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市场与人

把劳动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分开，使之受市场法则的支配，实际上就是摧毁所有生命之有机形式，并以另一种不同形态——一种原子式、个体主义式的组织形态——之组织来取代它。

这样一种破坏的企图是由契约自由（******* of contract）之原则的应用提供的。实际上这意味着亲属、街坊邻居、同业关系、信仰等非契约性的组织被扫除掉，因为这些组织要求个人的忠诚，并因而限制了个人的自由。用契约自由这一原则来表示不干涉——如经济自由主义者经常做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惯有之偏见的表现，偏好一种特定种类的干涉，也就是像会摧毁个人间之非契约性关系，并防止他们自发地再形成非契约性关系的那种干涉。

在今日的殖民地区，建立劳动力市场之影响是很明显的。土著被迫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以谋生。要达到这个目的，则必须摧毁他们的传统制度，并防止这种制度再形成，因为，一般而言，在原始社会里个人不会受饥荒的威胁，除非整个社群都处于相同的困境中。例如，在卡菲尔族的村落社会里，“贫困无依是不可能的事：任何需要帮助的人都会毫无问题地得到帮助”。没有任何夸扣特尔人（Kwakiutl）会“面临饥饿的威胁”。“在自给自足为生的社会里没有饥馑这件事”。在印第安村落社群中，免于匮乏的自由是广为人知的，

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句，从大约16世纪开始——这时人文主义者比韦斯（Juan Luis Vives，1492-1540，西班牙人文哲学家，强调归纳法与实验——译者注）提出贫穷的现代观念，在巴黎大学引起争辩——之前，几乎在每一种形态的社会组织下都是如此。由于原始社会没有个人饥饿的威胁，使得它比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更为人道，但是不经济。极为讽刺的是：白人对黑人世界的最大贡献就是教导他们使用饥饿的鞭策力。因此殖民统治者有可能故意砍倒面包果树，以制造人为的食物匮乏，或者将茅屋税加在土著头上，来迫使他们出卖劳动力。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其影响就与都铎时期的圈地运动一样，制造出成群结队的流浪者。一份国际联盟的报告中就以警告的口吻提及最近出现于非洲丛林中，类似16世纪欧洲舞台之前兆景象：“无依者”（masterless man）。在中古欧洲后期，这种人只见于社会之“缝隙”中。然而他们是19世纪之流浪工人的先行者。

今天白人在偏远地区仍然经常从事的——也就是摧毁土著族的社会结构，以便榨取其劳动力——在18世纪则由一些白人为了达到相似的目的而加诸其他的白人。霍布斯之奇特的国家观——国家是一巨大之人间性的怪兽，其身体由无数人类的躯体堆砌而成——如果与李嘉图之劳动力市场的设计（市场中的人数由供应之食物量来控制）相比较，就有小巫见大巫之感。虽然一般学者认为需要有一最低工资的标准，而且工资不应低于此，但这个标准只有在劳工只能选择饥饿或在市场上出卖其劳动力（不管其价格多少）这两者之一时，才会有效。附带提到的是，这也可以说明古典经济学者难以解释的问题，也就是何以只有饥饿的惩罚，而非高工资的诱惑力，才能创造出一运作的劳动力市场。对这个问题，当前殖民地的经验就能加以解答：因为工资愈高的话，工作对土著人的吸引力就愈低，

他们与白人不一样的是他们的文化观念并不驱使他们去尽量赚钱。相似的是早期的劳工也讨论工厂。他觉得在工厂中被贬低而且受虐待，就像今天的原始土著人一样，只有对他们的身体加以惩罚时，他们才会像我们一样地工作。18世纪里昂的制造商提倡低工资，主要就是为了社会的因素。他们辩称：只有一个过度工作与饱受压榨的工人，才不会与他的朋友结伴嬉游，并且才不会逃避个人处于奴隶状态之处境。在这种状态下，不论他的主人要他做什么，他都要去做。像英国之法定劳役与行政教区之农奴制，欧洲大陆之****的劳动警察，早年美洲之定期契约劳动等都是“自愿劳工”的必要条件。其最后阶段都是要以“自然的惩罚”——饥饿——来达成。为了要挣脱那些束缚，必然要先摧毁有机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其成员不会受到饥饿的威胁。

