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限一打破，交往立即多起来。有一天她替我买张电影票，又亲自送到家里来。妈妈第一次看到有女朋友来找我，高兴得不得了，又是招待，又是上下打量，弄得她满脸悱红。过后妈妈还象猜中谜语似地问我：“这位女教师是不是姓杨？崇武人？”我奇怪妈妈怎么知道。原来婶婶早打听到我们学校来了一位女教师，常问我：“你看这人怎么样？你也该找个对象了。”我总是回答：不想早结婚，结了婚就想过安逸的生活。况且我自我修养尚接应不暇，哪有心思去谈恋爱。
“一石激起千重浪”，妈妈和婶婶的话，使我想入非非，有了一种新鲜的感觉，说不上是什么样的。总之，整个人的神态全变了，对弟妹比过去亲热多了，走起路来潇洒自信，好似春风长住身边，心里是冷嗖嗖地爽快。在她面前，我言谈举止绝对“标准化”，不敢有半点闪失。然而不安跟着来临，我开始关注她的一举一动，一嗔一笑，担心她已有对象，害怕她看不上我。我原来平静的生活一下给搅乱了。
我们的交往却越来越密切了，有时一块出去散步聊天，有时一同去看场精彩的电影。每天放学我总要等她一块回家，我极力保持这种难得的友谊。我在心里做着甜蜜而苦涩的梦，在纸上写一些自己明白的爱情诗。
可是有一天，不知是别人有意“透露”给我的信息，或是我无意中听到的消息，我知道她已经订婚，对象是个大学生。我开始忧郁苦闷，如同坠入万丈深渊，感到绝望，同时觉得她也在有意疏远我。终于在一次回家路上，我忍不住问她：“你订婚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她开朗地笑了一阵，声称“没有这回事，不要瞎说。”我认定她是不肯说出真话。此后一段时间，我有意显露不凡的抱负，还在她面前故意跟其他女教师谈笑亲热。
然而，她确实是完美的，孩子般的容貌，那么纯真；善解人意的谈吐，令人信赖；温柔有礼的举止，叫我打心里想接近她。我忘掉了自己，身不由已地跟随她，无限崇拜，无限思恋。我又是快乐，又是痛苦。我不敢想到有一天要占有她。我只是暗自欣赏，默默享受。我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单相思，不断给自己制造烦恼。我曾想过，即使她未曾订婚，也不会嫁给我这样一个人。我只能在她离开我，在她快要跟别人结婚时，再向她表白，让她看到这破碎的心，让她知道我爱过她，愿她幸福。只要她知道了，我就满足。只要她和别人的结合不是由金钱和地位构成的婚姻，我就不该前去干扰阻碍。如果她是个朝三暮四的人，我也不会喜欢她的。
可是有一天，还是在一块回家的路上，她突然很靦觍地开口向我“要喜糖”。我明白这“要喜糖”意味着什么，太出乎意料，还从来没有女孩子这样问过我。我不知所措，连声喋喋地说“没有”“没有”。而她似乎在沉思和露出一种痛苦的表情，跟我以前的一模一样。我兴奋不已，夜里一次次回想白天的情景，分析原因，咀嚼她每句话的含义，研究她的举止眼神是不是出于爱的缘故。
也许她在担心我，就象我担心她一样；也许她跟那位大学生的爱情已经失败；也许是别人搞错了。我又觉得她会爱我的，我们的结合是可能的，我不该胆怯。
我翻来覆去，整夜睡不着觉，神奇的梦幻一幕幕闪现：我开始考虑着怎样对她表白，想着她把爱情交给我的一瞬间，甚至想到布置新房，想到举办婚礼……我恨不得把一颗烦躁的心立即抛了出去。
我重新回到苦恼不安的日子里。她却照样轻松，时常微笑着，无论什么事从不气恼。我们也还象往常一样亲密，只是我始终不敢对她说出心里话，我担心这一说就可能把一切都失去。我得到的已经不是快乐，而是深深的忧虑，我的精神快支撑不住心头的重压。我决心尽早摆脱烦恼，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不能被爱情牵制住。我准备用一封信来探求爱的回答。
