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但命运多舛。中国不像日本一个家族可以统治一千多年，也不像欧洲的世袭王族，因为没有传承，也因此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贵族。所以，动不动就改朝换代，而且基本上都是“武装革命”，照老毛的话讲，要彻底摧毁一个旧世界。但是遗憾的是，旧的没了，新的也没有见着，往往还不如前一个。长些的二三百年，短命的几十、十几年，除了开国之君有些作为外，越往后面越出溜，不单治国无能，连寿命都不及普通老百姓。如明代十六位皇帝中，活的最长的竟是东征西战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活了71岁，其次是他的儿子、从侄子手中夺过皇位、也是经常驰骋疆场的朱棣，活了65岁。其他的都不怎么样，整天沉溺酒色、泡妞酗酒，命短早逝。如天启皇帝，才活了23岁，除了木匠活做的不错，治国安邦那是一塌糊涂，自己也弄了个无子断后，搞得本来想死心塌地做好“信王”本职工作的朱由检一下子稀里糊涂地成了崇祯皇帝，跌跌撞撞地苦熬了十几年，最终上吊景山，成了亡国之君。
在普通老百姓眼里，皇亲国戚那可了不得，肯定整天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用东北话讲，是想整啥就整啥，想整哪嘎达就整哪嘎达。错了！露怯了。中国古代虽也搞些世袭的爵位，但除了最正宗的那一血脉以外，整个是一帮“高级囚徒”。以明代为例，朱元璋建成明王朝之初正式确立了封藩制。所谓封藩制，即将自己的诸子和个别宗室封为藩王，让他们率领精兵分驻全国要塞，建立起由皇权直接控制的军事中心。一方面，用以巩固边防，另一方面，用以削弱诸功臣将领的军权，监视各地的文武官吏，运用强大亲藩为屏卫，确保朱氏皇统的巩固。所以，朱元璋将封藩制度作为强化****皇权的一个重要措施。
按照当时的规定，在皇帝诸子中，除嫡长子应被立为皇太子外，其余的皇子皆封为亲王；亲王的嫡长子应继承其爵位，其余诸子皆封为郡王，郡王之下又按世系依次封为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奉国中尉的嫡长子仍袭其爵，其余诸子则称为宗室。洪武初年，曾规定每年赐给亲王的岁禄为5 万石，另有大量的庄田、庄佃和奴仆、仪仗、府第等。到洪武末年，才改定亲王岁禄1 万石，郡王2000 石，镇国将军1000 石，辅国将军800 石，奉国将军600 石，镇国中尉400 石，辅国中尉300 石，奉国中尉200 石。这就保证了不论在权势地位上抑或在物质生活上，朱氏皇族都成为凌驾于一切宗族之上的特殊血统。
但是，朱元璋上述部署并不是一项健全的可以世代奉行的制度，它潜藏着酿成严重****的危机。在皇权与功臣集团斗争中派生出来的藩王实力集团，一度是极端皇权的重要基础。可是，随着自身实力的扩张，藩王们日益不满足于既得的权力和地位，逐渐向统治集团内部的最高权力——皇权提出挑战。早在朱元璋在位的时期，因太子朱标早死，立其的嫡子允文为皇太孙，诸藩王对于这样的继承顺序已有不满，一些实力强大的“塞王”对于皇位已有觊觎之心，以燕王朱棣为首的藩王集团极力要求维护自己既得的权位，最后爆发了名为“靖难”的大规模内战，其结果是朱棣打赢了，成了明成祖永乐大帝。
地位的转变必然引起观念和政治决策的转变。对于封藩制度已经严重危害到中央皇权统治这一点，朱棣是有切身体会的。尽管他在进行“靖难”战役时，力言是为了“保社稷于几危，拔诸王于困苦”，但是，一旦他跻登皇位，便自然集中全力以捍卫最高皇权的利益，势必断然执行削藩政策。
朱棣以后几代皇帝一再加强对宗藩的监视、约束和限制，形成了所谓“藩禁”。对藩王们禁限的内容愈演愈严，愈演愈密，旨在从各方面加以裁抑和钳制。诸如规定：宗藩不得预兵事，亦不许预政事，所有宗室均不许入仕做官，不许从事工商业；两藩王之间非经奏准不得叙会相见，宗室有出城之禁；藩王就封后非经特许不得还京入朝，不得与封地的官府交往，甚至连与宗藩联姻的也不得被选任当京官；藩王不许自置王府的官吏，亦不得拒绝由朝廷派来的王府官。甚至还规定，宗室生子，必须向朝廷请名，名义上是由皇帝赐名。及其年长，又必须向朝廷请婚选配，不准“擅自婚配”。对王府的建筑格式、规模以及衣冠札仪等均有繁琐的具体规定，不准逾制。为严格约束宗室们遵守以上的规约，更主要的是为了严厉打击居然敢侵犯皇权的人，明朝远在凤阳朱家故乡设立了名为“高墙”的特种监狱，专用以囚禁被认为犯禁的宗藩。在狱的经常有数百人。
明代的“藩禁”是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中最苛细最严酷的。这些被称为“天演贵胄”、自诩为“龙子凤孙”的皇族们，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些被圈养在一城之中的“高级囚犯”。从朱元璋至万历的二百年间，朱氏家族的子孙兴旺发达，各支各脉的男性皇族宗室已多达60多万人。广大宗室也是这种“藩禁”的受害者，他们不能像普通老百姓那样去工作，不能施展其才智以对社会作出贡献，除了个别人尚能寄情于文学艺术或医学外，只能形成为一个坐食岁禄的寄生阶层。有些人白头尚不能成家室，有女40 岁尚未能嫁人，而且有时还要受宗人府和地方官的讹诈欺压。明朝规定给予所有宗室一定的“岁禄”以维持生计，谓之为“宗禄”，由于宗室人口日益繁衍，而均仰食于“宗禄”，因此，宗禄的开支逐渐成为国家重大的财政危机之一。嘉靖年间，全国岁供北京的粮食每年定额为400 万石，但当时应支付各处王府的禄米即达853 万石，竟超出京师供粮的一倍以上。此一纯粹消费的寄生阶层，已经成为社会上难以负荷的重负。再加上有些藩王大量掠夺土地，广建庄田，肆无忌惮地残害百姓，宗藩问题已经成为当时社会一大害。明中叶以后相继爆发的农民起义，往往将斗争的锋芒指向当地的藩王，乃是必然的。
在中国古代当男人挺荣光，若是生在皇族，那更了不得。可别忘了，除非你是嫡长子，将来还能弄个皇上当当。其他人别作梦了，外地找个旮旯当“高级囚徒”去吧。皇亲国戚中恐怕最淡漠、最容易引起权力纠纷、进而也最残酷无情的亲情，就是兄弟情了。与那些高级囚徒相比，普通老百姓可能心里气儿顺了一些，毕竟想做官可以参加科举，想赚钱可以做个小买卖，这点自由还有。没准儿哪天老天开眼，保不齐趁乱造个反，也弄个皇帝当当，谁让改朝换代成了家常便饭，不走马灯似地换换，倒不正常了。
2001年2月于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