保护社会的责任，起初自然落在统治者身上，他们能直接实行他们的意志。但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却很草率，假定经济上的统治者对人们有利，而政治上的统治者则不然。当斯密在敦促英国政府以直接统治来取代东印度公司对印度之行政管理时并不这么想。他辩称：政治上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有平行的利益，特别是后者的赋税会充实前者的财源，而商人的利益却自然而然地与其顾客相对立。

由于其传统及禀性，英国的地主承担了保护一般人民以防止工业革命冲击的任务。当变迁的浪潮涌至乡村，农业变为一个不稳定之产业时，《斯皮纳姆兰法案》就是建立来保护传统农村组织的护城河，乡绅们因为不愿屈从于工业城镇之需求，首先起来在一整个世纪的奋斗中采取对抗措施，这些奋斗在其后证明已无法挽回局势，但他们的对抗措施并不是完全无效的；它免除了几代人受到摧残，并争取到了时间，以便进行全面适应。

在关键性的40年间，它阻碍了经济的进步，而且当1834年改组后的国会取消《斯皮纳姆兰法案》时，地主们把他们的对抗措施转移到工厂法上。教会与庄园鼓动人们反抗工厂厂主，后者的主宰性地位，使得降低粮价的呼声日益高涨，并因而（间接地）威胁到地租与农产品税之减收。奥斯特勒（Oastler）就是一位“教徒、保王党员及保护主义者”；但更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同样的情形也可见诸其他对抗工厂扩张的斗士们，如萨德勒（Sadler）、骚塞（Robert Southey）及莎夫茨伯里爵士（Lord shaftesbury，1801-1885，为一社会改革家，从1826年以后，在英国国会促成矿坑禁止雇用女工与童工之法令、照顾精神病患之法令的通过，并促成工厂工作十小时制——译者注）等人。但是他们及其信徒担心在金钱上遭受损失，后来果然成为事实：曼彻斯特的外销商人不久就叫嚣着要降低工资，包括更廉价的谷类——将《斯皮纳姆兰法案》废除，加上工厂逐渐增加，实际上已经为1846年的《反谷物法》（Anti-Corn Law）铺下了成功的道路。然而，由于一些巧合的原因，英国农业的破败延迟了一整个世纪。当迪斯雷里借保守社会主义来对抗《济贫法修正案》时，保守的英国地主迅速将新的求生技巧加诸这个工业社会上。1847年之《十小时工作法案》——马克思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所打的第一次胜仗——实际上是开明反动派的杰作。

在这个剧烈的变迁过程中，劳动人民本身却几乎无足轻重，这个变迁之过程使得他们能挨过（比喻地说）大西洋的中央航线（Middle Passage，指西印度群岛与非洲之间的中间航线，其距离较其他航线为长——译者注）。在决定他们自己之命运时，他们毫无发言权，一如霍金斯（Sir John Hawkins，1532-1595，英国航海家，在非洲掠捕黑人，然后贩卖到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为奴而致富，后来帮助维多利亚女王建立海军——译者注）船舱中之黑奴的发言权那么少。由于英国之工人阶级并没有参与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这就改变了英国社会史的发展，并且，不管是好是坏，是如此不同于欧洲大陆之社会史的发展。

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之自发成长，以及这一新生阶级之摸索、疏忽，有其特殊的性质。其真正的性质早已在历史上显示出来。在政治上，英国的工人阶级是由1832年之《国会选举权修正法案》（Parliamentary Reform Act）界定的，这个法案否定他们的投票权；在经济上，英国的工人阶级却是由1834年之《济贫法修正法案》来界定的，这个法案把他们排除在接受救济之行列以外，并将他们与贫民分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些雏形之产业工人阶级仍然

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必须回复到农村的生活及手工艺的生产以得到解脱。在斯皮纳姆兰制之后的20年间，他们奋斗的目标集中在加强推行《工匠法》中有关学徒制的条款，或者采取卢德运动那样的直接行动，以阻挠机器生产。这种落伍的态度在整个欧文运动之期间内一直是一道潜流，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期，当《十小时工作法案》通过，民权运动逐渐消退，以及资本主义之黄金时代开始，才将这种过时的看法去除。直到这个时候，英国之萌芽中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只有当我们了解英国工人在这种模糊状态下所从事之活动时，我们才会看清当时英国将工人阶级排除在国家生活之外所遭受的重大损失。当欧文运动与民权运动逐渐消退时，如果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要在未来之世纪中建立自由社会这一理想的标准看来，英国这时已经变得更贫穷了。

