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3年他就主编了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在这部著作中已经可以看出他力图用“现代性”理论关照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学术眼光，但由于是由八位专家集体撰稿，每个人的思路和理论背景不一致，主编的思路未能贯彻始终，实际上未能完成“从‘现代性’入手来重新梳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变革和转型”的目标，各章节之间也参差不齐。2009年4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晓明独立撰写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许多同行专家对这部著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陈晓明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集中体现，汇集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并且在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下对研究过的和没有研究过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一次完整的梳理，因而也是一个浩大的文艺工程。在这本当代文学著作中，陈晓明终于完成了他在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时没有完成的学术目标和任务。
《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以文学现代性的逻辑来贯穿整个当代文学史，在更为宽阔深远的历史背景中重新整理和展开文学史叙述，使当代文学一直寻找的20世纪的总体性或者重写文学史的整体性，有了一个最恰当的框架。同时，陈晓明认为当代文学植根于现代性的“历史化”冲动是当代文学追求现代性的基本手段，文学的现代性诉求与历史化手段之间形成了辩证与互动的关系。由此形成了一种经由后现代理论反思的现代性文学史观。他在序言中阐述了自己的当代文学史叙述策略：“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方法已经相当普遍的情形下，我们要再保持整体性和目的论的历史观念已经非常困难了。保留住现代性历史理念的基本内容，尽可能地吸收后现代的历史方法，成为一个折中的调和方案。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这个方案显得尤为可贵而实用。在中国当代现有的文学史写作的语境中，这更是一个别无选择的方案。”⑥这种调和与折中的方式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在现代性的建构与历史的解构中相互摩擦砥砺的结果，它与中国当代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共存的极为特殊的社会状态非常吻合。在“现代性”为主导的叙述逻辑中，陈晓明针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差异性，提出了“激进的现代性”这一概念，符合实际地为当代文学进行了历史性的命名。由此，他为中国当代文学作了新的极富解释力的历史分期，既全面历史化时期、超极历史化时期、再历史化时期、去历史化时期。从1942年延安文学开始，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合乎逻辑地走进了“****文学”，它是“激进现代性”在文学领域的结果，而新时期文学也是之前文学的正反向度的承续。确实如陈晓明所言：“现代性与‘历史化’这样的概念，只是让我们可以有规则和有方向去分析和把握那些庞杂的文学现象，从中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整体上的可理解性。”⑦
这部著作在极有说服力地解释庞杂的文学现象方面，有别的当代文学史所不具备的优势，与别的文学史相比，它的包容性更大，许多在别的文学史上被淡化的现象，甚至已经被读者遗弃的作家作品在陈晓明的笔下得以解释。它是否与文学的接受史发生了明显的错位了呢？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这部著作的明显不足是对文学的经典化努力不够。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内，不是要包容过往文学史已经解释过的所有，而应该有所舍弃，有所发现，有所另有新意的解释。至少，《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在有所舍弃方面做得不够。对十七年的文学和****文学不仅应有所舍弃，还应有所发现，由于陈晓明作为批评家时主要关注新时期后的文学领域，这个方面他只能借助既往文学研究的成果，很难再有精力去有所发现。
在新时期领域里，陈晓明以亲历者的身份，在“发现”方面，更为得心应手。比如儿童文学，它从五四以后开始发展起来，五四“人的发现”一个重要内容是儿童的发现。从启蒙主义的逻辑中，儿童文学在文学史上应有更为显著的存在，但却是一个常被中国当代文学史家遗忘的领域。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新时期的儿童文学被陈晓明纳入了关注的视野，尽管范围不足及所占比重不大，由于别的文学史常遗忘，它成为陈晓明著作一个小小的亮点。
也有陈晓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领域，比如它在“后记”中已经坦诚地说明“是个遗憾”的台港澳文学。台港澳文学，尤其是台湾文学至今未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以同一平台的方式论述，不仅是陈晓明所著文学史的遗憾，而是几乎所有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遗憾，在一些文学史中，台港澳文学顶多以章节附坠的方式存在。这样，两岸文学未能在同一个平台整合。好作品未能放射出它更大的光彩，一些经验和教训也被遮蔽了。比如，五六十年代的两岸文学若放在同一个平台上，会有许多新的发现。为什么八九十年代台港文学对大陆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而新世纪后，台港澳文学的在大陆的影响力明显降低了呢？名家、佳作倍出的现象，它与政治的关系、与社会多元的关系也会有新的理解。如何置于同一个平台论述，这需要文学史家的智慧。这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工程，而需要更多的有志者投入。由此可以说，当代文学评论有广大的空间，为什么一些研究者找不到课题呢？
四
