切协作。有时候，还要作赶猪鞭子，找根长棍，拴上尼龙绳，练习甩鞭子，然后是满山鞭子炸雷般地响，一切都逍遥自在。
一到秋收，各家要轮流找人看场院，看坡。
我家里几个男孩子里，父亲是看坡最多的。父亲也很喜欢这项工作，因为一旦看坡，家里或者村食堂里没吃饱，村里的花生、豆子自己说了算，都可以吃。花生生着吃就可以，豆子刚摘下来，还没来得及打出豆子，就点上一堆火，拿着如烤串般烤着吃，豆熟不迸，烫烫得，也香香的，及不得剥皮就放嘴里。
如果运气好，能在坡里捡到点兔子屎，可以卷烟抽。父亲最早抽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先用兔子屎卷烟，也抽过葫芦藤，好的时候有烟叶，后来生活稍好了，就买烟卷。
1964年，1965年，刚刚十一二岁，父亲、连忠、衍科他们就替村民小组值晚班了，有时候，三个主动一块。晚上，三个人拿着小铳子（一种小土枪），围着新村、老村转上几圈，偶尔放几声炮，搞搞恶作剧。
春天，三个人一起躲在个小沟坎里，点上木条柴禾搓手取暖；夏天，他们造个小网子，拿个桶，到村前的哈喇河里捉小鱼，摸泥鳅，有时到村东铁矿流出的溪流里找菱角；秋天一起偷大集体的花生吃；冬天，一起套兔子。
不必以村小组为单位的活动，基本都是他们三个一块的。
村里选几个年轻人到荆山洼去推煤，三个人就一起报名，凌晨两点就吃点瓜干，推上单轱辘小车，和村里大队伍一块出发，清晨五六点钟到荆山洼，然后，每人推一百四五十斤的煤走六十多里回家。
那时的交通网还没成形，有时要过沟渠、山岭，沟沟坎坎，单轱辘小车就是最好的交通工具了。那个时代，一个村里，除了个别村有辆马车，哪有比这个更先进的运输工具呢？
路上，他们苦中作乐，去的时候，精神百倍，唱《东方红》；回的时候，神情萎靡，成年人就轮流讲荤段子，他们三个就跟在大家后面笑。
回到村里，他们可以得到工分，村里高兴了还管一顿饱饱的瓜干。
谁都有年轻力壮，风华正茂的时候。唱着《东方红》，赶着一群猪，伴着单轱辘小木车的吱悠声，父亲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无忧的时光。
因为看坡，父亲练就了一身好胆量。
五叔说，有一年，村里南尧地里“闹鬼”，慈母山东边的小山上一到晚上就有母女两个哭。
头一天晚上看坡的回来，吓得得了病，不敢去了，村里没人敢去，父亲就自告奋勇，到大队里说，“我去”。
第二天，父亲安然无恙地回来，没有半点惊慌，问到闹鬼的事，父亲很淡定地说：“有两个女人晚上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事实是，那晚，围着山响了一晚上的土炮，周边的小光甫、坡楼、栾家庄看坡的确实都听见母女哭了，吓得一有哭声就放枪，你一枪我一枪，响了一晚。父亲没放一枪，不就两个人哭么，都放枪，还省得出去转悠了，安心在草棚里睡了一晚。
几十年后，父亲到我家住了一晚，与父亲出去散步，我问过这件事，父亲说：“就是有两个人在哭啊”。
父亲不仅胆量好，而且聪明。过去乡上农机站只供村里一台拖拉机，那时，村里能把拖拉机的柴油机拆开，又能组装上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叫现雷，另外一个是父亲。
因此，镇上农机站站长看好了年轻的父亲，要父亲出去学习深造，但得知父亲大字不识一个，此事罢了。于是叫村里一个小父亲几岁的上过高中参加培训。
这是父亲一生里少有的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现实就是这样，要实现一个理想，东风有了，但有时就是没有船。当然，如果父亲去深造学习了，说不定也能混个村官当当，也不一定有作者本人了。
关于不识字，不上学，真真实实的是父亲一生的痛。
但父亲是超过爷爷的，据说爷爷只会画自己的姓，父亲是会写名字的。好多年后，上级组织识字班，开展扫盲活动，父亲会写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写山石田土，一生里，我只知道父亲会写几个字。
爷爷虽然很想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据说学了好久只会写自己的姓，索性就不学了，说太老了，这名字太难写，怪起了自己的父亲，说给自己起了个太难写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