纵使欧文运动之结果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地方活动，它仍然可以被视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所具有之创造性想象力的里程碑，纵使民权运动从未扩散到一些核心人物之外——这些核心人物想出一个“国庆节”的构想来增进人民的权利——但它却足以显示出某些人仍能编织他们自己的梦想，而且能够为一个已经不具人性的社会筹措对策。但事实却不是如此。欧文运动不只是一小群信徒之信仰的源泉，民权运动也并非只限于少数政治上的精英分子；这两个运动实际上包括成千上万的机匠、工人与劳动人民，参与这两个运动的人数之众多，使它们成为近代史上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不论两者的差异有多少，也不论其唯一相似的地方是两者都失败了，但它们却证明了保护人们的对抗市场的必然性是如何从一开始就是不可避免的。

在刚开始的时候，欧文运动既不是政治运动，也不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它代表遭受工厂之打击的一般人的热望，希望去发现一种使人们能成为机器之主宰的生活方式。本质上，其目的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回避。当然，这样的一种解决方案多少是有误导性的，因为这时对资本之组织性的角色以及自律性市场的性质仍然不清楚。但它却对欧文的精神作了最好的表现，欧文断然不是机械的敌人。不管有没有机器，他认为人仍然应该是自己的雇主；机器的问题，可以借合作的原则或“工会”来加以解决，而不至于牺牲个人的自由或社会的团结，也不至于牺牲人的尊严或对其他人的同情心。

欧文运动的长处就在于其灵感是显著的实践性的，而其方法则是基于把人看成一个整体这样的认识上。虽则其针对的是日常生活上的问题，如食物、居住及教育的质量，工资的水平，失业的预防，病患的抚养等，但是它所涉及之问题与这些问题所诉诸的道德力量一样广泛。其信念是：只要正确的方法被找到了，就可以重建人类的生活，并使这个运动的本质渗透到人们心底深处之人格面上。在运动之范围上与之相似的其他社会运动里，很少有像它那样不具学究气息的；由于这种实际的态度，参与运动者对一些无足轻重的活动都赋予特别的意义，以至于他们不必仰赖特殊的教条为行动方针。事实上，他们的信念可以说是先知式的，因为他们坚持要超越市场经济之重建方法。

欧文运动是一种工业的宗教，而其信徒则是工人阶级。其形式与创意的丰富是无与伦比的。在实践上，它是现代工会运动的开端。合作社被创立了，主要是销售商品给其会员。当然，这些合作社并不是一般的消费合作社，而是由热心者所支持的商店，这些商店将营业利润用来推展欧文的计划，尤其是建立合作村。“他们的活动兼具教育性、宣传性及商业性；他们的目标是要以联合的努力来创造一个新社会。”工会会员建立的“工会所”（Union Shops）在性质上更像生产者的合作社。失业工人可以在这里找到工作，或者在罢工时可以在这里赚取一些钱以代替罢工津贴。在欧文式的“劳动交易所”，合作商店的观念已经发展为一种独特的制度。在交易的中心所依赖的就是各种技艺的互补性质，也就是认为如果是工匠们能够提供另外的人的需要，那么就可以把自己从市场之起伏中解放出来；后来这种制度又加上劳动券的使用，其流通更为广泛。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一种措施似乎甚为古怪；但是在欧文的时代，不只对工资的特性不清楚，对银行钞券的特性也不清楚。社会主义与边沁运动之各式各样的计划和发明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不只是这些反叛性的对抗者还处于试验的状态，那些体面的中产阶级亦然。边沁本身就曾投资于欧文在新拉纳克所设之未来式教育机构，并且赚到股息。各种欧文式的团体基本上就是一些组合或俱乐部，以支持合作村之各种救济贫民的计划；这就是农业生产者之合作社的起源，其影响至为深远。英国第一个具有企业组合目标之全国性产业组织是建筑业者公会（Operative Builders’ Union），它企图以下列方法来直接控制建筑业：“大规模建造房舍”、使用自己的货币及发展各种方法来实现“为了生产阶级之解放的伟大组织”。这个组织成为19世纪工业生产者组合的前驱。从这个建筑业者公会及其“委员会”产生出更具野心及团结的产业工会，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拥有近百万的劳工与工匠，分布于该组织之下的工会与合作社之中。它的理念就是以和平的手段从事产业工人的反抗，我们必须记住在这些运动的初期，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重建工人的工作热忱，能了解这一点，这种手段就不会显得矛盾了。托尔普德尔（Tolpuddle）的牺牲者就是属于这一组织在乡村的支部。工厂立法的鼓吹就是由该工会的革新委员会（Regeneration societies）推动的；其后它又设立了伦理委员会，也就是世俗主义运动（secularist movement）的前身。在当时已经充分发展出非暴力反抗这个观念。英国的欧文主义与法国的圣西门主义一样，显示出类似的精神特征；不过圣西门是为了基督教的复兴而努力的，而欧文却是近代工人阶级领袖中第一位反对基督教的人。欧文主义最主要的影响，当然就是英国的各种消费合作社其后在世界各地被人模仿了。但这个运动的主要动力却被人遗忘——或者反过来说，只有它的一些次要措施，如消费者运动，才被保留下来——这可视为英国工业史上对精神力量的最大打击。但是盎格鲁-撒克逊这个民族在经过斯皮纳姆兰时期之道德沉沦后，却仍然能以充沛的想象力及持久力来重振其社会，可以说是拥有无穷之智慧与感情动力。