谈不上是一封“情书”，倒是一封彻头彻尾的“诉苦”信，倾诉爱慕她的痛苦，倾诉得不到答案的烦恼。我没有勇气当面把信交给她，而是偷偷地放进她办公桌的抽屉里。
第三天她交给我一封回信。我已料到是怎样的回答，心里十分平静，不想马上打开来看。自从我把烦恼交给她，心里就轻松多了，我坦然地等待事情的结局。
她在信中感谢我对她的友爱和热心帮助。说她一直把我当成是好朋友，好同事。她那天问我的话是无意的，又说她确实没有订婚，但有一位男朋友，还在大学念书，可以说是她将来的爱人。她希望有机会我们能互相认识。最后当然是委婉地拒绝。
我深深地舒出一口气，象卸下一付艰苦的重担。我可以无牵无挂地继续追求我的理想，这只是旅途中一段生活小插曲，我本来就不该有这样的爱情，我太可笑，太认真了，这完全是一种“单恋”。对我也许是有生难忘的“初恋”，十分纯洁神圣，我绝对没有错。她也无可指责。我终归是以理智战胜情感。
也许我没有把爱情当作唯一重要的事来办，也许我不够“自私”——大家都说爱情是自私的。在爱情面前我还是缺乏自信心，没有勇气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去跟“情敌”“竞争”。有时我也确实佩服那些在爱情婚姻上，敢于“穷追猛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
这以后的几年我又是孤单和寂寞的，已经有点衰老。我也想过要是早点结婚，也许不至于这样。可是每当妈妈给我提亲，我就害怕，总是加以拒绝。我担心对方是一个庸俗的人，和我毫无共同之处，万一将来我的地位有了变化，她是否能给我带来幸福？我也担心她是一个理想的人，一个如同我有远大抱负的人，而我依然默默无闻，她是否会把我抛弃？因此我一心只响往着大学，以为只有考进大学，才能找到称心的爱人。
1964年上大学彻底成为泡影，我又被发配到“边疆”，我的将来不会再有重大的变化，我的爱情婚姻离不开这里的现实，我只好听从家里的意思，让天意来安排我的终身大事。
第一次接受母亲给我介绍的对象，还是一位高中毕业生，在乡下供销社当售货员。我想有一定文化该会好相处，将来教育子女也可以明智些，就答应去“相亲”。
那天傍晚，我刮好胡须。母亲还要我换一件新衣裳。我觉得太别扭，不同意。父亲只是望着我笑。他们都把我当小孩子看。母亲自己穿一件走亲戚的衣服，从大门先出去。我和父亲避开邻人从后门走。一路上我极力装得无所谓，还买了一根冰棒想凉一凉自己的心。
到了目的地，我还是紧张起来，进门时差点撞在门槛上，脸上突然涨得通红，手脚有些呆苯，连应答的声调也嘶哑了。还好，对方看电影去，只有她母亲在家。父亲同她母亲攀谈。我在一边静听，我觉得自己的长相可以博得她母亲的好感，才自在起来，有时也插进一两句，免得装傻子。父亲后来说，过一会再来。我们就起身离开了。
第二次走进她家，我有意溜在后面，要是她还不在，就不进去。后来听见父亲招呼一声，就有一个人慌慌张张地跑出来，领我们到客厅去。我猜这一定是她。大家一坐定，介绍人就开始说明来意。我悄悄抬头瞧一下，她正羞答答地望着地板，手里一把扇打得沙沙响。看她这样，我倒胆壮起来，开始思索如何对付“当前的局势”。介绍人尽力说我的好话。我只好也低下头表示害羞，偶而朝她那边看一眼。她一触到我的目光，便迅速转过脸去。我只得到一个模糊的印象。
这样呆坐了近半个钟头，只是介绍人在不停地“介绍”，“介绍”了我，又“介绍”她，“介绍”了她，又“介绍”了我。我觉得这样不好，便看着她问了两句。她不再回避，也看着我，大概也要显示她的“不怕”。最后双方都不能持久，同时把目光移开。父亲建议我们先通信联系。她“嗯嗯”地应着，态度很不明朗。我想冲破这种老式的说亲，热情地道出想好的话：“让我先留个地址给你，好吗？”接着又装着要纸张的样子，她却一点反映也没有。我讨个无趣，只好强装笑脸坐回原位。刺探性的动作失败了，我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还是父亲看形势站起来告辞。我迫不及待地逃出来。