陈晓明之所以在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阵营中独树一帜，首先在于他的评论有鲜明的学术性，他有力地提升了文学批评的学术品格。他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不是简单的意义阐释，而是以自己拥有的理论为背景，对创作实践的重新编码，他守护着文学评论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他以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的眼光考察创作的得失，不仅是印象式的，更是学理性的，从作品中流溢出来的审美特质，又被他作为丰富理论发展的佐证，在双向关系中，注重理论发展的当代性和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性。
他的文章针对个体批判的不多，更多是着眼于个体背后的理论整体，看重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建构是对落后秩序的最好解构，只有“立”起来来了，才是对原有的占据压制地位的理论的一种有效超越。“我所理解的解构立场是对起压制作用的历史力量进行质疑，持续不断地与这种压制力量，向这种美学规范霸权挑战，这就构成了先锋阐释的动力。真正的‘酷评’是要敢于向历史的‘巨无霸挑战’而不是骂几个被写作折磨的作家——这种骂不过是小骂，不过是欺辱弱者的行径。”⑧从早期以后现代文化理论解读先锋文学作品，到关注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转型，一种宏阔的理论气象一直贯穿于陈晓明的批评实践中，其基本的理论体系在九十年代中期就已初见雏形，并在后来的写作中不断完善，使其更加系统化，这种对文学批评体系性与完整性的执着追求，使他的文章有了一种扎实的厚度感。
陈晓明的文学评论有明显的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内在渴望。他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西方，他是为数不多的对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运用自如的中国评论家。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尽管没有发生划时代的文学裂变，没有产生高标独立的标志性作品，然而如静水深流的中国文学，在平静中逐渐走向成熟，向着艺术表现的深度和广度迈进。十余年来，随着国家出版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运作方式的刺激，文学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速度，迎来了历史上最为迅猛的时期。每年千余部的长篇小说数量，使众多的文学批评从业者逐渐感到应接不暇和倦怠，一些曾经活跃的批评家游离出了文学批评领域。陈晓明却依然乐此不疲地奔跑于文学批评的前沿，并深入地对它们作学术的研究与提升。作为一位把西方文艺理论作为自己重要理论背景的批评家，他一直关注着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同作家一样，都怀揣着一份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内在渴望。与“文学死了”、“当代中国文学都是垃圾”等危言耸听的论调不同的是，陈晓明对当代中国文学一直持肯定的态度，他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不死的纯文学”！他认为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注重在主体意向非常充分的视角下去展现乡土中国的历史和命运，从中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象，标志着中国的乡土叙事向着作家个人风格和小说艺术炉火纯青的境界行进。例如《受活》表明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秦腔》表明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能够穿透现实、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一句顶一万句》表明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永远的异质性和独异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独异地进入汉语自身的写作，按汉语来写作，汉语小说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早在2006 年他就认为莫言是最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些作品给世界文学提供了许多新鲜而宝贵的经验。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中，陈晓明逐步改变了出道时那种对西方文论全盘接收的姿态，更加注重中国的批评立场和方式，力图在吸收西方理论和审美经验的基础上，对由极富民族特性的汉语写就的文学，作出中国的阐释，对中国作家在更加多元的艺术表达层面上来把握人类的生存经验，进而实现艺术创新，寄予了深切厚望。
纵观陈晓明的文学批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在批评话语方面所作的努力。早期的批评文本显露出对西方文论较为生硬的“套用”，语言艰涩，论述生硬，包括对先锋小说评述的论著，理论先入，作品难免被强行拆解，批评的过程难以感受到饱含魅性的审美愉悦，这在增加了他的批评“知识性”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普通读者的阅读质量。换句话说，他早期的批评是不注重读者定位的，只顾自己的雄辩滔滔，不管别人的云里雾里。九十年代后，他的文章和著作在不减当年理论魅力的同时，让理论成为研究问题的目光，更加注重批评话语的深入浅出，显示了更大的可读性，逐渐走出一条对理论的套用到化用的蜕变与超越之路，显示出成熟的学院派批评的理论魅力。
注释：
①陈晓明：《审美的激变·序》，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②陈晓明：《无边的挑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③陈晓明：《批评的旷野》，花城出版社，2006版，第88页。
④陈晓明：《无边的挑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⑤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史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96页。
⑥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⑦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⑧陈晓明：《审美的激变》，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