由于欧文主义强调把人视为一个整体，因此仍然固守着某些中世纪之合作生活的遗习，这可见诸建筑者公会以及欧文主义之社会理想的合作村。虽然它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源泉，但是它的计划并不是基于财产问题之上的，只有资本主义的法律面才基于财产问题之上。它和圣西门主义一样，在碰到工业社会之新现象时认识到机器所带来的挑战。但是欧文主义的特点是强调从社会的角度看问题：它拒绝把社会分割为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因而拒绝只以政治行动来解决问题。接受一个分割之经济领域的存在就蕴涵着承认图利原则，以及承认利润是社会中的组织动力。欧文拒绝这样做。他的天赋使他认识到只有在一个新的社会里，人才可能将机器包容到社会体之中。对他而言，形势之工业面决不只限于经济上（形势之工业面只限于经济上的看法蕴涵了一个市场社会观，这是欧文所拒绝的）。新拉纳克的经验告诉他：在工人的生活里，工资只不过是诸多考虑——如自然环境与居住环境、商品的质与价格、工作的安定性及保有权之安全等——中的一种而已（新拉纳克的工厂与早期的其他工厂一样，即使工人没有工作时，仍然支付他们工资）。但除了这几点之外，要适应这个新社会还包括许多其他方面的适应，如成人与儿童的教育、娱乐设施、舞蹈、音乐以及产生一种环境（在其中把产业人口视为一个整体而达成一种新状态）之高超道德标准的一般假定。成千上万从欧洲各地（甚至美国）来的人访问了新拉纳克，就如它已经以人成功地运转了工厂，并成为人类未来的希望。但如果与当时附近的工厂比较，欧文的企业所付的工资却较低。新拉纳克的利润主要来自在短时间内劳工的高生产率，这要归功于卓越的管理组织以及得到充分休息的工人，其利益要比实质工资之增加所能提供的更好生活更有价值。这就可以说明何以欧文的工人愿意依附于他。从这些经验里他看出必须从社会层面——也就是比经济层面更广的层面——才能解决工业所造成的问题。

