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公孙鞅的这种不利情况和潜在的危机，不是没有人提醒过他，但那时候他大权在握，已经听不进去这些金玉良言了。
当时一位名士赵良来公孙鞅家里串门儿，公孙鞅正为自己的改革成绩沾沾自喜，就问赵良：“子观我治秦孰与五大夫贤？”你看看我现在治理秦国的手段，和当年的五大夫百里奚谁更高明？
赵良知道他这人下手比较狠，心里想想还准备多活几年，就先请尚方宝剑，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一千个人在你面前拍马屁，不如一个人在你面前说真话，所以我希望你能让我说点真话，但你可不能发飚，动刀动枪的，行不？公孙鞅心想这人胆儿真小，就说你别怕，放心说吧，我保证不打死你。
赵良说：“五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一救荆祸。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五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音冲）者不相杵。”
五大夫百里奚，原来不过就是楚国的一个小老百姓，秦穆公把他从一个放牛的农民变成国家公务员，甚至安排到******总理这个级别的位置上，全国人民都得仰望他。他做国相六七年间，向东征服了郑国，三次扶立晋国国君，一次拯救楚国的危难，功劳老大了。
但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大官，累了从来不坐车，热了从来不打伞，哎……您别想了，让秘书什么的打伞他就更不会了。老奚下基层视察，人家从来不开大排量轿车，不搞前呼后拥，不让小学生拿着塑料花儿弄什么“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之类的仪式。等他去世的时候，秦国举国上下，男女老幼都失声痛哭，小孩儿都不唱歌了，连舂粮都得蔫悄儿的。
“今君之见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其从政也，凌轹（音历，碾过）公族，残伤百姓。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数者，非恃德也。君之威若朝露，而尚贪商於（音愚）之富，宠秦国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
现在再瞧瞧您！当初是通过贿赂宠臣景监才得到晋见秦王的机会。等您当权了，就开始欺凌贵族，残害百姓。现在公子虔已经有八年不出家门儿了，祝欢也被你宰了，公孙贾脸上还被你刺了小乌龟，你就作吧！《诗经》说：得人心才能兴旺，失人心必定完蛋。之前说这几件事儿，我可没看着您哪儿得人心了。
接着说，您看您出门儿那阵仗，后边儿是一装甲车的特种兵，身边是中情局的精锐特工，左右两边跟着荷枪实弹的海豹突击队，这里边少一样儿，您都不敢出门儿！《尚书》说：靠德行的人才能发达，靠武力的人必定灭亡。你上边这种情况儿可不象是靠德行啊。
要我看，商君你现在的威势，就象早晨草叶上的露水一样，只要太阳一出来就灰飞烟灭了！可您却还在贪恋商於的富庶，秦国的权力，继续积攒人民的怨恨。您也不想想，秦王都多大岁数儿了？他要是一旦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秦国上上下下想要拿您的脑袋当球儿踢的人还少吗？
公孙鞅听完刚想翻脸，忽然想起来自己答应过人家不准生气的，只能呵呵一笑：赵桑，你说的很好。白白！
《通鉴》说：“商君弗从，居五月而难作。”公孙鞅听不进去赵良的话，结果只过了五个月就大难临头了。
这个被称为“天资刻薄”的人，一生当中不知道以刑罚之名，杀了多少该杀和不该杀的人，这个数字估计永远不会有答案了。人说世易时移，山水相逢，就是这位讲求以严刑治国的人，最终在死后也遭受了世间最严酷的刑罚——车裂之刑。当时，公孙鞅在黾池兵败被杀，魏惠文王下令将他的尸体五马分尸，街头示众，以告诫天下。
执行了一辈子严刑，最终身死于严刑之下。得其所哉？失其所哉？
（三）
名于法，辱于法。
公孙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其强调以法治国，法律制定极为详尽和严格，而且要求所有的人，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贵族士大夫，都必须无条件的遵守国家制定的律法。
《资治通鉴》中有过两个小段描述，非常有意思，从中可以看出公孙鞅的立法思想和执法标准。
一段是刚开始实行新法时，说“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意思是新法颁布一年，秦国各地的民众都到首都来控诉新法的不方便，掐指头算算，足来有上千人之多。
另一段是在新法执行十年后，当时秦国已经被治理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乡邑大治。这时，“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说原来那些满世界说新法不方便的人，又突然都跳出来说这个法令好啊，实在是太方便了！
