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地皮钱”、“刮地皮”，这些千百年来最能惹中国农民切齿痛恨的恶名，就这样在人声鼎沸中强加给了我哥。一夜之间搞得他声名狼藉颜面扫地。那两方的领导一个劲儿地扼腕叹息，说“实在意想不到”。我当时如果在场，再有现在这么一大把年纪，我肯定会骂他们“老奸巨猾，无耻至极！”可我哥当时确实是年轻得太很了，出了这样子的“意想不到”，居然还寄希望于他们出面转环澄清问题。面对如此幼稚的不能再幼稚地布尔什维克，于是只好又有了个“二分钱问题的说明会”。“说明”的结果当然是更加说不清。因为会场内外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都是无良小人的质问、反问，污蔑谩骂和人身攻击。有人用竹竿挑着一缕麦秆当稻草让我哥捞；有人招摇着一个红色破裤衩，质问我哥认不认得是那个女戏子的。眼看着我哥再一次陷入重重包围，像个落水狗似的想从哪里上岸都爬不出去了。那两方的领导迅即起身，说是赶快去叫人。等他们带着武装部的人再回来时，我哥已倒在了血泊中。头上套着那只红裤衩，显然是想让他挨打的时候看不清，以后也永远说不清。
我哥南跑北奔终于混入新生的公社革委会时，我爹着实窃喜了一阵子。因为他从青年委员干到大队长任上后，也是刚刚被打倒。眼见得有出息的儿子一步登天出人头地，万人大会举拳头喊口号都听他一个人的，心下不免奢望仰仗儿子东山再起。直到我哥奄奄一息地被人用板车送回家后，他才老泪纵横追悔莫及，说咱们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呀！说咱们认命吧，甭再让晃悠在脸前头的胡萝卜牵着走了。既然革命队伍里难有咱这一户，也甭强求了，安生着稳地种地吧。从此以后的岁月里，他再也不放我哥出去。他自己也从热衷于领导别人种地，变成自己默默无语地种地。
我哥缓过气来后，也悄没声地远走他乡，说是再也不想什么革命队伍了。因为那时最为流行的斗争方式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他终于明白自己远远不是那帮人的对手。如果不想再被“踏上一只脚”，只有赶快走。出去之后他曾流落徐州、芜湖，还曾帮马陵山游击队挑过几回横幅打过几回旗，后来在不断升级的武斗声中一路向北，在离中苏边境不远的一个地方每日垦荒造地，骑马射猎。不出两年，已经出落得像个野人似的。如果不是那个女戏子闻讯之后千里万里地去找他，估计他这辈子就一直都是反思了。
我姐在我哥醉心于造反夺权头脑发昏时另辟蹊径，借着大串联时坐车不花钱去了西藏。我爷爷对她当然又是几番语重心长谆谆教诲。后来我那个西藏奶奶的女儿从中作伐，将我姐介绍给了某个边防哨所的一位排长。从此她在雪域高原落地开花，做起了心无旁骛的压寨夫人。两次中印边界争端后，她的郎君立功受奖，晋职荣升。她也堂而皇之地办了随军手续，然后一路相随着从哨所到军营，又从军营到了兰州。
说来说去，其实我要说的是，我们家人的命其实也没有真就捏在自己手里。也是整天被捉弄得灰心丧气的。想干的好事干不成，想避开的困苦又绕不过去。“三个窝窝头就是三个窝窝头，多一个也没有”，肖婵荣母亲的叹息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叹息。她从南国水乡漂泊到北方农村，生了个肖婵荣又依旧“吃”心不改。人人都笑话她娘俩儿没出息，其实自己也未必就能出息到哪里去。我爹我哥看上去胸怀天下志存高远，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为的混碗官饭混个体面。这和肖婵荣吃上馍后又想吃烧鸡的努力争取是一样，只不过肖婵荣是量力而行，他们是不自量力。伤透了这些后我再也不想跟着他们前仆后继，每日睡到日上三竿，夜里冲着大树拳打脚踢。原本对于一切都已心灰意懒，却偏又枯木逢春，硬是被人拉进了革命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