虽然他从全面观点探讨问题，但直觉却使他了解到安定工人生活上一些具体物质条件的重要性。他的宗教感使得他反对汉娜·莫尔［Hannah More，1745-1833英国女作家，有才女之名，于1799年成立宗教小册子丛书社（Religious Tract society）—译者注］的实用超验论，以及她那廉价的库存小册子。她的小册子中有一册是赞美兰开夏郡一个女矿工的例子。这个女工在九岁时就被带下矿坑工作，跟比她小两岁的弟弟一道推煤车。“她欢悦地跟着她的爸爸下煤坑，将自己埋在堆里，并在稚嫩的年纪，不用她的性别差异为借口，而与其他矿工一道工作。他们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对社会却有极大的贡献。”她的父亲在一次矿场变故中，当着小孩的面被杀害了。于是她就去申请一份佣人的工作，但由于她曾当过矿工，许多人对她有成见，因此无法申请到工作。幸而她的苦难与耐心受到人们的注意，有人打听她的下落，使她成名并得到工作。这本小册子归结道：“这个故事可以教谕贫民：只要他们愿意强迫自己工作的话，就必然有机会独立自主，没有任何难以克服的困境，使人们找不到受尊敬的工作。”莫尔姐妹们喜欢和饥饿的工人一道工作，但对他们所受到之物质上的痛苦却不感兴趣。她们解决工业化所带来之物质问题，只是用她们的宽宏度量，给予工人一些空名与地位。莫尔强调她故事中女英雄的父亲是社会上有用的一分子，而他的女儿也受到雇主的公开称赞。莫尔相信在一个实际社会里只要有这些名誉上的报酬就不再有什么需要了。欧文对一种基督教表示轻蔑——这种基督教放弃了主宰人类世界的使命，并且宁愿去赞美莫尔所描写之女英雄所得到之虚幻的地位与名声，而不愿去面对《新约》以外的一些令人震惊的真相，不愿去面对人在一个复杂社会中的生存条件。当然，没有人会怀疑莫尔对她自己之信念——穷人如果能默认他们艰苦之生存条件的话，就更容易转向宗教的慰藉，她坚信这正是使他们得救并且使市场社会顺利运转的方法——的真挚性。但是上层阶级所依以为生之悲天悯人的基督教空壳，如果与工业宗教的创造性相比，却是非常贫乏的，后者的精神已经是当时一般英国人用来拯救社会的工具。但是，资本主义仍然有前途等待着。

宪章运动（1837-1848）所诉诸的是如此不同的推动力，在欧文主义失败后我们几乎已经可以预料到它的出现，以及它一些成熟的步骤。宪章运动纯粹是一种政治性的努力，试图经由立宪的途径影响政府；它企图对政府施加压力是合乎改良运动之传统路线的，并且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宪章运动提出六点方案，要求给予全民投票权。但是这个扩大之投票权方案所遭到的敌对态度（它在1/3世纪内不断被改良国会否决）、宪章运动者在群众之支持下所使用之强制力量，以及19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分子对全民政府的厌恶态度，都证明对当时的英国中产阶级而言，民主是一个陌生的观念。只有当工人阶级接受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则，以及工会将工厂的顺利运转视为它们的主要关怀以后，中产阶级才会将投票权给予一些工人；这已经是在宪章运动消逝很久以后的事了，而且是在中产阶级确定工人不会尝试着用投票权来达成他们自己之任何想法以后的事了。从生存之市场形式的扩散这一个观点来看，这可能是正当的，因为这有助于克服工人残存之有机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障碍。另一个全然不同的任务是重建一般人的生活（他们在工农革命中生活是无根的），以及引导他们回到一全国性的文化中。这是未做的。在将工人阶级要求分享领导权的能力摧毁殆尽以后，再给予他们投票权，已经不能弥补这个创伤了。统治阶级已经因为把强硬的阶级统治延伸到一个文明的形式——它要求全民在文化上与教育上的一致，以避免不良的影响——而造成了错误。

宪章运动是政治的运动，因而比欧文主义易于被人了解。但是如果我们不参考当时其他情况的话，我们仍然难以认清这一运动的情绪与广度。1789年与1830年的****已经使革命在欧洲成为家常便饭了；在1848年巴黎****之前，柏林与伦敦就已经有了预兆，只是其时间上的准确性不像社会****那样，而更像市集的开放，“接踵而来”的革命发生于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与意大利的一些城镇。当时伦敦的情势也很紧张。每一个人（包括宪章运动者在内）都预测会有暴力事件发生，以迫使国会将投票权给予人民（当时只有15%的成年男子有投票权）。英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1848年4月12日那样，全面调度各种武装力量以准备保卫法律与秩序。成千上万的人被任命为保安人员，以便在那天用武器来对付宪章运动者。但是巴黎大革命的火花来得太晚了，因而无法引导英国的民众运动达到胜利。到巴黎大革命时，由《济贫法修正案》及饥饿之19世纪40年代所激起的反抗情绪已经逐渐消退了；高涨的贸易浪潮提高了就业的机会，而资本主义的成果也开始出现了。宪章运动被和平地解散了。国会甚至拒不受理他们的请愿，直到后来下院才以五对一的多数否决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徒劳无益地搜集了成千上万的联署签名。在徒劳无益的挣扎之后，宪章请愿者规规矩矩地做个守法的公民。他们的运动在获胜方的讥嘲下消失了。英国人民试图建立全民民主政治之最大努力就这样结束了。一两年后，宪章运动已经全然被人遗忘了。