回到家里，已记不起她的模样，连一点值得回味的地方也没有。只因为她受过高中教育，才令我有点神往。
第二天介绍人带来一张纸条，是她写的通信地址。我看笔迹清秀大方，比我写得好，也就肃然起敬，这正是我的短处。我不停地在纸上练写她的姓名地址，此时才隐隐有一点敬意。
家里对这件事十分关心，祖母一再嘱咐要“加紧行动”，说是当今女人不可靠，说定了还要变卦，又说三姨婆也称赞她人品好。真不料三姨婆也知道。原来她就是三姨婆的外孙侄女。我想以后在三姨婆面前可得安分点，让她也替我说几句好话吧！我“加紧行动”，当晚就给她写了一封信。
这第一封信不好写，不知说什么好，写什么合她的意。我想先写些工作忙呀！学习紧张呀！之类的，看她如何回信再说。
一连十几天不见她回信，后来听说她又回家来。母亲建议我们去看电影，并买了两张票，托介绍人拿一张给她，算是约定了。
我吃完晚饭就到电影院，站在门口等了好一会，不见她的踪影，只好独自进去。起初我镇静地坐着，渐渐感到不安，电影已经开始，旁边的座位仍空着。我又想，她会不会坐在另一个角落，故意“考察”我，大概有文化的人喜欢这样。于是我始终保持最佳姿势。可是直到电影结束，还看不到一双热情的眼睛。我怏怏不乐回到家。母亲告诉我，那边回话来，叫我看完电影上她家去。
到了她家，她又不在。我开始不耐烦，到底打什么主意，又不是没受过教育，何必这样躲躲闪闪。我仅仅想通过彼此间的接触，加深一点了解，并非就这样爱上她。不用高抬自己，不愿意就拉倒。母亲不以为然，说等父亲回来再去问一问，同意的话，马上买些糖果花布送去，算是说定了。我强烈反对，这老一套怎么用到我身上来了。
后来对方表示要求入赘，说是她家没有男的，只这么一个女儿。我想是个借口罢了，这种人希望真正的爱情，又害怕生活的艰苦，最终还是迁就于金钱物质的需求。我不外是个小学教员，每月薪金二十八元，在她眼里大慨还不够条件。她顶多从外表上喜欢我，一接触现实就怕得要命，下不了决心。我断然拒绝，倒不在乎风俗习惯，而是这明显带有一种交易。
不知不觉又一年过去，这一年中母亲仍在为我的婚姻着急，到处央人给我介绍对象。我一方面不敢信任他们的介绍，他们看中的人，怎会合我的意？我也不愿四处张扬惹人褒贬。另一方面想到自己年龄不可饶人地增大，既然不想打一辈子光棍，能早点了却这椿心事，也省得分散我的精力，说不定好的婚姻还能帮助我更加努力，因此我也不大阻拦他们。
可是有一次，母亲介绍了一个仅小学程度，又没有工作，而对方还嫌我近视，嫌我工资低。我感到受莫大的侮辱，难道我是个没人要的东西。母亲简直把我当成销不出去的处理品，硬要塞给人家。人家是越发怀疑的。
1965年秋的一天，母亲又写信到学校叫我回来，说有事商量。我猜到八、九分。到家时，母亲又不说什么，直到我要出去，才把我叫住，拿出一张女人的照片，说是初中毕业，在工厂当临时工。我看照片里的人不怎么样，也就不放在心上。母亲问我同意不同意。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把照片还给母亲就走出家门。
从街上回来，母亲却告诉我，晚上就要到表姑家跟照片上的女人相亲。我感到为难，不知对方啥样人，甚至不知她叫什么，怎么好随便去“见面”。不够形势已迫使我只能听母亲的安排了。
