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送走张六，陷入了沉思之中。他当初任用孙春斌为财政部商贸司司长，沈白为外贸司司长，看中的就是二人及其家族在商界中的影响力。刘震曾构想成立一家官办商行，通过贸易积累财富，可苦于没钱做第一笔投资，所以就将方案搁置了。
自己怎么没想到开一家银行，以钱生钱呢？自己是辽东的伯爵，有辽东的征税权，可以拿辽东的征税权和所有土地做信用担保啊！刚刚赵六送来三十万两银子，三万两给了赵六做佣金。剩下的二十七万两，就拿出十万两留作新军和辽东六部的日常开销。剩下的十七万两，就作为自己开的第一家银行的储备金吧！
通过银行，可以吸纳储蓄。有了存银之后，便可以拿这些银子建立官办商行赚钱。还可以贷款给那些小商人，大力发展辽东商业。商业发展了，收的税也变多了。这可是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良性循环。
刘震立即叫来孙春斌和沈白。
孙春斌一进门，便对刘震抱怨道：“伯爵大人，我们商贸司的人都快闲出病来了。商贸司已经成立一个多月，您却还没有给我们派任何差事。”
沈白也说道：“伯爵大人，我们外贸司也是一样。属员们都说，整天不做事白拿着薪俸银子都有些过意不去了。”
刘震笑道：“二位莫急，我现在就有差事派给你二人，具体细节嘛，还要跟你们讨论一下。”
孙春斌说道：“伯爵大人有任何事直管吩咐就是。”
刘震谦虚道：“我是粗人，对经商一道一窍不通。你们二人都是世代经商，我还要多向你们二位请教。”
沈白说道：“伯爵农工商，士为首，商为末，几千年了都是这样。我们身份卑微，能为伯爵效力已然是对您感激涕零了。”
刘震一摆手：“什么商为末？没有商人，经济就运行不下去。经济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力，我看今后要慢慢转变几千年的老观念，逐步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
刘震说的话让孙春斌和沈白眼前一亮。要知道，明代重农抑商。商人即便再有钱也是下等人。大明律甚至载有明文，禁止商人穿绫罗绸缎。
刘震说：“我现在想建立一家钱庄。不知道二位觉得可行么？”
孙春斌道：“大人想要建立钱庄？我看可行。一来嘛，钱庄经营，信誉是最重要的保障。信誉好，钱庄可以日进斗金，信誉差，钱庄不会揽到任何生意。大人您是远东伯爵，信誉上自然有保障。”
沈白插话道：“我替孙世伯说这二。二来，钱庄的信誉是建立在实力之上的。大人您是远东的伯爵，整个辽东的赋税和土地都是您一人的，实力上自然是没有问题。”
刘震点点头：“这么说，你们二位觉得可行了？”
二人点头称是。孙春斌又说：“大人，钱庄一旦招来存银，最忌讳的是把银子放在那里发霉。钱不拿去生钱，光是支付给存户的利钱，就能让钱庄倒闭。”
刘震说：“孙先生说的是。对于存银的用途，我有两个大方向，一是投资，二是放贷。投资一项，我准备建立一家官办商行，拿钱庄的存银做本，从辽东、朝鲜采购大量皮货、东珠、人参等特产贩往天津卫和日本等处。放贷一项，我准备将贷款放给那些有着良好信誉，却缺钱周转的商人。这样，可以起到发展辽东商业的作用。”
沈白说道：“大人，您要建立官办商行，这是好事。把辽东的特产运往天津港，的确可以获利良多。不过您说要将货物运往日本，却是大大的不可行！日本对我辽东商人向来盘剥甚重。我家是做远洋贸易起家，现如今的日本港，只要是咱辽东或者大明其他地方的商船进了港口，便要征收近一半的关税！不交关税便以走私论处！”
刘震心中暗想，大明跟日本签过不平等条约，条约中规定，日本货物运送到大明不收取任何关税。而日本那边，大明的货物运过去则要征收一半的关税，大明一年因此不知道有多大的贸易逆差，日本一年又不知道因此赚到多大的贸易顺差。更不知道大明每年要有多少白银外流到日本。
刘震对沈白说道：“这不是问题。别忘了，咱们虽自己心中明白自己是大明的臣子，可暂时还是披着罗刹的皮！我是罗刹的远东伯爵，商行是官办，便是罗刹的商行。如果日本方面胆敢对我们课以重税，那我便让沈阳的谢尔盖去和日本人交涉。”
孙春斌对沈白说：“沈世侄，咱两分分工。我在辽东收购货物，你负责协调船只外运。”
沈白说道：“没有问题。”
刘震又说：“钱庄和商行虽是官办，我却打算使用股份制。另外名字我也起好了，咱们是在辽东办钱庄，银行是西洋人的说法，怕当地百姓不懂，就别叫什么银行了。就叫复兴钱庄吧。商行起名叫复兴商行。复兴二字，取复兴大明之意。复兴钱庄和复兴商行，归于辽东财政部名下，财政部占六成股份，我个人占三成股份，剩下的一成，你们二人平分，如何？”
刘震可是《资本论》的忠实簇拥。深知商人重利的本性，跟对待赵六一样，他也打算给二人一定的利益以调动二人的积极性。
孙、沈二人一阵推脱，最后同意了刘震的意思。
刘震拿出十七万两的远东银行存票交给二人：“这是开办复兴银行和复兴商行的前期投资。你们两个拿着这钱立即办这件事。”
二人接了银票，孙春斌问刘震：“您刚才提到，要发展辽东商业？”
刘震点点头：“重农抑商是几千年留下来的老国策。不管是谁家的天下，朝廷总是鼓励百姓下田种地。说什么土地、粮食是根本。。。。。。这是制约国家强盛的一个毒瘤。在辽东，在本伯爵这里，这项国策应该改变了。从今天起，我们一切的政策都将围绕重商主义这个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