公孙鞅对待这件事的处理原则很明确，就是：我不允许你说新法不好，同样，也用不着你说好！
他对秦孝公说：“此皆乱法之民也”，这些都是破坏法律的刁民！于是下令，把他们统统全部都流放到边境去住。从此以后，秦国的老百姓都明白现行的法律只可以遵守，却不可以评价。就再也没人敢议论法令的是非了。
公孙鞅认为，被法令管理的人，是根本没有资格来讨论法令的对与错，是与非的。
在他初来秦国，还未实行变法时，曾和秦孝公坐而论道，说过一个立法观点，他说：“夫民不可以与虑始，而可以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大概意思是对普通百姓你不能和他们研究该怎么做，只要以后和他们享受成果就可以了；道德高尚的人注定和普通人走不到一起，成就大业的人也绝不能按普通人的思维和想法办事。
他还说：“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聪明智慧的人制订法律政策，愚昧落后的人只能被现有的法律政策所约束；贤能的人会因时代变换进一步完善礼教，而平庸的人才会永远拘泥于此。
在我看来，这个观点还是有一定正确性的。
一个普通人的出发点，永远是从个人、自身的局部利益出发，而不会去考虑国家、社会和整体的利益大局，一旦法律对他不利，他就要站出来提出反对和抗议。而法律是严肃的，如果任由这些人对正在实行的法律指手划脚，说东道西，品头论足，那么必然会造成法律执行的不利和执法工作的混乱。
公孙鞅通过严格施行新法，树立了新法在秦国的地位，也使他个人荣誉登上了巅峰。
可是，在他人生的最后时期，他竟然被自己所施行的新法大大折磨了一回，并且无可挽回的被推向生命的悬崖和深渊。我不知道，他如果能够未卜先知，预料到这么一天，他是不是还会那么认真、那么严格地推动和执行他自己一手建立的法律体系？
《史记》中载，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渭然而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
公孙鞅在新任秦王上台后，被秦国通缉，连夜逃到秦国边境，又困又累，想找个宾馆住下。宾馆的大堂经理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公孙鞅，跟他说不行啊老板，我们商君的法律规定老严格了，没有身份证的绝对不让住，你这没证儿住了要是被派出所发现，我还得跟着负连坐的责任呐！
公孙鞅听了心里那叫一个堵得慌，不由叹了口气，说好么，变法变法，变了半天竟然害到自己头上来了，这都什么事儿嘛。
成名于严格执法，受辱于执法严格。按照当代法律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公孙鞅作为法家的一代宗师，我倒觉得，他败于自家所建立的法律制度规定之下，其实，正是他作为法学大家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四）
得于信，失于信。
公孙鞅在没有开始变法前，先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取得人们对他的信任。
这个取信于民的故事大家其实都知道了，就是“徙木取信”：他在都城南门集市放了一根三丈多长的金箍棒！不对哈，是一根大木杆！实在是气氛太压抑了，稍微活跃下。然后他下令，谁能把它拿到北门，就给发一百块钱。当时大伙儿还不了解他，都说这人谁啊？看着傻乎乎的，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吧！他说搬根杆子就给一百块，谁知道真的假的？不过大伙儿反正也没事儿，权当看耍猴儿了，就都笑嘻嘻地瞧热闹，谁也不站出来。
公孙鞅见没人理他，就又开始抬价，二百！没人。五百！还没人！那出一千！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时候一老哥儿看不下去了：哥身体倍儿棒，扛根杆子算什么，你给钱哥这回就赚了，你要实在不给，咱就当免费去健身房出汗了呗。他挺身而出，把杆子从南门扛到了北门，结果立刻收到千元现金。大伙一看公孙鞅这人挺靠谱，说话真算数，就都吵吵还要搬杆子。
公孙鞅说美的你们，再搬我不破产了，要搬就搬城门楼子吧！但是因为上笔钱给了，人们一传十、十传百的，都知道公孙鞅有钱，还说话算话，他的信誉也就基本建立起来了。
司马光通过这件事受到了启发，并且“臣光曰”了挺长的一段议论，中心我看就是这么几句：“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说信誉是君王的宝贝啊，国家靠人民保卫，人民靠信誉维护，没有信誉人民就不听你的，人民不听你的国家肯定就会乱套了。
公孙鞅通过取得人民的信任，一步一步推进改革的具体措施，最终实现了变法强国的理想，政治事业和个人荣誉都达到了巅峰。可是，在他人生中却有一个巨大的污点，这个污点——偏偏就是失信于人，这实在让人感到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