见面就见面，我不以为然，已经有点习惯，不再对镜照看仪表，也不感到紧张，还故意过了约定时间才从家里出发。到了表姑家，一进门就看到一位陌生女子含笑着从凳子上站起来。我也不打话，就在表姑为我搬来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眼睛瞧着地板，象在想心事。我看她的脸比照片好看些，可惜胖了点，不是理想中的苗条姑娘，不能一见钟情。
我从容坐着，屋里还有母亲，表姑和媒人。媒人一再提醒我跟她谈话。我不知从何说起，还是老办法，建议今后通信联系，当着别人的面是谈不出什么的，信里却可以冷静思考该说些什么，也可以从信中看出她的才智，了解她对生活，对爱情婚姻的看法。我写了一张学校通信地址给她。她也十分乐意地写一张给我。
媒人提议我到女方家里走一趟，说是认识一下路，以后好去找她。母亲说这样好，先交朋友吧！
到了她家，一时投到我身上来的目光，有探索，有揣摩，有审视，也有好奇看热闹，一些人在房门口跑来走去，探个头又不想进来，嘁嘁喳喳议论着，好不尴尬。媒人不知跑到哪里去，让我一人傻坐着，象尊模特，让她们一一来参观。
接着又要到我家里来，一群人拥着她，浩浩荡荡地陪着，却叫我跟她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尽让她们搬过来，弄过去地叫一帮亲友来品头论足。想不到我这个爱情上的幻想家，竟落到这地步。
最后媒人拿出两张电影票，让我们俩一块去电影院。这是当年最流行的约会行式，在那里既可挨得很近，又不被人猜疑，可谓最佳的谈情说爱场所。
电影是好看的，革命者在斗争中牺牲了，坏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下场，这跟以往的公式不一样。我看着看着，竟把身边的她给忘了。直到电影结束，没有跟她讲过一句话。她也够可以的，始终不敢先开口。我打算电影结束后邀她去散步，那时也许可以谈一谈。
不料，我刚走出影院门口，就遇见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同学，只好装着毫无牵挂地跟他谈了一阵，却把她给丢了。等到我回头去找，她已经不见了。
回到家里，母亲焦急地等着，问我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可是当我再拿起那张照片来看，已经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不象看电影明星的照片那样，感到抽象和遥远。
第二天回到学校我就赶快给她写信。可是等了一个多星期，她才回信来，却是委婉谢绝，说她程度低，配不上我。我猜想一定是那天晚上怠慢了她的缘故，但也不想解释，只怪多此一举。想到过去的包办婚姻多少有点好处，可以使男女双方省掉许多烦恼，无需承担求爱的焦虑和失恋的痛苦，光是等候对方来信，就是一件烦死人的事，何况还是失望的信息。
然而却真有这种包办婚姻。不久母亲又给我介绍一位，也是初中毕业生，在化工厂做工。对方的母亲十分“爽快”地说：“你们的人我没有意见，我的女儿也最听我的话，同意就下聘礼订亲，用不着让他们见面，通信什么的。”这实在又可笑得很，我当然不能同意。
婚姻问题，成了我当时精神上沉重的包袱。这种负担不是我个人的迫切要求，而是别人造成的。邻居中比我年轻的小伙子都已结婚，当了“爸爸”。许多人以奇怪的眼神看我，好象过了大家认定该结婚的年龄，就成了没人要的光棍。有些人开始议论我找不到配偶是因为怎么样了。我也总觉得有尖嘴巴的女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吃吃地发笑。我个人倒无所谓，这种“本事”吓不倒我的自尊。可母亲整天为我的婚事愁眉苦脸，唉声叹气，那才叫人受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