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贺绍俊《铁凝评传》
铁凝是伴随着新时期文学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从代际划分，她应归属于知青作家一类，但纵观她的文学创作，又与这代作家有着鲜明的区别。无论是艺术观念，还是创作个性，抑或在文学史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她所表现出的是一个独特的个案。她的意义在于给文学史的长廊中塑造出了一系列个性丰满的人物形象，并为文学界提供了诸多关于叙事方式、叙事伦理等命题的思考。
1957年，铁凝出生于北京，1975年，和同时代的知青一样， 18岁的她为响应政治的号召，被安置到河北某农村锻炼。四年的农村生活，使单纯的革命理想在面对社会底层的艰窘困顿时发生了转变，但乐观豁达的天性使然，她并没有多少受时代嘲弄的感觉，这段生活反而给她提供了一种走进底层，观察人性的特殊视角。后来成为作家的铁凝，每当提起笔来，脑海中涌现的便是那一幕幕恬淡清雅的农村场景和一位位清纯可爱的农村女孩，知青生活成了她创作源源不绝的素材。所以她不像其他知青作家一样，以强烈的控诉来表达对时代的憎恶，以声泪俱下的道德训诫来为自己受愚弄的青春讨个说法，而是执着且敏锐地挖掘曾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农村女孩心灵深处的美和善。曹雪芹曾说：女孩子们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正如她的文学导师孙犁擅长描写女孩子一样，铁凝也不遗余力地表现这种“美德”，并创作出曾引起广泛影响的《哦，香雪》和《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尽管随着人生阅历的成熟，洞悉世态人情的力度在不断深化，作品中以揭露和批判为主调的社会理念也日益增强，但铁凝一直没有放弃对纯美人性的呼唤。
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经了三十余年的颠簸与坎坷，在“伤痕”、“反思”、“改革”、“先锋”、“寻根”、“新写实”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旗帜指引下，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作家耗尽他们一生的才情，将所有的悲欢荣辱系于文学。其间，由于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文学面临着来自政治意识形态、市场经济和自身艺术变革的三重挑战，作家队伍分崩离析，经受住考验的已是其中的佼佼者。铁凝早期的作品缺乏波澜壮阔的时代浪潮，也没有错综复杂的宏大叙事，取材多是庸常生活中的纯净瞬间，力求在日常生活中发掘人性深处某些固定不变的美质。谢有顺称她是“发现人类生活中残存的善”。“善”和“恶”人性的两极，铁凝的这种写作姿态，注定要与当时以揭露和控诉为主潮的写作潮流擦肩而过。因为在她成名之初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文学思潮是以启蒙叙事为主的，文学担当的是引领思想、启迪民智、开时代风气之先的重任，而她的日常生活叙事，审美趣味是与当时读者的审美期待不相吻合的，注定她很难进入文学场域的中心。沉寂于文坛名利场中的她，怀着对自身的深度自信和旷达、宽豁的处世态度，坚定守护着文学创作中的真善原则，执着探寻人性中的纯美特质，最终免于同那些与当时节拍相一致的作家一样，遭遇流星般迅疾而逝的命运。
读《铁凝评传》是一场艰难但充满刺激与诱惑的精神跋涉，在跟随传主和作者穿越三十年的文学史中，让我重温了那些激动人心的文学场景，部分补偿了我对历史的认知欲望。“铁凝在人格统一的前提下，保持着自己的三重身份角色：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女性身份。在现有的文化背景下，要使这三重身份，特别是前两重身份和谐统一而不发生异化，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智慧。这三重身份，也给她提供了三种观察世界的视角。” 她的后期作品，将启蒙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两种叙事传统进行了很好的融合，既符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避免了因偏狭、极端、尖锐而成为政治批判的靶子，但也减弱了文体的实验性和革命性。在长篇小说《玫瑰门》、《大浴女》中，她以女性视角对女性自身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质询，对男权社会也作了近似苛刻的审视，以聪慧的心灵感知时代脉搏的律动，以张扬美好人性的方式来遮蔽和对抗生活中的丑陋与污浊。她写出的，是一种人类普遍共有的情感，超越国别、民族和地域，虽烙印着鲜明的民族心理，精神内核却能为全世界的读者共同触摸。这就是优秀的作家在书写人性时表现出来的超越性。
著名学者唐弢曾云“当代文学不宜写史”，认为给活着的人作传或排列名位，容易失之公允。但对严肃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而言，为活跃于文坛的作家写传，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研究策略，无论是资料的收集，还是对文学创作与发展的启示意义，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谢有顺说，一个作家便是一部简明的文学史。尤其是那些曾参与了当代文学深度建构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就是文学史发展的细节呈现，对他们进行共时性的研究，可以为后来者提供真实有效的依凭。本书作者贺绍俊先生是著名文艺理论家，他除演绎逻辑理论外，还原生活细节和刻画人物形象的功力也让人叹服。
（原载《云南日报》2008年9月10日“读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