工业革命在半个世纪后出现于欧洲大陆。那里的工人并不是因为圈地运动而离乡背井的；而是由于高工资与城市生活的引诱，使得许多半农奴似的农业劳动者抛弃了庄园而移居到城市里去，他们在那里与传统之较下层的中产阶级合流，并且培养出一种城市的格调。他们不但不觉得是沦落了，反而觉得在新环境中高升了。当然他们的居住条件仍然很低劣。直到20世纪初期，酗酒及****在下层城市劳工之中仍然很猖獗。然而英国之手工业生产者或者有过显赫祖先之地主和斯洛伐克或波美拉尼亚（Pomerania，东普鲁士的一个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归入波兰——译者注）的农业劳动者是不能相比的，前者在道德上、文化上堕落，在邻近工厂之贫民窟的泥沼中陷入无望的沉沦，后者则在一夜之间就从定居之农奴变成现代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一个爱尔兰或威尔士的短工或西部苏格兰高地地区的居民懒散地走过早期曼彻斯特或利物浦的小巷时，可能会有相似的经验；但是英国自耕农的儿子或被逐的佃农并不感到其身份提高了。但是当时欧洲大陆新近被解放的农民不但有很多机会晋升到工匠或商人之较下层的中产阶级，而且保有他们古代的文化传统，但是当时社会地位在他们之上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与他们的处境是相同的，几乎被从实际的统治阶级中逐出。在反抗封建贵族与罗马教廷这一点上，新兴的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这两股力量密切联合。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将这两个阶级缝合起来，以共同打击极权主义与特权阶级。但是英国的中产阶级，不管是17世纪的乡绅与商人，或是19世纪的农民与贸易者，都能单独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即使在濒临革命边缘的1832年，英国中产阶级也不必仰赖劳工的支持。此外，英国的贵族阶级不断吸收新兴的有钱人，并扩大社会阶层的顶端阶层，而欧洲大陆的半封建贵族却不愿让子女与中产阶级的妇女通婚，而且由于欧洲大陆的贵族缺乏长子继承制，因而将他们与其他阶级分隔开来。因此，在欧洲大陆，迈向自由与平等的每一个成功的步骤都使中产阶级与工人同蒙其利。从1830年（如果不是从1789年）以后，欧洲大陆的传统就变为工人阶级帮助中产阶级为对抗封建制度而奋斗，只不过——就如一般所知的——到后来却由中产阶级骗走了胜利的果实。但不论工人阶级是成功或失败了，他们的经验都增强了，并且他们的目标提升到了政治的水平。这就成为所谓的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城市工人阶级具体化，他们从经验中学到如何使用其工业的力量与政治的力量作为政治武器。而英国工人在工会运动中，却经历了完全不同的经验，包括工业行动上的战术与战略，并因避免涉及全国性的政治而得利，中欧的工人则变为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者，惯于讨论国家大事——诚然，他们关心的主要仍然是与自身利益有关者，如工厂法与社会立法等方面。

如果说英国与欧洲大陆在工业化过程中相隔半个世纪的话，在建立国家之统一这一点上，两者的差距更大。直到19世纪后半叶，意大利与德意志才完成国家的统一，一些东欧小国则在更晚才达成统一，而这在英国已经是几个世纪之前就完成了的。在这些建国的过程中，工人阶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就更增长了他们的政治经验。在工业时代，这种过程自然包含社会政策在内。俾斯麦经由一个社会立法的划时代计划来统一第二帝国。意大利的统一则由于铁路国有化而加速。在种族大杂烩的奥匈帝国，皇家本身不断呼吁工人阶级支持中央集权与帝国的统一。在这些地区，社会主义政党与工会也经由他们对立法机构的影响，找出许多有利于产业工人的空隙。

唯物论的偏见模糊了工人阶级问题的轮廓。英国的作家不能理解：何以早期资本主义在兰开夏郡的情况会给欧洲大陆的观察者如此恶劣的印象。他们指出，在中欧许多纺织工人的生活水平比早期英国工人更低，而且他们的工作环境与他们在英国的伙伴们所面临的一样差。但是这样的一种比较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区别：工业生产提高了欧洲大陆工人在社会上与政治上的地位，而在英国工人的地位则下降了。欧洲大陆的工人没有经历过斯皮纳姆兰制时期之可耻的赤贫化，他们的经验中也没有类似《新济贫法》的煎熬。他们从农奴变为——或者说高升为——工厂工人，而且很快就有了投票权并参加了工会。因此，他们得以避免像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接踵而来的那种文化灾难。此外，欧洲大陆是在新的生产技术之适应已经变成可能时工业化的，这得感谢英国社会保护之方法的仿效。

欧洲大陆之工人所需要的保护并不是以工业革命之冲击——在社会意义上，在欧洲大陆并没有这个问题——为背景的，而是针对工厂的一般状况与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他们主要是借立法之助来达成目的，而英国的工人则比较依赖志愿性的组织——工会——以及工会独占工人的力量来达到相同的目标。相形之下，欧洲大陆的社会保险就比英国更早实行。其差别可以从欧洲大陆之政治的转向与劳动群众较早得到投票权这两方面来加以解释。虽然经济上之强制性的保护与志愿性的保护——也就是立法与工会运动——两者之间的差异易于被高估，但这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在欧洲大陆，工会是工人阶级之政党的产品；在英国，政党却是工会的产物。在欧洲大陆的工会主义多少有社会主义的色彩，在英国，即使政治上之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仍然是工会运动的。因而，英国的全民投票加强了国家的统一，但是在欧洲大陆却时而有相反的结果。皮特与皮尔（Sir Robert Peel，1788-1850）、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与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等人的疑惧——民众政府包含着对经济体制的威胁——是在欧洲大陆，而不是在英国，成为事实。

就经济上而言，英国及欧洲大陆的社会保护措施产生了几乎完全相同的后果。它们达成了预期的目标，也就是为了保护生产上的劳动力因素，而阻挠了市场的运作。照古典经济学的看法，只有在工资随商品价格一齐升跌时，这个市场才会发挥作用。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一个主张意味着：工人不应有稳定的收入、不应有职业上的保障、随时要被任意踢开、完全受市场价格之起伏的支配。米塞斯（L.von Mises）公平地指出：“如果工人不按照工会运动者的要求行事，而是按照劳动力市场之动向而减少他们的要求或改变他们的居住地与职业的话，那么他们都必然会找到工作的。”这段话概括了基于劳动是一种商品这一主张之经济体制的立场。商品本身无法决定在什么地方被卖出，卖出去做什么用，在什么价格下被卖出去，以及如何被使用或废弃。米塞斯这位首尾一贯的自由主义者继续写道：“人们未理解的是：工资的缺少是就业的缺少之更为恰当的说法，因为失业者所失去的并不是工作，而是工作所带来的收入。”米塞斯是对的，虽然他不应该自认为这是独到的；在他之前150年，惠特利主教（Bishop Whately）就曾说过：“当一个人乞求工作时，他所要得到者不是工作，而是工资。”但是，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失业，是由于政府及工会两者的政策将工资抬高到无法与现有劳动生产率保持和谐的水平”这一技术性的说法，倒是正确的。米塞斯问道：如果不是工人“不愿意在劳动力市场上，就他们的劳动力所能取得的工资而工作的话”，那怎么会有失业的人呢？这些分析使得雇主对流动性劳工与伸缩性工资之需要的真正意图变得很清楚，也就是认为在一市场中，人的劳动力应该被视为一种商品。

所有社会保护措施的最终目标都是要摧毁这样的一种制度，并且使之无法存在。实际上，劳动力市场只有在符合下列条件时才能发挥其作用：它必须要有特定的工资、工作的条件、标准与规范，以保护劳工这种商品的基本人性。如果辩称社会立法、工厂法、失业保险与工会等并没有干涉劳工的流动与工资的升降，就意味着这些保护措施在目标上完全失败，因为它们的目的正是要干预人类劳动力的供需法则，并使它脱离市场的常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